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韩愈和孟郊是中堂的两位重要作家。他们以怪异的审美文风和高音的创作手段为特色，建立在中唐时期。

唱和诗虽然只是一种诗歌形式，但韩孟的唱和诗，不仅见证了两人深契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两人以联句唱和为主的唱和诗，在韩孟大体一致的怪奇特性诗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基金项目：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唐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3C121)。

作者简介：赵乐，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呼和浩特 010021 赵乐，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韩愈和孟郊都是中唐时代的重要作家，两人的名字常常被相提并论。韩愈、白居易的同时代人赵磷在其《因话录》卷三中说道：“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可知中唐时已将韩孟并称，并说两人颇有交情。《旧唐书》记载：“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①可见韩愈和孟郊的深契交情，是由韩愈首先倾心拜服孟郊开始的，他们的友谊形成了真正的“忘形之契”。宋、明和清代都有诗论家认为韩愈以其才气、名声和权势自成一派，张籍、李贺、刘叉、贾岛等诗人皆可谓游于韩门者，但韩愈对于“韩门诸人”，“所心折者，惟孟东野一人”②。今人更以韩孟来指代中唐的这一支诗歌创作群体——“韩孟诗派”。

事实上，关于韩孟交往的历史，最可靠、最直接的记载毫无疑问是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在唐代，人们习惯于用诗的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感情”，“(诗歌)是人际交往的常用工具”③。在他们交往时创作的诗歌中，两人的唱和诗，无疑更有益于我们了解两人对友情的态度和诗歌的审美倾向等。本文将论述唱和诗对于韩孟友情和诗风形成的影响。

一、唱和诗创作推动了韩孟一生的友情

友情是往古来今不断被歌咏的文学主题之一，也是人类情感世界非常重要的组成之一。韩愈于贞元八年和孟郊初次相见，即许为“忘形之契”，这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韩孟两人思想性格有相似处，俱好奇好古。韩愈自贞元八年结识孟郊之前，满心推崇儒家的古道仁义：“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术干进”(《上贾滑州书》)，其后的一生也践行着复古尊儒的思想：“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争臣论》)“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与李秀才书》)孟郊本质上也是儒生，他主张保持“圣贤心”(《赠郑夫子鲂》)，要求“章句作雅正”(《赠苏州韦郎中使君》)，用诗歌“证兴亡”“补风教”(《读张碧集》)。故韩愈初识孟郊，极口称赞孟郊：“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孟生诗》)开篇连用四个“古”字形容孟郊，可见两人的思想性格的一致性。

其二，韩孟有相同的文学创作导向。同处于局促悲愁的中唐，韩孟的创作有互为同调的社会基础。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邪?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艰阻耳。”孟郊的促迫褊窄，甚至以丑为美，都与韩愈的创作同一格调：“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④诗歌风格、审美情趣的相同，源于韩孟相同的文学创作导向：“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⑤这种文学创作导向，正是在韩孟交往的历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韩孟精神上的“深契”之外化，集中体现于他们的唱和诗作中。韩孟都对唱和的方式情有独钟。韩愈认为此唱彼和乃是友情敦睦的有效方法：“南宫清深禁闱密，唱和有类吹埙篪。”(《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韩愈将唱和往来比作乐器合奏，认为唱和可促使如兄弟般和睦友善。而当缺少唱和呼应时，韩愈感觉自己无比孤独。他在写给孟郊的第一封信里，就吐诉自己无人唱和的精神苦闷：“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与孟东野书》)由此可见，唱和诗对于韩孟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诗之为诗的文学性，而成为韩孟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精神慰藉。孟郊对唱和重要性的看法甚至甚于韩愈：“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送崔爽之湖南》)孟郊认为唱和必得是处于同一精神境界的两方，各自以自己最佳的创作状态来进行的心灵上的沟通。因此，唱和诗之于韩孟，是寻求精神世界的深契无间，而非泛泛、随意的简单应酬。

在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两人结识之初，韩愈三试而终登第，孟郊比韩愈年长17岁，此时已42岁，本年却落第。孟郊落第之后，激愤作《长安道》以宣泄。诗曰：

胡风激秦树，贱子风中泣。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

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

诗中着力描画长安道上富贵奢华之家的安逸享乐，将“贱子”的自己比作急于投一树而不得的鸟儿。“朱门”者的富贵，激发了“贱子”者的悲哀、愤怒、激切之情。

韩愈刚认识孟郊，怜孟之不幸且贫寒，即作唱和一首《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

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

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

此诗将长安人分为两类，一类贫，一类富，贫者和富者各有其生活方式——文史和笙竽，结论是贫者文史之乐贤于富者笙竽之乐。显然，此诗目的在于“广其意而使之安其贫也”⑥。值得注意的是，确认唱和诗一般是“以和定唱”，即通过“和诗”来确认“唱和”的关系。孟郊的诗歌只是一首表达激愤的作品，其实并无与韩愈唱和的意图。正是由于韩愈主动发起明确、直接的唱和回应，并且表示了同情之意，所以正史才说韩愈先“深契”孟郊。

安慰孟郊之后，韩愈又主动为孟郊的出路积极筹划，推荐孟郊入徐州张建封幕。孟郊接受了韩愈的建议，在准备前往徐州之前，作了一首和诗《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以回应韩愈。诗中用了孟郊式瘦硬的风格来写离愁：“富别愁在颜，贫别愁销骨”“离弦不堪听，一听四五绝”；写自己的现状：“懒磨旧铜镜，畏见新白发。古树春无花，子规啼有血。”两人始于精神契合和相互扶助的友情已然起程，其后两人又有过八次重逢，其中有四次留有唱和作品，由此更加深了友情。

贞元十五年(803)，久困汴州的孟郊决计南返，行前有《汴州留别韩愈》赠同在汴州的韩愈，感叹自己之贫困：“四时不在家，弊服断棉多”“远客独憔悴，春英各婆娑”，抒写离情难诉：“但为君子念，叹息终非他。”韩愈的酬答《答孟郊》则充满了对友人的同情和深知，同情其贫“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深知其人“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此二句“写尽东野致功之苦”，故程学恂评曰：“凡公赞东野处，皆到至处，真实不虚。是真巨眼，是真相知。”⑦

元和元年(806)两人再次相逢，创作了11首唱和诗，且均为联句，由此将两人的感情、诗思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联句中，两人互道遭际，倾诉相思之情：

剑心知未死，诗思犹独耸。孟郊

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韩愈(《会合联句》)

微然草根响，先被诗情觉。……

危檐不敢凭，朽机惧倾擈。

青云路难近，黄鹤足仍鋜。孟郊

与子昔暌离，嗟余苦屯剥。

直道败邪径，拙谋巧伤诼。……

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韩愈(《纳凉联句》)

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孟郊

月光有时晦，我心安所忘。韩愈

常恐金石契，断为相思肠。孟郊……

苟无夫子听，谁使知音扬。韩愈(《遣兴联句》)

自从别君来，远出遭巧谮。韩愈……

欲知心同乐，双茧抽作纴。孟郊(《同宿联句》)

一则以情，一则以志，韩愈和孟郊在唱和诗中不断重复着这两个主题，他们的友情也在知己之音的回应下变得牢不可破。南宋人王十朋读韩孟联句亦有如是体会：“韩退之之留孟东野也，其诗有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某初疑退之言为夸，及观《城南》诸联句，豪健险怪，其笔力略相当。……然后知‘复蹑’之语为非过。又读其末章有曰‘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于是又知二公心相知、气味相得，至欲相与为云龙而不忍有离别，真可谓古之善交者。”⑧

元和九年(814)韩孟最后一次唱和，孟郊在洛阳先赠韩愈诗云：“何以定交契，赠君高山石。何以保贞坚，赠君青松色。”表达两人友情的坚固；又向韩愈提出建议：“众人尚肥华，志士多饥赢。愿君保此节，天意当察微。”(《赠韩郎中愈》)韩愈对朋友的情之厚、劝之衷做出回应：“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蛮。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何为复见赠?缱绻在不谖。”(《江汉一首答孟郊》)始终以古道忠义相吸引。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九年，随着22年时光的流逝，两人的友情在一次又一次的唱和过程中不断重温和巩固，最终成了挚友，他们以坚固的友情挑起了中唐诗派的一杆大旗，走出了一条新的诗风之路。

那么韩孟究竟有多少唱和作品存世呢?翻检韩孟诗集，自贞元八年(792)到元和九年(814)孟郊去世之间，韩孟之间的唱和诗有十七首，列表如下(见后页)。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孟的交流特色：一为韩孟的唱和以元和元年为高峰，二为唱和形式以联句为主。从表2来看，韩愈、孟郊的诗歌创作并不以唱和诗为主，比例分别只有21％和11％。显然韩愈的地位较高，交际也较广，故与人唱和的作品也多一些。韩孟之间的唱和占其唱和诗比例的19％和32％，这说明两人在对方的心里所占的分量很重，“两人对口，如一鼻孔出气……足证韩孟两人意气相合”⑨。

与韩孟两人在唱和诗中所表现出深契的友情不同，考察韩孟与其他人的唱和交往，则可看出唱和的目的多为应酬。比如韩愈与裴度唱和，即在称颂裴度的平淮西之功，如《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南伐旋师太华东，天书夜到册元功。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韩愈与马总的唱和，也旨在歌颂对方“天平篇什外，政事亦无双。威令加徐土，儒风被鲁邦。”孟郊亦然，其《春日同韦郎中使君送邹儒立少府扶侍赴云阳》：“太守不俗韵，诸生皆变色。郡斋敞西清，楚瑟惊南鸿。……酒酣正芳景，诗缀新碧丛。……高步讵留足，前程在层空。”应酬痕迹明显。这样的应景文字主要在于歌颂对方的功绩、赞美对方的身份地位，与韩孟为友情而唱和有明显的区别。

综上所述，韩愈和孟郊之间的深契友情，以复古尊儒为思想基础，以唱和诗为表现。唱和诗的创作从两人结识一直持续到孟郊去世，见证并推动了两人一生的友情。正是唱和诗将两个诗人密切地关联在一起，让后人从中感受到两位诗人间的友情被不断加固，成为名副其实的“韩孟”。

二、唱和对韩孟派诗风形成的影响

唱和诗推动韩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后人心中的友情典范。韩孟的唱和诗还对韩孟各自的诗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从表1可知，韩孟匠心独具地选择了联句，作为他们唱和的主要体裁。他们对联句付出了较大的心血，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可以说，联句在韩孟手中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联句体，自以韩、孟极致。”(11)

联句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唱和诗，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先生认为，联句“以互相应和为基础。应和是诗歌继续下去的唯一形式，即使在大多数描述性的联句中也不例外。在一般的诗歌中，诗歌发展的结构是由诗歌的整体内容所决定的；个别诗句在整体的联系中起作用。然而，在联句中，任何诗句都只和前一句诗歌发生联系，最多和整首诗歌都趋向的观点相联系。因此，联句结构的独特性在于诗歌开始后我们不知道它会如何发展继续下去。诗歌毫无规律地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它似乎更应该被看作一系列的应答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12)。这段论述充分肯定了联句的创作，是一种作者们都在独立思考后而进行的相互应答活动，即无论从作者的角度，还是从诗句的角度，联句都具有独立性、应和性。我国古代对韩孟联句唱和的赞誉，也是从韩孟的联句有呼应唱和的关系、并形成浑然一体的状态着眼的：“联句诗如……知音合曲，声声相应。故知非孟、韩相遇，不能得此奇观也。”(13)“东野与退之联句诗，宏壮博辩，若出一手。”(14)可见，联句诗也是一种唱和形式的诗。

韩孟之所以选择联句作为唱和的形式，主要受孟郊的影响。孟郊二三十岁时参加过颜真卿的湖州诗会，他在诗中描绘过诗会盛况：“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大历年间湖州诗会参与人数达百余人，以联句唱和为主要方式，且游戏性质浓厚。而“古典诗歌的各种体式到大历都进入了成熟期，唯独联句是个例外，尚处在探索阶段”(15)。所以，秉性好奇的韩孟便采用了这种可以“独开生面”的方式，并在其中开出“奇险”之径。

以下论述一下以联句为主的唱和诗对韩孟诗风的影响。笔者认为韩孟诗歌所具有的怪异的意象、诘屈聱牙的僻字、赋体铺排的艺术特色的形成，与两人之间的唱和有作重要的关系。

韩愈24岁在认识孟郊之前，诗歌作品只有五首。没有形成成熟的诗风，也没有怪奇的一面。贞元八年认识孟郊之后，《孟生诗》明显流露出对孟郊的倾心、赞美：“异质忌处群，孤芳难寄林。”并且一语中的地总结出孟郊式的创作方法：“清霄静相对，发白聆苦吟。”苦吟是孟郊创作怪奇诗的重要手法，作为青年后进，韩愈受已入中年的孟郊影响，自在情理之中。孟郊的和作《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突出了自己孤高耿直的性格：“愿为奇草木，永向君地列。愿为古琴瑟，永向君听发。欲识丈夫心，曾将孤剑说。”并透露出怪奇的诗风倾向：“富别愁在颜，贫别愁销骨。”这两句将愁苦之思分出等级，是后来常用的“狠切”意识的先声。可见在韩孟交往之初，孟郊即以自己的孤僻、孤傲、孤高的性格影响着韩愈，亦以怪奇的诗风苗头影响着韩愈。

贞元十九年(803)是韩愈诗风转变的关键的一年。这之前，36岁的韩愈只有47首诗歌，创作倾向有二：一为倾心于“古道”的意义，即师古。对“古道”心慕手追，首先体现在韩愈诗中“古”字出现的频率较高：“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孟生诗》)“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缠。当今固殊古，谁与为欣欢?”(《杂诗》)“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答孟郊》)“我歌君子行，视古犹视今”(《幽怀》)。其次体现为韩愈诗歌多有模仿《离骚》者——《马厌谷》《暮行河堤上》；模仿诗经者——《驽骥赠欧阳詹》《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就是注重向前人学习，遵循儒家诗教，较少突破。总体风貌比较平易，有的甚至可相仿白居易的通俗，如：“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赠侯喜》)，“我今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北极一首赠李观》)，“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出门》)，等等。

创作倾向之二，为倾慕于孟郊的魅力，即师今。贞元十九年之前，韩愈多次表达了对孟郊的倾慕、拜服，如《孟生诗》《醉留东野》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贞元十五(799)年正月，孟郊离开汴州南游，与韩愈留别，两人创作了第一首联句作品——《远游联句》。在孟郊的引领下，“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韩愈展开想象的翅膀，着意于怪奇的意象。宋代朱熹对韩愈诗风的转变看得很清楚：“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着如此做。”即韩愈诗作本来非怪奇满眼，是受到了孟郊天马行空思维方式的影响，也一同被引入一种怪奇的思维轨道。另一首韩愈留别孟郊的作品《答孟郊》，朱彝尊评价为“句句响快，虽不无生割，意却不硬涩”，也说明韩愈的诗歌仍处在较为平易的阶段，只不过在孟郊的影响下朝着怪奇的倾向发展。

贞元十九年，韩愈因上疏论天旱人饥，为京兆尹李实所谮，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贬谪。对现实充满不平之气的韩愈，将自己的一腔怨气发泄于诗中，在去谪地阳山的行程中，在阳山的送别诗中，甚至在阳山的读书生活中，借助于怪异的辞藻、形式的拗律、句式的散文化等方式，逐步形成了日后那种标志性的诗歌风貌。比如《苦寒》，朱彝尊评为“怪怪奇奇，与陆浑山火同，此是昌黎独造”。《咏雪赠张籍》《利剑》《题炭谷湫祠堂》《贞女峡》《县斋读书》《射训狐》等诗，都以“狂教诗硉矹，兴与酒陪鳃。……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的状态创作而出。这种状态就是将自己的狂放不羁之气，伴着酒喷薄而出，形容刻入，运毫之锋不可侵犯。

元和元年(806)对于韩孟来说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怪奇之风的诗歌创作达到高潮。从上文表一中可知，韩孟共有17首唱和作品，其中元和元年创作最丰。元和元年六月八日，韩愈离开江陵回长安任国子监博士；十一月，孟郊应河南尹郑余庆之辟，离开长安去洛阳任水陆转运从事。韩孟在不到半年的相聚时间里，创作了11首联句唱和，占韩孟唱和作品的65％。这11首作品风格一致，比如《城南联句》：“自古联句之盛，无如此者”(16)，《同宿联句》：“造句多峭”(17)，《秋雨联句》：“可谓极状境之妙”(18)。这些大量以僻字、奇字，散文句法为手法的怪奇之诗，是韩愈在元和元年之后的主流创作风格，也是韩愈之所以为怪奇一派的原因。

总之，韩愈诗风前期主要以平易的为主，当与孟郊唱和时，怪奇的倾向开始出现。贞元后期，韩愈的创作不断向怪奇特色发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诗风——雄奇险怪。而在此过程中，又以元和元年两人的大量联句唱和为契机，最终将怪奇诗风定型下来。由此可知，决定韩愈诗风转变为纵横怪变的，是“二人联句，较其自作，又各纵横怪诞，相得之兴，却有此理”(19)。也就是说，两人的唱和诗，尤其是以联句为主的唱和诗，对韩愈怪奇诗风形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相比于韩愈诗风的阶段性发展，孟郊的诗歌也在发展中变化。在结识韩愈之前，孟郊有系年可考的作品仅二十九首，与韩愈一样，倾心古道，追求古貌。这二十九首诗可分为两类，一类体现了“理”的渲染，对儒家道德精神的体认，如对女子贞洁观的态度、对为人孝道的认识、对藩镇割据的忧心忡忡；一类是情的表达，比如游历中访友的友情、颂美情、访僧道的世外闲情。诗歌写得较为平易，情感贯穿着儒家的古道。所以韩愈在认识孟郊之初即被吸引：“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孟生诗》)

和韩愈相遇之时，正是孟郊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因为孟郊在科举考试中落第了。但这却又是孟郊人生的一幸，因为他遇到了一生的知己。在韩孟相遇之前，孟郊创作的诗歌如果说有了怪奇诗风的萌芽的话，那么自从与韩愈的唱和开始，就明显朝怪奇诗风倾斜了。对于这一点，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先生论述道：“孟郊早期的诗作确实比较平庸，但是其中已经孕育了他独特诗风的萌芽”(20)。比如使用僻字“啼乌绕树泉水噎”(《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东风不惊尘”(《长安早春》)；比如喜用对立以展示激愤的情绪：“贫士少颜色，贵门多轻肥”(《上河阳李大夫》)。落第的打击，促成了孟郊的这些手法，渐渐变成了惯常使用的方式，比如多用僻字“胡风激秦树”(《长安道》)，“雪声激切悲枯朽”(《夷门雪赠主人》)；多表达对立情绪：“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长安道》)，“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长安早春》)，“夷门贫士空吟雪，夷门豪士皆饮酒”(《夷门雪赠主人》)，“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长安旅情》)，等等。

贞元八年后，孟郊又经历了落第之怨、失子之痛、丧母之痛、交友之误、挚友之贬，种种愁苦体现在孟郊的“不平则鸣”诗中：

饿犬枯骨，自吃馋饥涎。(《偷诗》)

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老恨》)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落第》)

老虫乾铁鸣，惊兽孤玉咆。商气洗声瘦，晚阴驱景劳。(《秋怀十五首》)

岸童斫棘劳。语言多悲凄!(《寒溪九首》)

这些选句印证着苏轼的评价“郊寒”，而当与韩愈接近时，孟郊又明显地呈现怪奇的特色，而被后人大为称赏：“《城南》诸联句，豪健险怪，其笔力略相当。使李杜复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21)

韩孟贞元十五年开始创作联句诗，第一首联句诗《远游联句》显然由孟郊先开怪奇诗句，韩愈紧随其后。到了元和元年，韩孟与张籍、张彻的唯一一次联句《会合联句》，也是由孟郊先标怪奇之句，众人各展所能，竞相攀比，“下语多新，……虽略嫌生硬，然联句正以此角采，正是合作”(22)。与《会合联句》同为夏季所创作的还有《纳凉联句》和《同宿联句》。《纳凉联句》当是元和元年韩孟之间的第一次对阵。棋逢对手，韩孟在联句中着力雕锼，形成你争我夺的竞争态势。头两个回合是人各二句，势均力敌。后两个回合，孟郊陡然发力，猛增到十六句，韩愈也不甘落后，一口气拼到二十二句。孟郊继续稳健增写十六句，韩愈仍然写出二十二句。从内容上看，“目林恐焚烧，耳井忆瀺灂……”孟郊用奇特句法描写酷暑难耐；“龙沉剧煮鳞，牛喘甚焚角……昼蝇食案繁，宵蚋肌血渥”，韩愈用怪奇的意象渲染无处可避的燥热。如果说元和元年夏季的联句诗还是由孟郊先开怪奇之路、韩愈应声而战的话，那么，进入秋季之后，韩孟所创作的《秋雨联句》《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城南联句》《斗鸡联句》《征蜀联句》等作品，则逐渐呈现两人诗风完全混融的状态，甚至看不出联句的痕迹：“火发激铓腥，血漂腾足滑。江倒沸鲸鲲，山摇溃猰”，这是情感激愤、满篇僻字的《征蜀联句》；“磔毛各噤痒，怒瘿争碨磊。腷膊战声喧，缤翻落羽皠”，这是“豪快动人，古今罕埒”的《斗鸡联句》，韩孟各作两句，而已难分彼此。《城南联句》是韩孟联句之中怪奇之风达到鼎盛的代表，“二人竞为奇语”(23)，“城南联句，盖二公竞自务为奇语”(24)。全篇以赋为诗，驳杂兼收，巨细无遗。正如清人方世举所评：“其铺叙之法，仿佛三都、两京，而又丝联绳牵，断而不断，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非其大才，安能如此。”(25)从韩孟创作联句的历程来看，孟郊先倡怪奇，韩愈紧随而动，到元和元年秋冬之时，两人对怪奇之风已操控自如，并驾齐驱，浑融无间，故后人评价说：“两人对口，如一鼻孔出气，故能以跌宕见长，足证韩孟两人意气相合。”(26)确为的评。

韩孟在联句中暗自较劲、互不服输的竞争心态，是两人唱和诗创作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促使两人诗风怪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见：“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韩孟诗趣本不相同，“惟二人相合，乃争奇至此，则其交济之美，有互相追逐者。”(27)“韩孟联句，是六朝以来联句所无者。无篇不奇，无韵不险，无出不扼抑人，无对不抵挡住。真是国手对局，然而难，若郾城军中与李正封联者，则平正可法。”(28)“诸联句诗，凡昌黎与东野联句，必字字争胜，不肯相让。与他人联句，则平易近人”(29)。后人众口一词的看法，可知以联句为主的唱和，对韩孟的怪奇诗风的形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唱和诗，推动两人在“字字争胜”的比拼过程中融合为统一的诗风。

综上所述，虽然唱和诗只是一种诗歌形式，但发展到中唐，蔚为大观的唱和诗对诗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诗风诗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两者的发展。正是唱和诗的明确、单一、直接的映射关联，使得中唐两大诗人——韩孟的友情，在二十二年的唱和交流中不断醇厚，他们“真可谓古之善交者”。而韩孟所具有的雄奇怪谲诗风的特色，也正是由于以联句为主的唱和诗的推动作用下得以形成。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孟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05页。

②赵冀撰，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瓯北诗话校注》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③吴相洲：《唐诗繁荣原因重述》，《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63～64页。

④刘熙载撰，徐中玉点校：《艺概·诗概》，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63页。

⑤许印芳：《诗法萃编》卷六下，上海涵芳楼《丛书集成续编》本，第202本，第327页。

⑥范晞文：《对床夜语》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页。

⑦程学恂：《韩诗臆说》，王元五：《国学小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页。

⑧王十朋：《送喻叔奇尉广德序》，《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卷二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61页。

⑨蒋抱玄评，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

⑩《长安道》《孟生诗》这两组唱和诗的系年有不同说法。钱仲联先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系在贞元九年。华忱之先生《孟郊诗集校注》系在贞元八年。据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正月礼部举行贡举试，二月吏部举行关试比较普遍”。韩孟在贞元八年已经结识，韩愈贞元八年春及第，而孟郊落第，此年李观亦在京城参加考试，贞元十年李观去世，故孟郊诗题中同时提到韩愈和李观，诗必做于贞元十年前。贞元八年孟郊落第，不仅暂时没出路，且“秦吴修且阻，两地无数金”，生活困顿，故韩愈向张建封推荐孟郊也在情理之中。韩愈说“期子在秋砧”，也符合春天他们刚好登第或下第的时间。所以笔者认为系在贞元八年为妥。

(11)翁方纲：《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12)斯蒂芬·欧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田欣欣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13)清人俞玚评价，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陕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4)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15)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2页。

(16)方世举评，《昌黎诗集编年》卷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0册，第356页。

(17)朱彝尊评，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432页。

(18)朱彝尊评，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481页。

(19)程学恂：《韩诗臆说》，王云五：《国学小丛书》本，第23页。

(20)斯蒂芬·欧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第17页。

(21)王十朋：《送喻叔奇尉广德序》，《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第961页。

(22)朱彝尊评，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418页。

(23)方成珪评，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486页。

(24)蒋之翘评，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523页。

(25)方世举评，转引自《昌黎诗集编年》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356页。

(26)蒋抱玄评，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618页。

(27)方世举评，转引自《昌黎诗集编年》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356页。

(28)方世举：《兰丛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81页。

(29)赵翼撰，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瓯北诗话校注》卷三，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