从2015年以来，中国国内有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逐渐升温——环喜马拉雅山（trans-）、泛喜马拉雅山（pan-）、次喜马拉雅山研究（sub-），它作为一个研究区位和路径的近期兴起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密切相关。如果从长时限的研究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其实超越了德国学者的丝绸之路观念，正在进行一次“观念造山运动”和“新型时空折叠”。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型的山海经济体（mountain-sea continuum galactic politics）和纵横交互发展（inter-development，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同时在场）策略集束（strategic conclaves），这种架构不只是说，它不断在现实中推进推演，最终将地理区系关系、生物分布、生活方式、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发展阶段等复杂差异都混合进一个有具体时间表的发展方略当中，因而会产生极为复杂的生态和社会效果。而在第三极、横断山、环喜马拉雅山地区——早在一带一路等倡议生成之前，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和人类活动，这些地方正遭遇地球自身演变过程中的大规模生物灭绝。因此，如何将生物灭绝、生态退化、发展次生灾害、破坏性社会动员考虑在任何发展战略之前，成为必要和急迫的研究。
总体来说，对于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和研究应用，应该从高地（highland）视角、未来视角、宇宙视角来看，而不是用“低地社会”（lowland）研究的标尺来重新“矮化”高地的未来可能性。其次，高地社会的研究要创设自己的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目标语境，不能让某个具体学科、具体国家、具体概念牵着鼻子走，中国人尤其要有自己的高地研究问题意识，不宜在某些西方概念下亦步亦趋。
喜马拉雅山脉
陷阱的由来：防止历史遗忘和低地概念影响高地研究议题
环喜马拉雅山的人文研究兴起，尤其是对高地人的研究，和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代表的这类研究者有关。二战以后，东南亚、南亚、环喜马拉雅山高地社会的研究作为“战后知识秩序”的一部分，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生产的知识浩如烟海。联合国系统推进的千年目标、日本的亚洲开发银行、东南亚社会的本土权力意识生成，助推了一个个知识新场域的生成，尤其是地域、族群研究和亚文化研究，经济建设、扶贫、社区发展都需要对特殊地域的特殊族群进行精准研究。亚洲在欧美知识界的战后恢复，需要一个“知识新秩序”。全球化的消费市场体系生成是国际企业系统使用应用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后果。因此，要从这个过程史观来看待有关的山地社会、族群研究以及族群政治动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客观上也需要金砖五国银行和亚投行这类金融工具，而这些金融工具的运行需要投资的软因素分析，也需要进行一种新的知识秩序再造。所谓的环喜马拉雅、大湄公河次区域、泛亚、跨太平洋合作等概念，其实都需要新的知识系统来支撑。
2005年，笔者开始在清迈研究当地山麓社会的逃逸政治，当时旁观了多场缅甸难民为昂山素季组织的政治动员活动。斯科特将喜马拉雅山系以及东南亚、南亚广泛分布的山系视为一个“佐米雅王国”。他生造了“佐米雅人（Zomia）”这一概念，指所有在海拔三百米以上的高地生活的人群，包括从越南的中央高地到印度东北部那嘎人，横亘于五个亚洲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份之间（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局部）等广袤区域。佐米雅人生活区域达到250万平方公里，包括1亿少数民族人口。
其实缅甸的掸邦浪费掉了一个研究山麓社会的好词汇，所有的高地人如果用“山人”（Shan People: A Regime and Political Apparatus）来形容，不知道比斯科特的佐米雅要高明多少。中国的山人还和文人两千年的隐逸文化深海暗河勾连，不仅是山地政权和山匪（modus vivendi）。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这些地方“佐米雅政权”，哪个不联系着西游记“花果山”的权力想象和梁山权力颠覆/谈判系统？《西游记》几乎所有妖怪都有一个山寨洞府，每个洞府的妖怪都来自一个上天权力谱系。斯科特怎么会有时间和精力阅读这些真正的山地社会文献呢？
无奈在全球话语霸权之下，无数聪明大脑在爬梳西方的“音韵训诂小学”。如果说汉式文人扼腕满清精英因为文字狱逃遁到经义之学八股文章，那么如此规模的亚洲社会（包括英语书写能力熟稔的印度学者）集体采用的“辫子学术”姿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这个山地地域“盛产叛逆政权”——逃逸中央集权的山地政治，它被斯科特认为是新的启思分析路径，然而斯科特和利奇哪里知道那个贡萨/贡老钟摆式的权力真正的内在动力源是什么？缅甸在昂山素季上台前后，发生了逃逸政权和中央集权之间的交锋和洗牌，罗兴伽海难和若开邦山麓问题交织，造成海洋政体、山麓政权、平地集权、全球风险社会、美国重返亚洲等问题的交织重叠，也给环喜马拉雅这类所谓新型研究架构带来无穷无尽的话题。有趣的是，喜马拉雅山本就是从海里升腾起来的，那些山峰是固态的海洋。
但是，环喜马拉雅山的研究容易在现实中“就山论山”，以为山地和高地是本质特殊的，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学者从自然地理、植物地理区系、文化体系、语系、商贸网络、人口流动、国际关系、区域和平构建等特殊性出发，开展响应全球化语境中跨区域自然、人文、地缘政治、科技动态元素的研究。这种特殊开始、共性结束的研究进路，实际上是一种“低地陷阱”。
居住在尼泊尔的高山人群
笔者认为，如果要进行环喜马拉雅山创新研究，需要在研究缘起设问、问题域、思维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应用、可能后果、未来进展的全过程进行创新，才能真正找到一个新路径。正如大批研究陆地地缘和陆地政治的人加入了中国南海和海洋的研究，并没有造成一种新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方法，此番的知识阶层高峰集结，同样可能因为低地思维和平原思维，造成另一个难得的重要研究话题退败。
首先，如果是中国学者搞山地研究，最该借鉴的山地思维老祖宗不是斯科特，而是《山海经》。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全部来自山麓，三山五岳的山权确立，家族围绕地理格局的迁徙和叙事，历代帝王拜山封禅、勒石刻碑的操演，何尝不是中国人沿着山海经和禹贡路线执行了数千年的山麓权力生成谱系？中国人的铜权、石鼓、摩崖石刻，哪个不是在山这个介质上书写权力？斯科特之类学者再博学，他们怎么会想到通过研究中国浩繁的（出自山中的）碑帖、石刻来研究山地政治的权力谱系。那些在少数民族村寨被奉若神明的洋专家，怎么知道海南的天涯海角几个景区石刻字，已经显现出了中国人地理权力书写的想象力实质。孙悟空在天边（如来佛手指）的“到此一游”书写，与郑和的海洋书写何其相像；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在楚河汉界的象棋中，完成权力征战的沙盘推演。
看看山海经《中山经》的这些描述：“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可叶，黄华而荚实，名曰箨，可以已瞢”。这哪里是简单的风物志，根本就隐藏着地理标准系统的确立、历史叙述生成、人与物种关系、水文本底调查、自然治理资源本底数据库、公共健康福祉与物产关系（所有的植物、动物、矿物、神话物都可以用来治疗某种具体的疾病，完全是“上古疾控中心应用手册”的样子）等丰富内容。
西藏的《冈底斯山海志》更是有古地质史、古人种志、古文献、古代文学、古代宗教原典的多重意义，对这些山麓本体文献的研究比跟着洋人（包括部分氧/洋化的华人）的研究思路走更有必要，而且应该列为环喜马拉雅山研究的必读书目。
此外，历史上频繁的汉藏互动所造成的西藏治理，特别是1949年以后内地对西藏的援藏和建设能否在时空观、宇宙观、现代性等概念下重新讨论，研究中国和亚洲山水源头型社会失去哪些可能性，以及未来的重大变局。扁平的西方学术和西方媒体多半把所有西藏这类环喜马拉雅山地域的文化蜕化都简单说成“汉化”，而少提西化、现代化这类概念，毕竟汉人并不是西化和现代化原式的创造人，而经常是这些原式的搬运者，最终“为西作伥”。从概念型、范型的角度认知汉藏互动、汉彝互动等高地社会和低地（水利型）社会的互动，就成为研究环喜马拉雅山的核心基础。
第二个层面，造成环喜马拉雅山整体生境蜕化的是人与物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关系的人类政体等本质问题造成的，地球的山地政体、平原政体、海洋政体、数字政体，彼此联通、互相传染，造成许多地方虽然远离喜马拉雅等山地区域，但是那些远在天边的地理生态、文化现象、经济流动、思维方式恰好是决定山地命运的关键。例如，在人类探索地球外在生命等外太空探索的基站，往往设在人迹罕至的山麓地带，数字社会的物理基础和基本物料往往产自环喜马拉雅地带。人类有时不承认，人和山的关系并不是攀爬的关系，而是践踏的关系。珠穆朗玛峰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类登山垃圾就是明证，人类在地表的所有水平下降、垂直爬升、离地飞行等活动，都因为人与物的宰制关系不同，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青藏高原虽然是人类常识中的自然圣境，但是人类还是通过伴随污染的汽车驾驶，来高原朝圣，青海的三江源甚至把各种机车进高原的极限驾驶旅游当成是主流旅游经济之一来设计。
人类许多社会的政治权力曾经都来自山麓，例如冈底斯山是印度、中国、孟加拉、尼泊尔公认的世界源头性的山麓，有关环喜马拉雅山研究和应用的重点其实应该是关系研究，帮助地球人找到一种更具有未来性的人物关系、人际关系、人神关系、星际关系。
第三，从学科关系史上，南美的高地是启发了洪堡建立了整个西方科学体系的“数据原矿”，但是这并没有给南美高地社会带来太多的好处，洪堡的南美考察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寻找自我文化机会、自我价值彰显进而覆盖他者的“知识宦游”（宦游南美的德国“崂山道士”）。启蒙运动原本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洪堡之后，科学主义者在人类纪更加凶残，伴随着他们的吞噬能力的巨幅提升，造成了一个自噬的世界。据说，康德终其一生，活动范围没有超过他家哥尼斯堡为中心的100公里，但是他的书斋几乎涵盖了人类哲思所有重要角落，一个标准的老子式“足不出户而知天下”思维范本。相比之下，洪堡周游了那个时代的所有重要地理区域，并广泛交友：波立瓦尔、杰弗逊、歌德、海克尔、马什等。他被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称为：大洪水后最伟大的人物。但在一个中国知识史的角度看来，他更像是一个周游列国，不断交友和宦游，以建构主义方法建立庞大知识集团的孔子。
中国人所说的“宦游”，指的是四处游山访水，尤其是从山里寻找先知和隐逸的知识，同时拜访和结交各类社会高阶层和机会阶层的人物，试图在展示自己魅力和抱负的同时，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更高、更重要的生态位的行为。孔子身处的世界，整个天下道德和序统都在崩坏，正如洪堡当时看到的生态世界的崩坏和社会秩序的大洪水征兆。孔子的宦游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干预，最终成为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基础精神地理框架，孔子的儒教种子在春秋战国之后，逐渐在汉唐巩固，成为古代中国一统和同一的道德践履、国家治理术、士仕阶层科学主义。走向一统和同一，知识和秩序仰赖某个具体人和具体阶层的擘划，历史在终结，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基本标志，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现代过。人类的思维越发像唾液和消化液，它吞噬了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的本体世界，思维的过程越发像吃和消化过程，以至于整个世界退化为一个口腔内部、大脑延迟感知、数据聚合模拟的感官和味觉地理。
2019年3月，笔者参加了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和中国哲学家许煜组织的高级哲学研讨班，期间斯蒂格勒有关技术的阐述颇能用来解释人类从高地社会获得的滋养，以及最终高地社会所遭遇的诅咒。他说达芬奇的飞行器设计稿纸很美好，那种人类基于不可遏制的天才和丰沛创造力的外化，所产生的智力金花四射；日本人接过这种飞行器制造的梦，于是出现了宫崎骏的《起风了》那种场景，一个飞起来杀人的机器。费里尼经常做梦，甚至和精神分析师合作，把梦境记录下来，拍摄成电影，让自己的梦境自我直接参与现实世界的创作。尼采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这个疯子在梦境作用下，写了一句话能抵得上别人一本书的名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尼采的创造性的梦，被希特勒用来发展他的超人意志和权力意志，最终在人世间造成炼狱魔鬼之境。
这些东西都可归结到普罗米修斯的火隐喻：人类在创世纪之后，无一技可傍身，普罗米修斯盗来火，给了人类一个技术化、外化的工具（还有一种说法是人类糊弄宙斯，用来祭献的肉造假，用脂肪替代，结果被宙斯发怒将火收回，之后又被天神盗取还给人类）。但是人类的这个火工具天生就是破坏性和建设性合一，更要命的是，人类的所有技术都缺乏一个使用说明书，或者说明书被疯子毁掉了。于是“愚蠢”（madness, rêves, reverie，在哲学术语中愚蠢和疯癫不是骂人的话那么简单，全看“胡布里斯”的程度——hubris源自古希腊语，字面意思为过量）的人类不断用一个工具解决另一个工具带来的问题，同时再创造新的问题。这就是思维的“药”性。
我们现在又想从环喜马拉雅山（相比较低地社会的“奥林匹亚”山）上“盗火”吗？
陷阱之一：环喜马拉雅山天体星际主义背后的控制论倾向
2017年3月，我国在海拔5250米的西藏阿里启动了“阿里计划”——全球海拔最高的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建设。项目进展顺利，一期观测仓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据阿里计划首席科学家介绍，该计划将于2020年开始观测，2022年出成果。团队希望给出一张北天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极化最好的天图。在中国的政治治理中，已经有一种超级控制论倾向，将科技的进步与治理术结合，形成techno-governance，这种思维将所有地理学、生态学、植物学、水文学视角下的物理空间和时间绵延都视为一种可调动资源。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写在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科学治理目标——在基础前沿科学领域把宇宙演化列为重点突破之首。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进一步打造锦屏极深地下实验室和西藏阿里天文台，使之成为中国暗物质、暗能量研究的两大“利器”。
在国际同行眼里，过去几年，中国暗物质在直接和间接探测方面的研究开始赶上世界步伐。2014年，中国暗物质实验组（CDEX）利用点电极高纯锗得到了目前该探测器在国际上最灵敏的实验结果，进一步缩小了暗物质可能存在的区域。“粒子和天体物理氙探测器”（PandaX）实验组也于同年公布了一期实验获得的首批数据，对以往国际上所有发现的疑似轻质量暗物质信号提出了质疑。
中国科学家认为应该加强对于暗能量的研究，加大对西藏阿里天文台的投入力度，利用其地理及气象条件优势，率先开展北半球地面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观测，对宇宙原初引力波及暗能量性质进行研究，检验宇宙暴涨模型。自2011年以来，中科院正在建造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主要通过在太空中探测伽马射线、正电子宇宙射线寻找暗物质湮灭或衰变产物。此外，科学家认为我国暗物质、暗能量领域的研究还应宏观部署南极冰穹A的KDUST项目、空间站光学望远镜巡天项目、天籁计划等射电天文项目，尽早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
2005年，笔者作为新华社记者对西藏进行了两个月的人文考察，主题是内陆低地和藏地高原的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存在何种现实意义，并在秋冬之交到达西藏羊八井。与科学的星际主义对应，羊八井地处荒凉的高原藏地，空气稀薄举目荒山，星稠人稀，当地能给外来旅游的还有羊八井温泉。然而在科学星际治理的另一面，坐落于海拔4300多米雪域高原的西藏羊八井还有国际宇宙线观测站——ASgamma实验阵列，迄今人类已知最高能量来自宇宙的光子——伽马射线到达地球，被神秘的“白盒子”成功捕获。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共同主持的西藏羊八井ASgamma实验团队宣布：一些迄今人类已知来自宇宙的最高能量光子——伽马射线到达地球，能量超过100TeV（eV:电子伏特，是能量的单位，代表一个电子经过1伏特的电位差加速后所获得的动能。TeV表示万亿电子伏特，1TeV即10的12次方电子伏特），最高达450TeV，比此前国际上正式发表的最高能量高5倍以上。
羊八井的高度和大气活动十分有利于做宇宙线成分和能谱的测量，尤其是100TeV级以上的超高能宇宙线。因为，海拔高地区大气的遮蔽作用小，更适合探测伽马射线产生的簇射，有利于捕捉伽马射线。此前，国际上探测到的最高能量伽马射线为75TeV，由德国的切伦科夫望远镜HEGRA实验组观测到。有部分物理理论认为，伽马射线不可能加速到100TeV以上。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努力，此次，中日合作ASgamma实验团队发现了24个100TeV以上的伽马射线事例，超出宇宙线背景5.6倍标准偏差。其中，能量最高的高达450TeV。这一发现，标志着人类对超高能伽马射线的天文观测首次进入到100TeV以上的观测能段。物理学家们认为，该成果是人类“揭开宇宙线起源之谜途中的一个里程碑”。
西藏羊八井ASgamma实验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西藏羊八井地区，1990年一期阵列建成并开始运行。后多次升级改造，在银河系宇宙线的探测研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发现。由于控制论思维下的空间应用和时空观，让羊八井分裂成为最接近宇宙起源之谜的超级星际实验室，同时也在地面形态出现最没有创意的“羊八井温泉和石锅鸡”日常生活模式——来自四川的移民用蜀地的烹调方式，将西藏的地理特产和风物旅游化，并用石锅创制了一道遍布西藏的旅游菜石锅鸡。
伽马射线、星际探索、宇宙起源、石锅鸡、林芝桃花、舌尖上的西藏，这种拼盘杂凑的折衷主义最终成为定义西藏发展景观和未来景观的方法论，而这就是典型的“低地陷阱”。另一个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青海的三江源地区，当地在冰川学、植物学、生态学、天文学、水文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具有相当丰厚的自然禀赋，但是无论是西藏还是青海藏区，都没有形成高等级的科研矩阵和实体教学科研学科群。数据库思维和控制论思维，造成全球社会将高地社会视为数据提取和实验基地，但是却没有将其视为建设的本体。因此，青海三江源与其高品质的科学研究禀赋对应的是品质低劣的旅游发展思维、丑陋的地面商业形态、澡堂-桑拿-卡拉ok-饮食及其它融合一体的生活方式形态，这种低地思维造成了当地发展的低地困境和“中等能力陷阱”——在经济富裕和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之后，多半就停滞不前，难以提升发展品级和质量。正如我曾向青海政府发展和旅游部门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青海三江源这么优质的科学资源不能孵化出全球的水科学“常春藤高校”联盟？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数据本底库和知识转化中心？藏区新科学、新工具和新青年为什么不能出现？藏区和高地社会少数民族的年青人为什么少有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数据科学家、基因学家、冰川学家、科技企业家职业形象？多半停留在旅游、文化、宗教、农业、手工业、艺术等“文化永冻层领域”（permafrost cultural strata）？
陷阱之二：环喜马拉雅山的资源诅咒和神话诅咒
什么是资源诅咒和神话诅咒？本文称为环喜马拉雅山高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矛盾：许多山水甚至是文化发展和宗教神话的源头，但是事实上处在极为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当中，例如印度的恒河，越是神话色彩浓重，神话意义重要的地方，就越可能遭遇生态退化和恶化。此外，越是资源发达的地方，越容易受到落后资源利用思维和单一资源开发模式的生态恶果影响，这一点在本人调查的南美高地社会也是如此。
南美的地理辽阔和城乡分离，让人产生一种独特的地理和心理空间格局感受，在里约你能感受到丛林和城市在某个侧面长在一起，富庶和贫穷时常又隔着一层“窗户纸”；在阿根廷的胡回（jujuy）和萨尔塔（salta），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高地社会——海拔3500米以上，这些地方往往隔着一条河或是一条街，就产生两个国家和两个世界的感受，一个高高在上的富庶历史街区，一个是破败凌乱的贫困街区；加上南美的“慢速交通”和低网络连接性，在南美的时间感受延长了，城市之间的通勤经常是十几个小时，四五小时是家常便饭，即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交通，两个并不远的地区之间往往需要两个小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交车被当地人戏谑为“送牛奶车”，因为只有牛奶车才会频繁短距离到站卸货，晃晃悠悠行走。
南美许多国家都是资源导向型，虽然工业水平发展不一，但是南美国家一直就以出口物品和原材料为生计来源，为了考察锂矿、盐矿的开采，我们一行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乘车前往港口城市罗萨里奥（Rosario），再从罗萨里奥进入胡回，再从胡回进入盐湖区域的“锂三角”区域，为了方便停靠观察，我们的车程长达30多个小时，最终参观了苏斯克斯（susques）周边浩瀚的salinas grandes大盐矿和adlante锂矿区。
salinas grandes大盐矿
在我们采访了胡回的矿业部主任，并和盐湖区的工人进行了整整一天的现场考察和访谈之后，我们加深了资源的“生态诅咒”感受：当地人也知道单纯锂矿资源型开发的生态软肋，卤水锂矿的开采会逐渐透支盐湖水体和周边湿地的生态承载力，这还不包括在提炼锂矿是需要增加的各种具有强污染的化学物质。虽然已经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大片的盐湖曾经也是水草风貌之地，有着多种复杂植被和动物昆虫物种，但是随着开发的加剧当地人已经发现一些草场退化了，灌木丛整体枯死，围绕矿区的聚居区他们通过凿井而饮的方式解决用水，但是又同时接受了城市人冲水马桶、勤洗澡等耗水型生活方式，这些污水没有任何处理通过地表径流进入自然水体，甚至直接汇入盐湖，其生态影响可想而知。
锂矿区当地人称自己为原始土著（pueblos originarios），他们觉得是人类的行为过于贪婪，而遭到大地母亲（pacha mama）的报复，以往的盐湖开采中，当地人都会进行祭祀，早期的开采甚至形成了中国历史学家所熟悉的“盐马古道和商路”。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来，祭祀也许在某些现代主义观念下是一种“蒙昧”和前现代行为，但实际上它展示当地文化的一种精神互惠性、自我反思性和有限性开发思维，也即自然地理和精神地理，在当地土著人的生活中是一体的。即使是大地母亲之神，也是需要“吃饭”的，在即将离开锂矿区之时，我的当地同事告诉我要买一些可可树叶撒向大地母亲，如果没有任何表示会让大地母亲怨恨。可可树叶作为一种功能性树叶，当地人时常咀嚼它获得能量和心理安慰。
拉美的锂矿是一种与人类社会未来息息相关的战略储备，围绕它的资源争夺是国际政治、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星际政体的重要内容，以下几组数据有助了解拉美锂三角对于世界科技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智利化肥和化学品公司（SQM）是亚洲投资者最新关注的锂矿企业。据路透社报道，中国金沙江创投公司拟购买该公司20%股份，按照目前的价格，这些股份价值19亿美元。SQM是世界最大锂矿生产商，其资产主要位于智利北部。5月份，公司宣布，计划将智利碳酸锂年产量增加1.5万吨-6.3万吨，以满足全球需要。2016年，智利碳酸锂产量为1.2万吨，居第二位。
中国还获得了阿根廷科沙里-奥拉罗兹锂矿项目重要股份，这是SQM与美洲锂业（Lithium Americas）在6月份成立的合资企业。赣锋锂业向美洲锂业投资1.72亿美元，成为该公司单一最大股东，所持股份达到19.7%。这个投资4.25亿美元的项目计划2019年投产，初步计划生产每年2.5万吨，随后将扩大生产一倍。
中国和韩国公司都竞标参与投资建设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碳酸锂项目，该项目预计投资为9亿美元。乌尤尼锂矿预计年产碳酸锂5万吨，另外还将生产氯化锂和氯化镁。无论是环喜马拉雅的高地社会还是南美的高地社会，它们都有相当的相似性，也印证了低地陷阱思维对这些高地社会的认知钳制，并事实上将这些高地社会卷入到低地社会和低地思维所深陷的困境当中。
突破陷阱是否可能？高地社会的思维余地
比较这些未来社会急需物资开发区的现实生态困境，它又告诉我们中国投资拉美的锂矿开发需要新的生态模式才不会被妖魔化，同时也避免走西方殖民者开发的老路，其中首要的思路是寻找拉美资源开发新思维，具体来说就是把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结合，产业布局与城市形态设计结合，城市设计与未来社会远景规划结合。
第一是建立高地文明（highland）协作区。在前西班牙殖民时代，南美有过辉煌的印第安文明遗产，这些文化保护和生存经验非常值得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进行再阐释和再挖掘，我们在阿根廷看到了许多区域博物馆都在进行高地文化的考古和公共展示，对此我们认为还可以比较不同区域的高地遗产，例如喜马拉雅文化圈中的尼泊尔、中国西藏、印度高地的高地文明协作模式。
第二是旱地耕作和天文型建筑模式比较文明试验区的概念，通过比较和转移来自以色列中东地带、中国新疆、北美荒漠、南美干旱区的旱作型文化、聚居、生产、物产模式，创造多种知识融合的机会和产业发展机会。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就是按照一个飞行器模型设计的前瞻型景观社会，尽管这些设计背后存在现实应用的缺陷，但是这些低密度建筑、丰沛植物、功能区划模式的确产生了一定景观和现实效果。对于南美的这些生态脆弱、资源丰厚、地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区域，应该研究设计出新型的天文型建筑城市和未来型城市，与巴西利亚的概念型城市不同，这些矿区要有“况味”就需要把城市的本体设计成一种未来观念，而非简单美学形态。
在我们调查阿根廷苏斯克斯盐湖区期间，当地土著正好在庆祝圣玛丽宗教节日，来自周边和部分偏远区域的土著都将自己的教堂圣像抬到当地，进行环绕村落的仪式，时间长达一天。这类文化在南美的许多矿场集中地很普遍——矿区往往就生活着土著，但是目前的矿产开发往往与土著较少合作，更多体现出一种对立和竞争关系。如果能够依托矿区首先设计前瞻型、未来型、理念型城市，通过标志性、功能性的建筑和生态布局，将土著文化与未来城市设计结合，可以产生另一种新型盈利形态和文化传承模式。
第三是未来型天文型城市的设计和知识研发，南美的地理趣味性在于他们的地理有一种超现实的永恒性，那些其他的外星式地貌不仅是南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也是现代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外太空人类学、灾害地理学、未来超级城市的理想试验地，如果地球的气候变化不可逆，人类整体的趋势是向更为精细化、精确化、科学化的仿生学和天文学聚居形态发展。而在这些奇特生境进行新型城市规划、新型建筑设计、新型大学知识形态设计、跨文明比较和知识协同，就可以产生极为独特的中国-拉美科技经济体和文明实验的机会。
在智利著名的Lickan Antay天文台观测区域就生活着当地的土著Coyo人，前述的阿根廷盐湖一带有土著库雅人（colla，库雅曾经是一个帝国，最终被印加人所征服），如何把当地火星型地貌与土著文化遗产结合，将南美印第安文化与未来星际型城市结合，将是重要的思维课题，也可以产生独特的文化景观。而对于跨国投资而言，中国要让一带一路倡议区别于西方国家的马歇尔模式和殖民模式，首先就是要创造新的本土认同的全球文化景观。
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科学合作和突破，需要有更多将科技、经济、文化融合的新做法和新思维，例如中科院南美天文中心博士后Claudio Ricci与其合作者，包括国家天文台“超大质量黑洞与星系的协同演化”重点研发项目，利用一个由硬X射线数据挑选的超大质量黑洞样本，在超大质量黑洞的辐射如何反馈影响黑洞附近物质分布的方面，获得了重要进展，《自然》杂志于2017年9月27日正式发表了这一重要研究成果。从2013年开始，Ricci博士发起了这个项目，通过多年太空和地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他们生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研究数据库。地基望远镜包括许多在智利运行的大型设备，比如Gemini、Du pont等望远镜，它们在这个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包括测量黑洞的质量。空间设备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X射线卫星SWIFT，欧洲空间局（ESA）的X射线卫星XMM-Newton，以及日本航空探索局的Suzaku卫星以及NASA的一些其他空间望远镜，比如Chandra。
不仅要有大豆、咖啡、红酒、樱桃和甘蔗，不仅要有林芝打卡网红旅游景点、川味旅游菜系发掘、西藏生活方式的舌尖体、石锅鸡；还要有科技、建筑、知识范型生成和流动，中国和拉美才能解决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发展陷阱”，向世界售卖“通天星空”、碧澄海水、外太空想象力、未来能源解决方案，这至少应该是中国拉美经济体走出“低地陷阱”，成为“中国拉美未来望远镜”的真正契机和方向。
2019年11月26日，由自然力研究院、横断山研究会、亚太生态经济研究会、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等多家机构在2015年作为初始机构发起，自然力研究院持续运行已经五年的世界水源地峰会将继续在上海召开，该峰会持续对山河源头型社会和海洋社会进行前沿研究，并试图通过各类公共演讲、公共环境设计和教育设计，搭建“低地发达社会”和“山麓型落后社会”之间的认知桥梁。此前，2016年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支持世界水源地峰会专设主题研究前哥伦布社会的生态困境和潜在突围路径，并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遗产区域之一张园进行10天的观念集市，成为“张园断代史”的重要标志事件。目前张园居民集体迁出正进行大规模商业改造，而中国文人醉心建造的“园”，不正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山之映射吗？
本文索引科学新闻来源：
1.中国科学家提出暗物质暗能量研究路线图，网络来源：
2. “阿里计划”2020年开始观测 青藏高原上探引力波，网络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