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带着善良来了，温暖了我40年
张瑞平发表在《大营利性原生态文学》上。
张老师和他念叨了哪一年教的我，两个人估计了一下，原来他只从1977年到1978年教了我一年。
“可我怎么感觉您教了我好几年呀？不止一年吧？是不是弄错了？”我不甘心地追问老师。他轻轻笑着，眼里写满肯定：“我在你们村总共就教过一年书，怎么可能教了你好几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单从我记得的与老师之间的太多的事情而论，也不可能才一年呀！仔细思量，是不是因为这一年里他对我付出得太多呢？而张老师，又何尝不是在我心上挂了一辈子！1977年我升到二年级时，张老师带着善良和温暖来到我的世界。
张老师从五里以外的一个邻村调到我村教书，那年二十四、五岁，结婚刚二年。他中等个子，总穿一身打了补丁的旧蓝色中山装，平头短发，圆脸，浓黑眉毛，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端正，嘴巴不大，很温善的样子。张老师教二、五年级复式班，各门功课都教我们。没几天，张老师就看得起爱学习、成绩好的我了。他常常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在我的卷子上打出一个粗粗大大的“100”分（别人都是用红钢笔打的分数），在学生当中美美地夸一番，再拿着卷子站在学校院子边的小路旁，给那些干完农活收工回家时路过的村里人看，再大加炫耀一番。我因此也成了村里的小名人，原本自卑的心态在他的夸奖里，慢慢自信起来。
张老师还很快知道了我母亲得精神病、没个女人管理的家庭情况，对我又多了一层关爱。他每天都要把我和另一个名叫“张孝光”的男孩（这个男孩的母亲也是常年生病）叫到办公室，问我们吃过饭没。我们家吃饭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父亲上白班时吃不上口热热的午饭，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总是吃那自制的“三明治”——冰凉的窝头夹了更冰凉的酸菜，吃得我们姐妹几个从前胸凉到后背，凉气满肚子窜，所以肚子疼是常事。张老师常给我喝点热热的盐水，在他的热炕头趴会儿，肚子很快也就不疼了。有一次我上课发烧，头昏脑涨，浑身发软，就趴在桌子上。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用三个手指使劲揪我的眉头，又两手从眉心往太阳穴用力推，那种钻心的痛至今难忘。我忍着不哭，但泪蛋蛋直往下掉。一番按捏后，张老师又让我喝了热水，在他的土炕躺着睡会。一觉醒来，头痛完全好了。不记得肚子疼、害霍乱有多少次，也不记得在他那土炕躺了多少次。
张老师对我其他方面也很关注。有一次，我吃过午饭到了学校，张老师正坐在学校院边的一块石头上吃饭。他看到我，把吃完的空碗递给我说：“再给老师舀一碗去。”我以能给老师舀饭为荣，接过碗高兴地跑到他办公室，舀了一碗玉米糊糊端出来。当我走近张老师时，胆怯拘谨使我不由得扭过身子，跟他来了个“向后转”，用一只手从后背把碗向张老师递过去。可好半天也没人来接碗，我的手腕都累了。回头一看，张老师也跟我来了个“向后转”，后背朝着我不理睬。看着他僵直的后背，我又想笑又有点害怕，于是扭回身子，面向张老师，两只手捧了碗，静静地等他来接。过了一小会儿，张老师转过身来，看到我恭敬端立的样子，温和地笑着说：“这就对了嘛。给长辈、老师端饭用一只手，会被人笑话没教养，以后可得彻底改了。”我从此再也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张老师很贴心，生怕有人欺负我这“疯子家孩子”，特别护着我。有一次，一位同学拿着一条红绸子要送给我，条件是让我帮她的作文“起个开头”。我以为这样做就像老师说的会“害了她”，便不答应帮她。她气不过，对我一顿辱骂：“你学习好就神气什么？再神气你妈还不是个疯子？每天没人给你梳头发，头发乱糟糟，你就像个小疯子！小疯子，小疯子！大家快看小疯子呀！”她的辱骂没能压过我在同学当中的威信，除了没有一个人跟着她起哄，反倒招来张老师的一番教训：“是谁教你这样骂人的？是谁允许你们这样骂她的？瑞平这孩子已经这么不幸了，还要受你们这般侮辱！小小年龄就这么不善良，还有点同情心吗？你们不看人家学习多好，不好好向人家学习，反而欺负她，太不像话了！以后谁再让我听到骂瑞平，看我怎么收拾他！”张老师生气的时候本来就凶，训着训着越发火了，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紧紧咬了牙，紧绷的嘴唇往腮帮两边咧，头发也竖起来了，呼呼喘着气，肚子一鼓一鼓地，两个肩膀上下起伏着。他可从来没生过这么大的气，老师都是为了我呀！我眼睛一热，心里生出说不尽的温暖和感激。
张老师对我的同情使他有时不免失去了为师的规范。有一次很重要的期末考试，派了外地老师来监考，偏偏那个中午母亲犯病了，折腾得父亲没做成饭。我吃了“三明治”，眼睛红肿地赶到学校。张老师看到我，背着别人轻轻问到：“你妈又闹腾了？又凑乎着瞎吃了一顿饭吧？”说着给我倒了热水喝。考场上，我心情沮丧，闷头答卷。从没被“造句”难住过的我，对一个“像……”的造句怎么也想不出来。眼看好几个同学都交卷了，我还在苦思冥想。这时，张老师走进教室巡视。他走到我座位旁，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平常交卷总很早的我，又盯着我的考卷看。突然，他做了个让我吃惊的动作，他趁监考老师背过身，一把扯过我手中的笔，快速在我草稿纸上写下六个字：“共产党像太阳”。我脑袋嗡地一下，张老师早已离开了我的座位，我赶紧用卷子盖住草稿纸，缓了一口气，拿余光瞅瞅毫无反应的监考老师，在卷子上写下那六个字，手都感到发抖了。当时幼小的我也知道老师在犯错，但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那次的语文成绩第一名虽然让我感到心里不踏实，但我以后的学习更加努力了。现在想来，老师应该是觉得考场上的我心情太沉重，一时迷糊了脑子，不免“救”我一把。
但也有一次让张老师生气到让我做检查。那是一次上夜学，坐在我前排的“六汝”（在他们家排行老六的女儿）转过头来要摸摸我的灯座，那是大姐专门用烧瓷砖的白色砖坯给我做的，在村里独一无二，同学们个个羡慕。灯座本来脆弱，我怕六汝一使劲给我弄碎了，就不许她摸。她气不过，就给我和跟我同桌的家族弟弟“配对儿”，叫我们“老婆老汉”。我一生气推了她一把，她没站稳，连人带凳子跌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正好她妈妈串门经过学校听到了，走进教室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狗胆包天，敢欺负她孩子。骂声惊动了张老师，他一看我被人骂的狼狈样子，就让我说说怎么回事。我低头无语，啜泣不止。张老师火了，劈头盖脸扔下一串话：“你平常挺好的一个孩子，有什么委屈说出来呀！哭哭哭，就会哭！你把人家推倒了，就写份检查吧，明天交给我！”说完气呼呼地摔门而去，六汝家妈妈终于停止了骂。第二天，从没受过写检查这种委屈的我低着头不看人。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清推人缘由，缓和了语气，嗔恼地说：“老师就是怒其不争，嫌你死活不吭声。六汝妈妈以大欺小我早看不惯了，可你就是有理不说话。好了，别生气了，老师没有真让你做检查。”我“哇”地哭了，张老师说：“好好哭哭吧，你这闷葫芦一样不说话的孩子，心里的委屈何止这点呀，哭哭也好。”我突然收住不哭了，张老师慈爱地看着我笑了：“让你哭你又不哭了，你这孩子……”
张老师待我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也听到一些张老师真要收我做他孩子的传言。那时张老师的亲生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就夭折了，他们俩口子很难过，就想把我收了做他们孩子，但终究没有跟父亲提。多年后我师范毕业，有一次帮张老师家掰玉米，顺便问他此事。他说当时确实想收我做女儿，主要是觉得我可怜，还犯着病（得了湿疹），学习还好，怕将来因为家庭或病情耽搁了读书，可又怕我父亲不同意，所以没敢张口说。我听着，默默地掰着玉米，感动不已。
二年级那年由于张老师的呵护偏爱，我的成绩异常的好，学习劲头十足，状态也好，平常几近自闭的我还偶尔跟同学说说笑笑。可好景不长，一年以后，张老师接到一纸调令，要去往另一个村里教书了。张老师在放暑假前将他调走的消息告诉了我，我顿时懵了，低了头无言地伤心着。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他说了好多话。他要我好好学习，要我跟人多说话，要我催父亲给我好好看病，要我坚强点，他说他信我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将来能考上学校。张老师又拿出两本书递给我，一本是《算术》，一本是《宝葫芦的秘密》。他说：“这本《算术》是老师小时候上学用过的，你要感兴趣就看看。这本《宝葫芦的秘密》是老师偶然间得到的，你会喜欢读的。”张老师又拢拢我乱糟糟的头发说：“好孩子，老师要走了，以后学会自己关心自己……”突然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我抱住张老师哇哇大哭起来，大声喊到：“张老师，我要跟着你上学，你带我走吧……”张老师没说话，戚戚然好半天，安慰我说：“老师带不了你呀，你家里不会同意的。好孩子不哭，你只要记住老师的话，不管多难，好好学习，赶紧看病，考上个学校，千万别辍学了。”张老师走了，我怀着无尽的依恋与不舍，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远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我泪如泉涌，撒腿一口气跑回家，躲进屋里放声痛哭……
张老师送给我的两本书我至今保存完好，那本《宝葫芦的秘密》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童话。从那时起我怀揣了一个理想：为了张老师的期待，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学校。考上学校后，我要把第一封信写给他。
与张老师分别后，我怀着对张老师的思念和张老师对我的期待，加倍努力学习。经过六年发愤，初中毕业后，我以全县仅有的应届生考入太谷师范。坐在敞亮舒适的教室里，我铺开信纸写着入学后的第一封信：“敬爱的张老师您好……”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把考上学校的第一封信写给敬爱的张老师。
在张老师的来信中，我收到他欣慰的心情，收到他激励的话语，也收到了他的寄来的钱：“……你家里困难，老师仅拿少许的钱资助一下，不要多心，收着就是，好好学习……”我一张一张地数着那些皱巴巴的“少许”的钱，足足八十元！我一个学期家里才给六十元，也就够了。可张老师当时因为计划生育问题已经失业回村了，村里连他的地也没有，仅有一点自留地，家里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靠什么生活呢？可他居然还给我寄了这么多钱！拿着沉甸甸的八十元钱，我心潮起伏，又一次泪如雨下！
张老师是1983年失去民办教师工作的，当时他已有三个男孩，属超生严重者。两口子突然都失去工作，村里还没有他们的责任田，在那个农村只能靠土地生存的年代，他只好扛起镢头，漫山遍野地找一些田头的犄角旮旯、荒凉的生地土坡刨出来，养熟了耕种，以求填饱几张嘴。“一下子从讲台走进田间，我的心像从山顶一下落入低谷，失望悲伤……”这是老师多年后对我表达的心迹。可想而知，单薄的秀才身子，习惯了握笔的双手，突然扛起沉重的镢头，是怎般摇摇晃晃地挑起一家五口人的日子的。
有道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走向田间的张老师果然很拙笨，种地技术不熟练，仅靠几亩自留地和刨出来的生地也打不了几颗粮，他们的日子在风雨中飘摇着。几年后，偏爱女孩的张老师又有了第四个女孩。1987年师范毕业后我去过他们家，看到不大的窑洞里，从最大的十岁到最小的一岁，青蛙蝌蚪似的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有在地上跑跳打闹的，有在炕头打滚乱叫的，憔悴忙乱的师母吵这个骂那个，在一团糟的家里来回穿梭，我只能找个空隙站稳自己。此时的张老师已然裹了一身农民气息，唯有一双大眼睛在总拧皱的眉端偶或闪出智慧的火花。他看到我，眼里掠过惊喜，憨实地问候、倒水、絮叨，一边好脾气地应付着孩子们的淘气。走的时候张老师和师母送我点红薯干、酸枣、咸菜、酸菜、烤饼、鞋垫，都是地道的农家货，土气而亲切。我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来，心里不胜凄凉。
改革开放几十年，春风吹得到处一片绿，可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弯了张老师的腰，他始终没有离开村子半步，抱着他的几亩薄田和一间磨坊，兀自披了一身劳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节奏和质量，在他的固守中缓慢而滞后，直到孩子们长大了，老二也该结婚了，可老大还没有娶媳妇，家里愁云弥漫。有几回素来贤惠的师母跑到我家，跟我痛斥张老师的笨拙顽固，规矩死板，想把家扔给他，自己出去闯。师母的埋怨之深让我时时想象张老师挨骂的狼狈情形，不！这不是我意愿中的张老师，我得帮他！三思之后，我觉得自己能做的唯有帮张老师那叫了我十几年“姐姐”的孩子介绍对象。
命运似乎也在帮我，2004年，我试着帮张老师家大儿子介绍对象，没想到一举事成。当我去参加婚礼时，张老师和师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我千恩万谢。看到张老师扬眉吐气地迎接八方来客，满脸溢着喜气，不无得意地跟来人说“新媳妇是个大学本科生呢”。这让多年来心中一直扛着张老师恩情的我很是释然，为自己终于为他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感到无比欣慰。之后我几次去看张老师，都是听了他和师母的感激，说“多亏了你穿针引线，老大带了个好头，紧接着老三也顺利地娶了媳妇，老二在北京也有了公司，发展得不错”。好像我给他们家一潭死水注入一股活水，活水又带来一派生机，转眼他们家就颓废散尽、气象一新了。再也没有听到师母抱怨，张老师家的好日子到来了，张老师乐得一堆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似乎他这棵老树可以尽抛一切烦恼、洒一片阴凉、笑看前头万木春了。
可天不随愿，世事难料，2013年张老师查出来胰腺发炎，腹胀腹痛、恶心呕吐时有发生，病情紧急严重，孩子们带着他去往京城治疗。时年我看到做过手术的张老师，虚弱得连抬头也费劲。2014年张老师再次发病做手术，又一次大伤元气，孱弱的样子至今不忍回想。去年我和大哥去张老师村里办点事，看到张老师憔悴、羸弱，每迈一步都需用力，说话声音幽微低弱，叫人不忍目睹。看看身边与张老师老同学的大哥黑发森森，走路铿锵有力、说话啷当有声，我感慨不已。我不经意说了一句“我得了一身荨麻疹”，引发张老师老半天的询问，眼里满是焦急、关切。他们家桌子上仅有的三个月饼，张老师非要我拿上。师母又给我拿来装好的南瓜、白菜、几双鞋垫，又说“时间紧张，要不给你摘点豆角”。 看着他们殷勤、憨厚的样子，满心感动涌上心头，苦难的童年，老师陪过我的岁月，一桩桩，一件件…… 嚼着张老师给我的月饼，眼前浮起张老师苍白的面容、弱不禁风的病体……天暗下来，夜幕盖过我的满眼泪水……
好在刚刚电话里又传来老师病情逐渐康复的喜讯，我的心海泛起欣慰的涟漪。张老师又问询我去年的荨麻疹今年没有犯吧？孩子工作情况如何？女儿毕业了吗？最后说“你这好强劲改掉不少了，挺好挺好”。不一会张老师又发来短信：“当年从讲台走进田间，我的心像从山顶一下落入低谷，失望悲伤，接到你考上师范的信，深深感到我十多年没有白费，你给我增添了力量。但没有勇气将我心目中的学生以成我的女儿，总觉得我落入低谷无人看得起，这是我终身最遗憾的。”这一字千钧的话语隆隆撞击着我的心。细数张老师待我之心，牵挂我的一件件事、问候我的一句句话语、给予我的杂七杂八的琐碎之物，比我的亲生父亲何曾少了多少？他是把我当了他的女儿看待呀！可我也仅仅在每次遇到他或看望他时，拿出一二百元略表心意。真恨自己没有更多的能力帮到多年来病困交加的老师呀！
“但没有勇气将我心目中的学生达成我的女儿。总觉得我落入低谷无人看得起，这是我终身最遗憾的。”张老师这几句话像锯齿划过我的心，他确实深深地误会我了。张老师啊，我与您仅仅相差十四、五岁，况且我还知道您与我大哥本为同学这一层关系，这些障碍如一堵无形的墙横在你我之间，我怎能突破呢！但是敬爱的张老师，您陪我走过最忧伤的童年一程，瑞平此生怎能忘记！当我走过童年的黑暗，迎来少年时代的黎明，跨入青壮年时期的日朗时；当我站在讲台上看过太多走不出忧伤自闭的孩子时；当我细数自己一点点攻克自闭走出忧郁的艰难过程时，我怎能忽略您领着我一步一步走过的那一程路？正当我孤独地行走在童年黑暗的夜路时，您带着温暖与爱来到了我的世界，给我的打开一扇敞亮的窗。您对我的每一点一滴有意无意的关心赞扬，都在一个渴望关注和爱的孩子的心上激起澎湃的浪涛，那些年我生命中的温暖、自信、快乐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您的。在我一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您给我荒芜的心上播撒了温馨的种子。您对我的关爱，就是我一生前行的力量啊！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辈子呀！而您的功劳，又怎能以尺、以丈来衡量！于是敬爱的张老师，瑞平的心上，便也雕刻了一个您，一生一世！为此，无论您今天是否还在教书，我都把您磐石般立于心间，与您维系着这辈子的联系。
我拿起手机，敲击着屏幕：“敬爱的张老师，一文，不足以书这一生一世之真情。但我若不写出来，这四十年的情总沉沉于心，便是半步也不能轻松前行了……”
雷鸣霄谈自己的一生学进
我没上过几年学，只是上世纪的1956年从沿村堡小学毕业，由于家境贫寒，学习茄子气，连中学的门门窗窗朝哪面开也闹不清，无奈之下于1957年回村跟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十分工的好劳力们胡聊胡拔挣五分工，或和年龄不差上下的小伙伴拉水车抽水浇地。
到了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跟着好劳力们为高级社翻粪到傍晚收工，算是又挣到了五分工。回家时，便到学校占据的古庙去看在本村初小教我来的老师，刚进他住的教员室，我的老师便对我说：“县上要招收教师，你愿不愿意？如要愿意就报个名吧。”老师的这一提问直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心里既激动，又觉得咱年龄不够更觉得没本事，觉得别说考不住，即使考上也不是那号料子，当时老师在咱眼里不知有多高形象。我面红耳赤地半晌支支吾吾……，老师看到我难堪接着又问：“你究竟愿不愿意？”在老师的追问下，我忐忑不安地说：“我年龄才十六岁，人家要吗？”老师说：“这个年龄我知道，你要愿意，明天就到城内一小学考场参加考试。”回到家里我将老师的话如实告诉爸爸妈妈，二老一听，当场激动得两眼闪现泪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咱家祖祖辈辈也没出过个教书的，要是考住真是全家的福气啊！万一考不住还是回村当咱的农民也不是丢人的事，村里的年轻人又不是咱一个。”
在老父老母的悉心开导鼓励下，第二天衣袋塞了妈妈为有个好记心煮的鸡蛋和一个白面烧饼，还有五分硬币准考费，清早吃了一顿上考场前的早饭——高粱面饼子，便同本村一起参考的年轻伙伴开动11号车进城到南大街，找到了一小学报了名并随手交了五分硬币准考费。临到开考前，一监考女老师喊叫进考试教室就座，参考人员依照编号顺序每人一桌，一桌一考卷。待监考员宣布考场纪律后，依考卷试题要求，就我当时所掌握的知识在试卷上作了笔答，答得对与不对，我也把握不清，我还在众考生大部分未交卷前便交了卷。走出试场后和已交卷的同伙们把考题答案大体交流了一番，便各自回家。回到家，只见老母坐在院里等候，她老一见我就问：“考得怎样？”我说：“还不知道，上面判了卷我才能知道。”待我走进家里，只见灶君牌位前有供奉的香火红烛，兴许是老母在我离家进城参考时，为满足心灵愿望，期盼着为儿的考试成功而搞的祈祷祝福，将自己的期盼托付于神灵保佑，她在供奉时念叨了些啥我也不知道，心想，既烧香又点灯，总不能不说些吉利的心里想的事吧。
事情实在无巧不成书，考试完隔了两日时光，不知是神灵的保佑，还是考题答对使然，我正和妈妈在院里坐着，在学校教我的老师满面春风地走进我家院门，高兴地对妈妈说：“你儿子考住了，在家里拿上能换十五斤粮票的小麦到粮站兑换后，八月十四号去城内五小学集中培训。”喜出望外的妈妈激动地给我准备了换粮票的小麦，我急忙肩扛到粮站换了粮票。待到八月十四号这一天，兴致很高的妈妈，为打发我进城培训，眼含热泪唠叨着：“真是谢天谢地，多少辈子这个家也没出过个当老师的，这真是全家的福啊！”
进城培训后，我被分配到离本村十多里路程的本乡小沿村学校当教员。小沿村学校原有两位老师，我上岗前一位较年轻老师已调离，我作为一名新兵同一位老教师合伙配合，在分工时我带一、二年级两个班。当时的我，说是为人之师，实则心里直打嘀咕恐慌，“咱能教好这些孩子吗？如若教不好，咱怎样向家长向社会交待呢？定会引来众多村人耻笑谩骂，无脸见人啊。”可是，已上了这个岗，接时沉重放也不易。过了约半年时光，学区要组织各校学生考试，心里又犯嘀咕，“这考试是否是对准咱这个新手呢？如若咱带的一、二年级考不好，我看公家就不用咱啦。”可刚从小学毕业回村挣五分的咱着实心存初入楼房不知深浅的心态，想归想，实践归实践。终考阅卷后，不知是上天照顾还是学生努力，这一老一小带的四个班级，都没拖学校整体的后腿，小沿学校竟在全区几十所小学名列第四。在和搭伴的老教师交谈时，我获得了他的赞许。交谈中，顺便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平遥小报》边谈边看，发现在一篇短文的末尾印有“许明维”的名字，便问老先生：“这许明维是何许人呢？”老先生告诉我：“这许明维也是咱们当教员的，平遥小报上经常有他写的文章，你要能写也可以写，写好寄到平遥小报，办报人觉得你写得好，报纸上就登出来啦，如果写出来，送到广播站也给全县广播。”说话无心很随便，听话有意细思量。老教师一番交谈后，似一叶刚发新绿的嫩芽遇到了初春的第一场甘露，煞时觉得格外清爽，稚嫩的心灵顿时倍感提神：“这当教师的人也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原来连想也没有想过，每每看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后面有作者名字，总觉得这些人不是知识深厚，就是头顶乌纱的官儿们。
经搭伴老教师一点拨，自此便留意农村中紧跟当时形势而出现的先进人和事，也试着学写豆腐干和豆腐块，写好后咱觉得可以，便让搭伴老教师审查，他看后说可以，便送往当时的县广播站和《平遥小报》，文学多一点的竟斗胆邮往《山西日报》、山西电台，觉得有点文艺味道的还寄到了《火花》杂志，其结果是，除县广播站、《平遥小报》等选用外，往县外报刊寄出的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这时候的我呀，既有省报刊退稿的灰心沮丧，又有县报广播采用的安慰喜悦，二者之间距离只差思想这把尺子的衡量，继续量总会量出尺寸，倘若把尺子扔下，尽管尺有长短，但放下它不用，到头来这把尺子也只有一尺。所以一直想着，不管写的文稿笨拙，哪怕只当练笔学习也罢，反正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即使稿件不被采用，也能给上级当作情况反映，让领导多掌握一些下情，以使其准确制定政策领导推动工作做参考。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了解集体和群众中的实情动态，不停地写，不停地送，无人布置工作，但老觉得遇到一宗对社会对群众有益的事和人，撰写出来寄出去像是尽到了责任、完成了任务。这样干，虽说是自讨苦吃，却也乐在文里字间，年龄尽管稚嫩，但思想里总想着国家、社会、群众安乐。
到了1959年，年龄、教龄又增长一岁的我，又调到山区的新窑村学校任教，村不大，人口稀少，三十八户人家只有十三名学生，刚去听山民讲：“全乡五十四个村的学校，俺村期末考试完，多年老是倒数第一。”有调皮的人还编出了几句令人捧腹、快笑掉大牙的顺口溜“新窑村小村村，连上老师才十四人，教书的老师年纪轻，要摘后进帽办不成，吃上几年山苹果，临走也要带哭声。”我接任后，对于没有单独负责过一所学校的我，听到这些风言风语，着实有点没有把握的胆寒，不来这里吧，咱能去哪呀！来到这里啦，虽说是把剃须刀，也没搭伴的老教师，十三名学生四组复式，教的好与赖就是咱一人谋划，一年到头了，学区也要统考，哈哈，就是咱这个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十七岁年轻人，全区期末考竟跃到五十四所学校的第二十三名。面对这一成绩，村里山民们嚷嚷开了：“这个年轻孩子还可以，来咱村刚一年，学生考试就上了一半名次。”
在这学生少的山区学校，实在活计不多，我又拿起了秃笔，对山老区“灰毛驴驴上来灰毛驴驴下来”的山民生产、生活情景试用小说体裁撰写文稿，可功夫没少费，煤油熏黑的鼻孔抹了一次又一次，眼球干涩了用凉山泉抹一把，又抓起笔，写啊写啊，无论怎么写，见诸报端的除《平遥小报》、县广播的大手笔们高抬贵手送几块豆腐干外，邮寄省报刊的竟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好在有的刊物在退稿时还附着一块纸，上面写着：“此稿纯系一篇通讯，未达到文艺规格，希今后多加努力。”以此进行鼓励，面对这一态势，我没气肚子，自感文字、文学知识太差，必须多向书本学习，紧跟上级方针政策，多实践、多向群众实践获取知识充实自己。自此，便不断跑新华书店购买书籍、购买《山西日报》、《人民日报》社论汇编，不断细读、熟读、精读，曾有一段时间我竟背读起了社论，为的是让缺电的装置能量充足。
在六七十年代天天学、月月学的形势下，上上下下常举办积极分子代表会，我经常被借出去帮单位、帮人撰写经验介绍或发言稿。随着时间推移，便接到通知奉调回县农业部门，经常跟随县委主要领导到乡村、跑田间，同基层乡村干部、农民交往频繁、县上常召开三级干部会或乡村某项管理电话会、现场会，较大型会议由办公室主要领导负责执笔，我负责抄写。我随领导下乡了解情况为部门办的《简报》撰写文稿，白天跑，吃过晚饭又坐“夜班车”，文稿成功后，除《简报》印发外，便将稿件寄送省、地报刊，结果大报、省刊也不断刊发我撰写的文稿，而且比早前的“豆腐干、豆腐块”可大多了。随着时间变迁，手里又有了《晋中日报》、山西电台、《山西民政》、《中国社会报》颁发的特约通讯员证，在这么多证书鼓励下，似乎写作的路也拓宽了许多，更感到了责任的压力，手中的笔也沉重了，于是社会调查也多了，写作文体也增添了杂文、论文、小小说、诗歌，曾不断被《前进》、《山西农村》、《中国民政》、《山西民政》、《山西日报》、《山西老年》、《山西政协报》、省政府内参、《农村工作通讯》、《晋中日报》、《晋中论坛》、《决策与研究》等报刊陆续采用。
接近花甲时，自感作为工作几十年的人就要告老还乡了，但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手中这支笔犹如钢枪枕戈怎么也退不了。
一百年前的平遥留日生
郝新喜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的美梦，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封建理念被击破，民族存亡的危机直逼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等提出了废除科举、改革弊制、引进新学的主张。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于是，有许多的爱国学子走出国门，向其他国家求学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所有的中国学子留学的国家中，新兴的日本成了众多留学生的首选国家，而也正是以这些留学生为主的辛亥革命志士，推翻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这些留日生中，也有以商业鼎盛而闻名全国的平遥籍学子。
杨天章，原名杨兴汉，平遥县曹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出身于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少年时入曹村私塾就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平遥县超山书院进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取秀才功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学习，据台湾山西文献社出版的《清末山西留学生》记载，杨天章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山西大学堂公派留学日本，学费400元，其中地方筹助333元，自筹67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业专门部采矿冶金科学习。到日本后，杨天章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以求回国后对山西这一矿业大省有所贡献，在此期间，杨天章也发现，腐朽的清朝统治与当时的世界潮流已格格不入，成为了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于是，于1906年5月10日经同盟会会员荣炳、徐抡元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积极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活动。但1911年辛亥革命时，由于其尚在日本，故未能参与辛亥革命的活动。直到1914年6月，杨天章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才回到中国。回国后，先后在山西天镇煤矿、大同口泉辛村宝恒煤矿从事采矿工作，历任技师、工程师、经理等职。据《山西票号史料》第六章第三节中史料记载，杨天章担任大同口泉辛村宝恒煤矿公司经理期间，曾于民国十五六年向日升昌借银币数万，用于扩充经营，但至民国十八年，因为矿洞积水，无法归还借款，将该矿抵押偿还日升昌。此后,杨天章仍从事采矿工作。解放后，被先后聘入中央人民政府企业部、燃料工业部任矿业专职工程师多年。1955年又被调入华北煤矿局煤矿技术训练班任专业教员。杨天章于196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八岁。
冀鼎铉，字葆忱，平遥县梁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冀鼎铉出身于晋商家族，家境富足，少年时喜爱读书，据台湾山西文献社《清末山西留学生》记载，冀鼎铉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公费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学习，学费400元，其中地方筹款333元，自筹67元，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由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清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日参加清政府部考，被授予商科举人，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冀鼎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当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1913年6月19日参加由山西人景耀月组织的政友会，后参加护法运动。1923年因政见不合回平遥梁村隐居，晚年信仰佛教，于1931年6月8日去世。
附：民国逸士冀君葆忱之墓碣
逸士讳鼎铉，字葆忱，余之胞兄也。生而□悟孝友爱读，慷慨任侠有古士风，年二十二游学日本，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清颠覆，民国成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参与护法之役，宣劳于国事者二十年。适南北统一，中央授勋，给予二等□绶嘉禾章兼简任职，兄敝履视之，终未领受，尝读史鉴，重陶潜之为人，曾云渊明非无济世之念，因时代不合乃隐居耳。民国十二年春，因亲老家居，是岁先严逝世。遂谢绝政界不再问世，筑园于村东专攻佛学，栽菊自赏，名其园曰静乐居。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兄殁，享年四十有九，土林里邑闻之皆太息。余谓人之食息于天地间有几何时，兄之生也，自在逍遥蔼然如春，兄之逝世，无碍解脱，然似秋去春来而物自生，秋至而□自化，顺序而行有何慊焉。兄亦有□，生既无愧死亦心安。当铭斯言，永志不□。
弟 敏学 敏功撰并书
男 人龙 人风 人镜
孙 幼安 幼慧 奉祀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清明 谷旦（该碑现存平遥梁村东桥下）
张柏林，字新甫、平遥县段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七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取秀才，先后教学于平遥段村、杜家庄、源祠、及介休北贾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举人，入天津道台幕府，后被保送日本留学，前后留日七年，学习工业、物理、电学、机械等科，回国后，被平遥县西南乡推荐为民团副团长。民国元年（1912）被推举为山西省临时省议员，民国二年（1913）当选为山西省参议员，并担任山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山西省商业专门学校教员。民国八年（1919）四月，由平遥返回太原途中，暴病而亡。据段村老年人(上接77页)口述，系因张柏林与阎锡山不合，因此被阎锡山派人毒死。
此外，在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日本的平遥人还有郭生荣（1876-1941），字耀卿，号浩然，平遥城南堡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曹锟政府时议员。赵克恭，平遥襄垣村人。郝光祖，由农林预科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留学日本苍野高等农业学校，后改入医科专门学校。范光祖，字绳武，留学日本医学专门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任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儿科、皮肤科教员。苏锡祚，字叔延，平遥县岳封村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侯俊岩，平遥县西王智村人，哈尔滨法政大学毕业，留学日本东亚学校。雷任民，平遥城内人，193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院。于晓玲，女，平遥县城内人，留学日本，学校不详。
平遥县在清代至民国年间，是一个以商业闻名全国的县城。但综观辛亥革命前后平遥留日学生的情况，并不逊色于其它县市，虽未参加山西的辛亥首义活动，但对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改良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均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