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斯德哥尔摩2月9日说：“呼吸系统软管和监测设备到处都是。真令人震惊！”查赫雷斯坦是助理护士和医学生，他回忆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丹德吕德医院重症治疗室(ICU)工作时的疲劳。

2021年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人们等待乘地铁。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当时22岁的她没有完全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直至她第一次踏入重症监护室。“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新冠患者的病情竟会变得如此严重。”查赫蕾斯坦对新华社记者说，她第一次目睹新冠患者死亡是2020年3月。

她说，新冠病毒检测设备以及一次性防护服等基本防护装备供不应求，以至于医院被迫自己制造防护装备。2020年年底，瑞典确诊病例数激增，查赫蕾斯坦目睹了新冠患者不断涌入急诊科，“重症监护室拥挤不堪，医护人员工作压力非常大”。

2021年5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从公交车前走过。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许多医护人员也感染了新冠病毒。查赫蕾斯坦就是其中之一。“我在丹德吕德医院工作后不久就确诊感染了新冠。当时头很痛，还发烧和流鼻涕，失去了嗅觉。”她说。

大约一周后，查赫蕾斯坦最严重的症状消失，但嗅觉恢复花费了更长时间。很快，她又回到重症监护室继续工作。在那里，她需要每天高强度工作8小时，“我们工作量很大，很多医生不停地加班”。

2020年4月，在丹德吕德医院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约500名工作人员中，约有五分之一出现抗体。参与救治和护理新冠患者的工作人员中的抗体阳性率更高，这意味着医护人员存在更高的感染几率。

自疫情暴发以来，瑞典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抗疫政策，主要是向公众提出各种防疫建议。查赫蕾斯坦坦言，戴口罩弊大于利的说法在很多瑞典人的认知中根深蒂固，因此大多数人不愿戴口罩。

2021年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购物中心的长凳上划出禁坐区域。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瑞典国家新冠调查委员会去年11月发布的第二份中期报告说，该国对疫情的处理“明显不及时”，初步保护措施“不足以阻止甚至大幅限制病毒传播”。此外，瑞典应对疫情的准备“不合格”，“在2020年春季第一波疫情期间，防护装备的缺乏极为严重，导致医护人员有时不得不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工作”。

瑞典公共卫生局一直积极建议民众接种疫苗。截至2月4日，在全国约1040万人口中，12岁及以上人群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比例为83.7%，18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比例为51.3%。

2021年5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前往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然而，瑞典目前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瑞典公共卫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4日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129例，累计确诊2287785例；累计死亡16180例。

作为医务工作者，查赫蕾斯坦说，她担心全球疫苗分配不平等，会导致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低。“这不仅对个人，甚至对全世界都构成风险。帮助其他国家，其实也等于帮助自己。”（记者：和苗、付一鸣；编辑：王钊、陈勇、刘军、栾海、程大雨、唐志强、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