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不同辈分的亲属有明确的区分和正确的名称。比如笔者父亲的外祖父吴氏老先生，按照规则应该叫外曾祖父，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苛刻。爸爸叫他老人家外公。叫笔者加上“老”字，姥爷不仅尊敬，叫起来也很简单。

老外公是湖南湘潭人，字子昂，清末湖南第一批官费留日生，1902年入明治大学政科，修习法政，1908年毕业回国。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了三年书，之后回湖南继续教职。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几个省的司法长官，也担任过两所大学的校长，其中一所就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任职时已经改名河北省立法商学院。老人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所以早期的经历少有人知，即便家里人也所知有限，只是偶然间听到的一鳞半爪。即便如此，当笔者听父亲在不经意间娓娓道来的几则小故事，也不免瞠目，而对于过去年代的人和事，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吴家驹（1878-1964），清末官费赴日留学，北洋政府时期历任数省司法长官，1925年1月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本图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院长时的旧影。

祭孔遇鲁迅

我的舅公吴黔生是老外公的大儿子，抗战前上的北大哲学系，后来因病退学，但学问很令家父佩服，经常和他聊天。一次两人聊天，老外公微闭着双眼，在一旁躺椅上养神。当他们不知不觉说到舅公买的刚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时，老外公突然睁开半闭的双眼，问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书啊？”

舅公连忙回答是《鲁迅全集》，说着将第一卷抽出来，递给老外公。他老人家拿着书翻了一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慢慢地说道：

“哦，原来是周豫才的书呀！”

家父听了大觉奇怪，因为从没有听过有人称呼鲁迅的字，在书上也极为少见。按照过去老辈的习惯，只有认识的人之间才通常称字而不称名。他忙问：

“外公，您见过鲁迅？”

“周豫才，在日本时就认识的。”

家父大为惊讶，没想到家里的长辈中居然还有认识鲁迅。他连忙再问老外公，是怎么认识鲁迅的。老外公没有细说，只是简单地讲了讲见到鲁迅的大致经过。

北洋政府前期主张复古，在国子监举办祭孔活动。老外公当时在京任职，又算是文化人，自然是一定要去的。由于住的地方离国子监很远，所以到了日子，老外公很早就起了床，用过早膳，立刻直奔国子监。到了那里，天还没有完全放亮，一片昏暗，四周静悄悄的。忽然，他在朦胧中看到隐约走过来一个人影，走近才看出来是在教育部任佥事的周豫才。大家打了招呼，闲聊了一会儿。老人家也没有细说俩人都聊了些什么，只说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鲁迅。

北京国子监

1912年至1926年，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老外公1913年来京，先任教职，后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一年后赴贵州，1916年8月才返京任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18年再次离京，直到1925年才回京。查《鲁迅日记》，这段时间提到祭孔的只有两处，分别是1913年9月和1914年3月，时间倒对得上，只是文中未提及两人有过邂逅。网上查到的孔庙祭孔只有1916年9月那次，规模应该很大，但《鲁迅日记》中对此次祭孔只字未提，也是有趣。虽然二人相识很早，但路道不同，理念有别，没有深入交往倒也不足为奇。

对大夫的测试

老外公虽然在日本留过学，但对于中医并不排斥，他比较信任的中医，京城四大名中医里的施今墨是一位。一位不挂牌的儒医林先生，也时常有走动。东松树胡同口有位开诊所的周大夫，日后也是北京城里某医院的名医，却从来不找他，倒是家父自己有时候会去。后来则新增了一位杨先生。杨先生名绍曾，当时是北师大附中的庶务，家祖父在北师大教书时期，常去师大附中代课，于是就认识了，发现他于中医一道造诣颇深。杨先生解放初被人民医院请去当了专职大夫。

大约是在1946年，老外婆的母亲（外曾祖母的母亲）突发高烧。名医诊后开了方，抓了药，但高烧始终不退，大家急得不行。后来，祖父建议让杨绍曾来试试。老外公同意了，于是就去杨家请人。杨先生立刻就来了。号过脉之后，他仔细地看过原方，想了一阵，又开了一个方子，结果当晚烧就退了。从此，他在老外公的心里有了一个位置。多年后，一次家父去看杨大夫，问起当初开方的经过，他说：

“我的方子没有什么独家秘诀！当时仔细研究了前面大夫的方子，觉得没有问题，就算当初换作自己，也会那么开，但烧怎么还是不退呢？翻来覆去地看那方子，忽然看到其中一味药‘细辛’，剂量开的是‘三分’。在中医的药诀中，这味药的量最多可以下到一钱。我思前想后，决定把细辛增加到一钱。结果还真是一钱见效。”说到这儿，他还笑着说，为了开方子，还接受了你外公的考验。家父忙问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道：

“我吃过佣人送上的面后，准备开方子，笔墨这会儿已经备妥摆好。我拿起笔一看，是一支长锋羊毫，立刻明白这是你老外公要考考我！长锋羊毫毛长而软，没有认真练过字的人是写不出像样的字的。送上这样的笔，是要看看来的人是否念过书，文化素养如何。”

杨大夫以前在师大附中做庶务，写字是家常便饭，而且他的字也写得相当好，于是通过了这个含而不露的测试。

时下某些文化大V经常感慨、赞叹民国人物的“那些范儿”，不少见诸报端、网络。笔者看过几篇，不过皮相之谈，估计那些作者就是望文生义，并未真正了解“范儿”的背后，都有哪些东西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造就出那些令他们今天佩服得不行的“范儿”。

随手救人 卅载仍念报

俗语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即便是过去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偏远地区的人，也同样具备。家父所讲发生在老外公身上的一件事就足以说明。

1951年初，家里来了位姓刘的陌生人，求见老外公。老人家想了半天，不记得认识这么一个人。不过，来人既然以礼求见，自然就以礼相待。

这位来人大约40多岁，话不多，只说姓刘，然后恭恭敬敬地说，他是专替他父亲来报恩的。原来1914年到1916年间，老外公任贵州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在任期间，释放了许多受冤屈被关在狱里的人，这位刘姓客人的父亲因此幸免于难，后来多次向家人提及此事，一再叮嘱要找到吴厅长，感谢救命之恩。刘姓客人说，这件事他多年来未敢或忘，但一直没机会，眼下刚好中央决定要成立文史馆，由朱总司令牵头，他能和朱总司令说得上话，就向朱老总推荐了秉公办事的吴家驹先生。他为此登门，专为说明此事，以替父亲了却心愿。言毕，即请告辞。

老外公曾和舅公谈起过章士钊约请他参加中央文史馆的事，不过尚未接到聘书。来人走后，舅公问老外公，当年究竟是什么事，让刘家后人如此感激？

老外公说，他实在记不得姓刘的什么人和什么事了。不过当年初到贵州任上，他曾视察监狱，结果发现监狱内囚犯之多，竟然人满为患，以致常有瘐毙者。他感到非常奇怪，按说贵州地处西南，人口不多，民风也还淳朴，如何会有如此多的犯人在押？详细询问之下，意外得知监狱中被囚禁的人除了被告之外，原告、证人竟都一概关押在牢中，令他既觉可笑，又异常气愤，痛感当地新任司法官吏的无知无识，除了请客、吃饭、逛窑子外，根本没有起码的司法常识。于是，他马上查勘旧案，将无辜收监和无需收监的人全部开释。同时，他立即给属下官吏开办补习班，教授他们基本的司法常识和相关的司法程序，避免再次弄出类似原告、被告和证人一起关在牢里的糊涂事。他想，大约刘父就是那些被开释者中的一个吧。

《论语集释》的背后

笔者数年前在父亲书柜中看到有一摞四本新书，上面写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论语集释》”，扉页题字居然是老姨婆送给父亲的，就好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笑着回答，此事说来话长，而且和老外公有关。

《论语集释》一书的作者程树德先生是老外公的好友，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权威，著述甚丰，其《九朝律考》一书内容囊括汉律考、魏律考、晋律考、南北朝律考（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律考等九朝的法律考据与论证，数次再版，至今仍是法律系学生学习中国法律史的必读书籍之一。程先生少年时勤奋自学，熟读经史,博览群书，在身遭病患折磨，瘫痪在床，足不能行，口不能言的艰难境地中，依然殚精竭虑，完成《论语集释》一书，尤为难得的是，不分学派门户，所引历史上有关《论语》的各家注释书籍达六百八十种，为研究《论语》的学者提供了自汉朝到清朝的详尽资料。老外公认为，此书学术水平之高，一时无两，因此非常看重。后来，尽管家中书籍由于各种原因散失殆尽，但是这部书却一直被保留下来。

《论语集释》

这里插句闲话，据说钱穆对该书颇有微词，谓“异说纷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仅就笔者个人观书所得，《论语集释》中各家说法纷呈，正是作者考据之得，将之呈现予读者，以期达到让读者和研究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参考和借鉴之目的，并非为推崇某家之言甚或为自己“独家”见解张目。钱穆著有《论语新解》一书，内容以阐发个人对于《论语》的见解为主，其实与程先生著《论语集释》之本意完全不同。果真钱先生据此而批评程作，似非恰当。

老外公去世后，该书保存在舅公手中。舅公吴黔生老人是老外公的大儿子，生于贵州。抗战爆发前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曾随北大南迁至郑州，但因身体太弱，一年后只好回到北京家中，并独身终老于北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去世前特地嘱咐老姨婆，即他的小妹妹，老外公留下的不多的书籍中，三希堂法帖拓本送给老姨婆女儿，而《论语集释》则一定要留给家父。由于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老外公留下的这部书被外人拿走，始终没有交到家父手中，老姨婆为父亲和哥哥的嘱托未能实行，多年来一直深感歉疚。

前些年老姨婆最近参加小学同学聚会，意外地碰到了程树德先生的二女儿，她的同班同学。她记挂前事，就问起程老先生的那部书。对方说，《论语集释》一书已经由中华书局再版了，四十年代的旧版因为是亲戚笔录的，其中错讹很多，再版的时候都尽可能地做了修订。老姨婆听了异常惊喜，聚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去了中华书局，买到后急忙送给家父，完成了舅公和老外公的嘱托。

这部《论语集释》背后的小故事，应该可以让时下一些人真正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办夜校

革命不易，革命成功后，江山的管理更不容易。辛亥革命之初，旧秩序忽然之间就一下子被推翻，可是新秩序的建设与确立，却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老外公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同学兼挚友范源濂先生（字静生，教育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长、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应其师梁启超之召赴日，自己修读师范教育之外。于1902年就开始与日本的学院合作，开办法政补习班，聘请日本一流的教授给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官吏讲授现代的政治理论、司法理论与相关知识。尽管他与梁启超等人并不支持暴力革命，而是主张宪政，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意图挽救为外夷所欺凌的中国，建设和维护新秩序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后来的辛亥革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范围胜利后，顺利地接管了各地的政权并成功地在统一的政令下实施管理，无疑也是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的。

在贵州给官吏开办的那种补习班，对老外公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宣统元年（1909年）冬，范源濂先生约集留日同学中的同志，以尚志学会的名义，在和平门内东顺城街（后来我家就居住于此直到文革开始）设立尚志法政讲习所，授课人有六七人，分别是范源濂、林宰平（名志钧，清末进士，曾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经济学，梁启超指定的《饮冰室全集》编定者，北大名教授林庚之父，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书法家）、程树德、王维白（时任北京法政学校校长）、刘耕石（即刘颂虞，湖南第一批官费留日生之一）和老外公，“共同义务讲课，期年毕业，每夕六时至十一时，听讲者不取学费。於时北京部办之国立法政学堂而外，无私立讲舍肆习法政之学者。……此所既设，于是焉称便，故来者有时达数百人之多，学部严侍郎（即严修，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者之一）亦常莅临。”

尚志法政讲习授课时间均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后的傍晚直到深夜，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夜校。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夜校吧。后来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同样作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在安源用开办工人夜校的方式，提高工人文化知识和觉悟，与范、吴这些湖南先贤开办夜校亦有一脉相承之处。

吴家驹《追忆范静生先生》手迹

代笔写诗

老外公主业是法律，但作为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的门生，诗文功底是十分深厚的。家父说，他记事的时候，老外公年事已高，交游极少，看不到他写什么东西。只有赶上老人家偶然兴之所至，才能稍微见识到他的造诣。

祖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响应教育部支教号召，从北京师范大学去了昆明师范学院，家父随侍南去，就在那边念了两年中学。1957年放暑假，家父回京看奶奶和老外公等长辈。暑假将过，某天他去找初中的好友汪姓同学，俩人一起去永定门外的苇塘钓鱼，然后游泳、下棋，玩了一整天，当他准备离开汪宅时，汪父叫住他，说家父难得来玩一趟，既然很快就要离京回昆明了，就送他首诗，留作纪念，说着，提笔写了一首诗，诗曰：

同窗六载一生缘，

地北天南总挂牵。

社会主义光芒甚，

好乘良机快著鞭。

汪的父亲是北京的老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前做过某大报的主编，旧学很有功底。家父看着这首诗很是佩服，尤其像“好乘良机快著鞭”这样的句子，自问当时自己是写不出来的。

回到家里，正赶上老外公在院子里散步。看家父一脸高兴的样子，就问他为什么。家父将汪父赠诗一事讲了，并呈上诗请老外公过目。

老人家接过诗看了一遍，微微一笑，说道：“人家临别赠诗，你也应该回赠一首才对呀。”

“可我哪里会写……”

“唔……你等一下。”

老外公转身走进他的房间，一会儿，他喊家父进去，只见老外公的书桌上摊着一张纸，墨迹未干，上面写着四句诗：

小聚京华才几日，

无端依别又南行。

读君佳句增惆怅，

何减桃潭送李情。

家父一看，全诗明白晓畅，一气呵成，诗意盎然，结句用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典故，作为高中生，李白这句诗无疑是谁都知道的，在此用将出来，既合乎情理，也契合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而赠诗人恰恰姓汪，可谓一语双关，更见巧思。老外公生于1878年，当时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其文思仍敏捷如此，用语精妙而不着痕迹，实在令人赞佩不已。

照片风波

老外公不以文名著称，晚年就是以写字、读杜诗自娱。老姨婆说老外公有写日记的习惯，为官近二十年间的日记就有几十册，还有自拟的诗文集。她看过其中一些，是些类似游记的文章，以极其优美的文字描写了湖南省内的山川、河流、幽谷以及几个小城，她以为不在柳宗元《永州八记》以下。老外公的父亲在外就幕，就把老外公带在身边念书，因此他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就去过很多地方，其中不乏灵境奥区、清幽古城。

可惜，随着一些社会运动的出现，老人们以多年的社会经验，感到形势有些紧张。我家当时的住宅是尚志学会的产业，前院的一间空房中一直存放着静生生物研究所的一些动植物标本、学会多年前剩下的杂物以及家中的杂物，都堆在一起了。胡同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开始在院里逛荡，时常在那里出来进去的，让人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舅公担心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思之再三，最终忍痛将这些日记和诗文集等统统付之一炬，希图免祸。即便如此，后来还是差点遭殃。

舅公烧掉老外公遗物不久，一天突然被叫到居委会。一个戴着袖章的人（其实是胡同里的一个地痞混子）严厉地命令舅公交待“反革命罪行”。舅公莫名其妙，不知从何说起。此人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是老外公和一个身穿戎装之人的合影，接着厉声喝道：

“这穿军装的反动军官，和你们家什么关系？你老实交待清楚！”

舅公定睛一看，照片中穿军装的人是蔡锷将军。蔡锷和老外公同是湖南人，又是时务学堂的同学，关系很好，估计是从那堆房里不知怎么被此人翻出来的。舅公哭笑不得，可琢磨着，若真要把民国初年那会儿的事说出来，对方肯定不明白，而且可能越听越乱，更添麻烦。正不知道该怎么说对方才满意，这时居委会里的老邻居、老街坊在一旁都帮着分说。舅公一摸兜，身上恰好有几毛钱，就先主动“交待”出来，最后那个戴袖章的人让舅公回了家，以后居然也没再找舅公什么茬。当我和家父聊到此处时，无不感叹，若是那些日记能够留下，该是何等珍贵的史料，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转念一想，人都没事，岂非更大的幸事？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库甲编”中有一册《范源濂集》，史料搜集得不少，其中竟然收有一篇老外公写的《追忆范静生先生》（惟该文下方作者小注除了名字正确，其他全错，令人遗憾），全文以清丽流畅的小楷写就，不逊书家，老人家壮年时为文、为诗的风采，于此多少可以想见。可惜，该文是目前找到的唯一一篇存世的老外公亲手写就的文章。

这篇文章中提到范源濂先生被同学唐才常（清末维新派首领，自立军起义领导人，事败被杀）等戏称“范圣人”，书于墙上，结果唐等人被捕，范先生也因此遭到清廷追捕。辗转千里才得脱身。

老姨婆在世时曾向家父讲起，有一次梁启超、范源濂等几位先生来家里，似乎是等一个给尚志学会的文件，几人闲聊之余，干脆打了几圈麻将，家里人还下了几碗素面给他们当点心。

“超合理”

历史的细节从来是有趣的。前辈学人、仁人志士光芒四射的形象背后，展示了他们同样是普通人，也食人间烟火。

1937年出版的北京有名的消闲刊物《369画报》第一卷上，有一篇名为《窖金》的短文，作者是程树德先生，只是被译成了白话。内容则是讲他和老外公两人某次吃饭时的闲聊，事几近俚俗，确属消闲。原文大致是讲，程先生一次偶然和老外公在春华楼喝酒，聊到命运的有趣时，举了宋人笔记中一则趣事。名相范仲淹年轻时曾在一个庙里读书。一天他去出恭，蹲在地上时，发现地下埋有金银。出完恭，他掇了些土把金银埋上，就出去了。后来他做了官，三十年后又途经此地，还住在这个庙里。和尚正准备修庙，就向他化缘，拉赞助。范公立刻答应，而且要负担全部修缮费用。化缘的和尚很诧异，按他估计全部费用约需五万两银子，范公是清官，居然能拿出这么多钱？

次日，范公带了许多人到庙内，直奔厕所，把埋那里的金银挖出来一秤，恰恰是五万两。如果做个赃官，五万两到手很轻松，范公唉道：“假如当年出恭时就把金银挖出来，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善行了。”程先生十分感慨，“人生一切，不可强求”，范公的故事正应日本人所说的“超合理”。

谁知老外公居然也讲了两件也可算是“超合理”的亲身经历的趣事。

某年夏天，老外公因事北上，先坐长江船。那会儿一没空调，二没电扇，舱内热得难以忍受，只好到船舷边透气，不料忽然一阵风，把船票吹到江中去了，没法子，只好补了一张票，多花了五块钱，100年前这可不是小数，心里觉得有些懊丧。船到汉口，换乘火车。谁知老外公的朋友托他带东西，东西多，乘火车必须过磅，过磅费差不多还需五块。老外公心里不得劲，不自觉地和身边一个旅客抱怨帮朋友带东西，还要过磅花钱。那旅客说：“我和车长是哥们。带的行李上百件，从没过磅。您是读书人，这样，您的行李上写我的名字，就不必麻烦了。”老外公就依了他的办法，还真没过磅。

老外公有位姓罗的朋友，曾任某局秘书。因无钱过年求贷，于是老外公借了他十五元。这时同座的还有一位姓朱的同乡，老外公向他说：“都是同乡，能不能也借他点钱？”朱某不理。这天正是除夕，朱某来意在觅赌，正好三缺一。老外公就向罗君说：“此十五元，也不够过年的。要不干脆孤注一掷？”罗君同意了，结果老外公赢了十五元，朱某输了十五元。

程先生文中说，人生一切，有得有失，不足介意。所谓“塞翁失马”就是这个理。假使老外公的船票不吹入江中，恐怕也遇不见那个仗义旅客。意外的损失自有无形酬偿。明白这个理，凡是分外的利益，侥幸获得了，必有相当的危险。老外公的慷慨，同样有了补偿。而朱某一钱不舍，仍然不能免于损失。事虽不奇，输赢恰为十五元，也是奇了。

俗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说的是同样道理，都是让人要达观处世，勿拘泥执着。这样的话谁听着都能明白，但若真能领悟其中的深意，非经过岁月的磨折是无法切实领会的。程树德先生后来身体瘫痪，手颤不能书，全凭口述，著成《论语集释》四十卷，若非身处这等逆境，这部杰作未必能够问世。他老先生自己也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衰年壮举，虽不无人定胜天的气概，但此书在他临终前两年脱稿并付梓，也算得上“超合理”。

“超”字前些年使用广泛，动不动就在某词、某字前加“超”，“超女”、“超酷”、“超炫”等不仅频频见诸各类媒体，且成为年轻人的口语词汇之一。笔者在办公室中，就几次听到年轻女同事说某某食物“超好吃”、某男星“超帅”什么的。笔者不知道今天之“超”始用于何时，始用于何人，但可以确定非时下的“✕✕后”的创新，近百年前的日本就已经出现“超”的组合词，只是知晓此节居然与笔者老外公有那么一点点联系，想来倒真是“超有趣”。（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