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后来，这句话成为我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中印边界全长约171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凤凰卫视《雪域决战——中印边境冲突50周年纪事》）

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嵴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位哨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

对此，《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9月20日二十四时到21日七时，我守卫中印边界东段西藏扯冬地区择绕桥西的边防哨兵，遭到印军连续攻击，我军官一名中弹牺牲，战士一名负重伤。直至21日上午八时半，印军仍未停止射击，当地情况十分险恶。对于印度军队这种疯狂的挑衅罪行，全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

社论称，中国边防部队一贯严格执行中国政府避免冲突，停止在边界二十公里以内巡逻的命令，也只因为如此，印度军队才得以乘虚入侵。但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土任意被印度侵占，决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人员惨遭杀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打还是不打呢？1962年10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集会议，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他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红墙见证录》，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据《红墙见证录》一书透露：毛主席还问在内地养病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主席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部署，打好这一仗。

随后，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

其后，毛主席变得非常自信，“最后大手一劈：‘扫了它！’”（《红墙见证录》）接着，一场短促的自卫反击战打响，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我国最终全胜收兵。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我国边防部队牺牲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524名）。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毙伤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

让很多人都没有料想到的是，这场本以为是势均力敌的战争，最后双方伤亡竟是5:1！据说战后中国主将张国华笑了，他说：“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11月21日，我国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22日零时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主动将在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名被俘人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今天，回首这场战争，有很多历史评价，但仅就军事的角度而言，人们总结出了“三好”：1.时机好。其时隆冬将至，抢在大雪封山，后勤和军队便于交通之时。更重要的是，我便见好就收，充分适应现代局部战争有限性的特点。2.打得好。当时，法国人、以色列人等西方国家高声赞叹：“内行人的战争！”、“潇洒至极的战争！”。我几乎吃掉了印军的主力，却主动撤军，毛主席与前线将领用兵如神。3.收得好。迅速回撤，还将缴获兵器维修一新送回，战俘及时送回，令达维尔等人既汗颜又口服心服。终使我军威名大振，还落下一个好名声，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国史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更为有趣的评价是两个美国人，一个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据说，开战前有人问他怎么看这场战争，他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另一个是马修·邦克·李奇微，因在朝鲜战争中挽救了联合国军而闻名于世。战后，他也发表了自己对此战的看法，用的是麦克阿瑟的原话：“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也许，他们能做出如此惊人相同的评价，原因在于他们都曾在朝鲜战场上见证过我国军队的陆战能力，都在与我军实战较量中总结出了“经验”。面对这种评价，不能不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是种立场和态度，也是一种气度与胸怀，更是一种精神和能力。

（本文根据相关资料编写，配图均来自网络，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