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种6卷)小32个，千精装本

1 《荷花淀》

《莲花传播》开山作

编纂后期

孙犁在《我的自传》说：

1936年暑假后，我去安新县东九镇的小学教书。初步了解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1937年冬天我参加了抗日事业。1944年，我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登载了副题为“白洋淀纪事之一”的《荷花淀》。这篇五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以散文的笔调，诗化的语言，描绘了白洋淀的水乡风情和冀中人民的战斗生活。清新明丽，朴素自然，充满着乐观精神和浪漫气息，在革命文学中独树一帜，成为孙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

作者也曾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一文中回顾道：

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

《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

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

一九四七年四月，作者第一本小说散文集《荷花淀》，作为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之一，由香港海洋书屋出版；

一九四九年，短篇小说集《芦花荡》，作为“群益文艺丛书” 之一，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九年八月，短篇小说集《嘱咐》，作为“大众文艺丛书”之一，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

一九五〇年，短篇小说集《采蒲台》，由三联书店出版。

至此，代表作者早期创作风貌的所谓“荷花淀派”短篇小说——尽管作者并不承认有“派”——基本收进了这四种集子，而作者的早期创作亦告一段落。

孙犁“一九四九年进天津，在天津日报工作”。一九五〇年开始写作《风云初记》等中篇小说，“一九五六年，我身体开始不好，写作就少了”。之后，是“养病”十年，“运动”十年。一九七八年后开始晚期写作，结集于“劫后十种”。

本书即以这四种集子为基础重新编选校订，书名则沿用第一本作品集的名字——《荷花淀》，实为孙犁早期短篇小说精选集。

其实重新编选并无什么“标准”，大抵有着风物人情之美和语言意境之美，尤其是描写青年女性的篇目都选入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孙犁像个深情的旁观者，发现了抗战军民日常生活中的 “诗意”和乡村女性的 “美”,这恰是孙犁之为孙犁的特别之处。非要说“编选标准”的话，勉强可说是“审美”罢。

四种之外另收入一篇《琴和箫》，“在我现存的创作里，它是写作较早的一篇。但是，在后来我编的集子里，都没有这一篇……由康濯同志给我编辑的《白洋淀纪事》里，也没有收进去。”但作者“并没有忘记它”，“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秀露集〉后记》）

文后附录《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关于〈荷花淀〉被删节复读者信》两篇文字，以供参考。

本书据四种初版本排印，适当参照一九五八年版《白洋淀纪事》，仅对少量明显错讹做了订正，异体字、象声词及作者习用字词，悉仍其旧。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七年，作者曾回到冀中，重访旧地，写下了一组饱含深情的纪实风格的散文，有些篇目可视为早期小说的“本事”，与同时期的小说创作虚实相发，互为表里，一九五〇年结集为《农村速写》单行本出版。这组文字已编入《耕堂散文》，同为“孙犁集”之一种，可参看。

“孙犁集”共五种：一、《荷花淀》，早期短篇小说精选集；二、《耕堂散文》，花城版“耕堂散文”增补及续编；三、《芸斋小说》，晚期短篇小说代表作；四、《耕堂读书记》，耕堂读书记全编；五、《书衣文录》，“书衣”随感录。

张 胜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2《耕堂散文》两册

孙犁散文英华

编后记

“耕堂”是孙犁使用最广泛、最为读者熟知的堂号之一。

孙犁自称为“日记断片”的《书衣文录》之“续藏书”条云：“近日，余在书皮上乱书之堂号、斋名有：晚秀庐、双芙蓉馆、晚娱书屋、娱老书室、梦露草堂等等。均属附会风雅，百无聊赖之举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除此之外，他自撰的堂号、斋名还有瓶斋、秀露书屋、善闇室、幻华室、存华堂、老荒书屋、悲观堂、澹定室等。“纵耕”的笔名，出现于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则“书衣文录”上（一九五六年春），后来又有“纵耕堂”。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晋书·七》书皮上书“昨夜雪而无风。雪压树枝甚厚重，亦奇景也”，首次署“耕堂”。这大约是“耕堂”最早出现的时间。

孙犁使用的堂号、斋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的心境。有来自于乡村、水淀意象的“秀露书屋”“存华堂”，也有流露自伤、彷徨的“善闇室”“悲观堂”，还有寄情抒怀的“双芙蓉馆”“芸斋”等。《澹定集》后记中说：“凡是文人用什么词句作为格言，作为斋名，作为别号，他的个性，他的素质，他的习惯，大概都是和他要借以修身进德的这个词句，正相反的。他希望做到这样，但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做得到。当然有一个格言，悬诸座右，比没有一个格言，总会好一些，因为这究竟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多少还带有一些文化教养的性质。”

《耕堂散文》一书，精选了孙犁各时期的散文，作为“花城文库”之一种，一九八二年十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本书沿用这一书名，在内容上做了扩充，如将作者后来陆续发表的《乡里旧闻》悉数补入，最后一辑增加了同为怀念故人的《悼念田间》《关于丁玲》。《耕堂散文续编》则辑录了作者中后期散文，以内容题材分为若干辑，系列文章如《芸斋琐谈》《文事琐谈》，按照写作时间或作者自定的顺序收集在一起。

作者早年为文，语言习惯和某些字词用法与当下标准不尽一致，如“发现”在某些文章中写作“发见”。为了保留原初的信息，尊重作者习惯及文本的经典性，意义完全相同的同一字、词，在一篇之内保持统一，全书不强求一致。

李建新

二〇一七年四月九日

3《芸斋小说》

后期短篇小说代表作

编后记

芸斋小说是孙犁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一九九〇年一月首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孙犁本人也很看重这部作品，其《文虑——文事琐谈之二》一文中有：

……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说》。我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

吴泰昌《“〈芸斋小说〉是被逼出来的”》一文称，《收获》杂志的萧岱、李小林委托他向孙犁约稿，因有传说孙犁继一九五七年出版《铁木前传》之后，又写了《后传》，希望《后传》能给《收获》发表。证之孙犁，孙犁明确回答是讹传，自己根本没有写《后传》。《收获》又提出要他的一组短散文，孙犁说，《收获》是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几篇短散文，分量似乎较轻，于是给了《收获》一组五篇芸斋小说。这五篇中，最早的《鸡缸》写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若以写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后来收入《曲终集》的《无题》算作终篇，则芸斋小说的写作历时十年。

芸斋小说当是孙犁经过较长时间酝酿，才决定动笔写作的。他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致信韩映山时提及芸斋小说的写作：

我近来写了三篇小说，是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本来是不想写这些东西了，但有时想，我如不写，别人是不会知道这些细节。为后世计，我还是写一点吧！

孙犁写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的《读小说札记》中说：

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

芸斋小说即是如此。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作者写了亲人、朋友、婚姻和所接触到的种种人与事，以人、事折射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与作者早期的作品相比，芸斋小说外在的“诗意”几乎退却，内里的“真”更加凸显。这些作品，标志着作者的文体创新，也是其创作思想的深化。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芸斋小说》收小说三十篇，另有代后记《谈镜花水月》一篇。小说选自《尺泽集》者五篇，另有一篇此集内未列在“芸斋小说”标题之下的《亡人逸事》；选自《远道集》五篇；选自《老荒集》五篇，及一篇在集中原列为“乡里旧闻”的《玉华婶》；选自《无为集》九篇；选自《如云集》四篇。后来收入《曲终集》的《心脏病》《忆梅读〈易〉》《无题》，是在《芸斋小说》出版之后写就，故初版时未收，此次一并补入。

本书据人民日报出版社版《芸斋小说》及百花文艺出版社《曲终集》初版本排印，参校《尺泽集》《远道集》等书初版本。文末标注的写作日期，根据作者习惯统一为中文数字纪年月日；个别字词，现行词典列为异体字或异形词，并非错字别字，故悉仍其旧。

李建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4《耕堂读书记》

最新增补修订本

编后记

孙犁先生在《〈无为集〉后记》中说：“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

孙犁的一生中，无论顺遂还是波折，一直耽于书。即使在战争岁月，读书也是行军打仗、工作、写作之外的重要内容。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所作《战争和田园》，谈及读汉赋的感受：“乍看之下，真是声势浩大，包括宇宙，一排列山字旁的文字，一排列草字头，又一排列木字旁的，使你如同逛公园、动物园和植物园。于是又一排列丝字旁的，你就又进了绸缎店。”后来的“读书记”与之一脉相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孙犁生病养病，后经历“文革”，小说创作中辍，读书、理书成为他生活中唯一的内容和精神支柱。至八十年代，与书有关的文章，成为孙犁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自己对读书记有明确的认识：“在古时，读书记，或藏书题跋，都属于目录学。……无论公私藏书，著录之时，都对书籍的内容，作者的身世，加以简单介绍，题于卷首或卷尾，这就是所谓提要、题跋。把此等文字，辑为一书，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读书记了。”（《谈读书记》）

孙犁所作读书记，显然又有别于旧时学者此类文字。来新夏先生《重读〈耕堂读书记〉》一文中说：“《耕堂读书记》是我认真读过的孙犁作品，我非常惊讶，即使一些专攻文史的学者，是否读过他读的这些书，也是值得思量的。现在，重读这本书，更能加深对他的认识。……他对旧籍不仅只是浏览一过，而且按传统主流治学方法——目录学的方法去钻研，每读一书，辄成一录，不过他的书录既遵循刘向父子‘撮其指要，论其指归’的遗规，又经过‘细细咀嚼品味而有所创新发展’，成为旧学新知邃密而深沉的结合。孙犁收录在《耕堂读书记》中的每一篇文字，都非泛泛之笔，而是他在几十年探求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他的突破是将文学创作中的‘意在诗外’移植为学术随笔中的‘意在书外’。”

孙犁“文革”后出版的集子“耕堂劫后十种”中，《耕堂读书记》占据相当大的分量。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首次结集为单行本。二〇〇八年，在百花版的基础上，我曾与谭宗远先生合编过一部《耕堂读书记》，增补的文章单成一册“续编”，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星汉文章”今次将同时出版《书衣文录》，经慎重考虑，删去了题跋类文章，正续编合为一帙。《耕堂题跋》等在形式上更贴近《书衣文录》，故请刘宗武先生编入彼书。

本书对旧版中的明显错讹做了订正。作者习惯使用的个别异形词，不宜按照当下对待新文本的方式处理，故仍存旧貌。这样做，既是对爱惜文字的孙犁的尊重，也是为了读者体味当时的语境，感受时代的痕迹。

罗少强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5《书衣文录》

“书衣”上的日记断片

编后记

一

孙犁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他“惜书如命”，有口皆碑，无与伦比。

他的《书箴》这样说：“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他是言行如一的。

他爱护书籍，从小时候就学会了给书包书皮，即用牛皮纸给书包装一张保护书的皮——孙犁叫它“书皮”，以防止被污染、被撕毁、被破损；即使读过几遍，书籍还能完好如新。

我国古代，书——好的书，常常有题跋、识语等等。这是藏书家、鉴定家直接写于所藏之书的首尾。所写的内容，不外乎书的得失及其来龙去脉，和个人的读书心得，拟研讨的问题等。后世之人，可以根据书的序、题跋、识语等，了解该书的成书过程、写作缘起，以及其流传过程和被修改、增删等情况。对更古的书，还要辨别其真伪，被篡改否。书籍是文化的载体，珍惜书籍就是对祖国文化的尊重。

对于古代读书人的这一传统，孙犁给它作了改造、更新和发展。即他从不把字直接地写在好端端的书上，而是写于书皮上；他不仅写了“题跋、识语”，还写上了个人的心路历程、国家大事、社会生活、日常见闻，以及气象物候等，可以说包罗万象，无比丰赡。虽然是片言只语、一鳞半爪，却是窥一斑而见全豹，尝一脔而知全镬之味。由此，他独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样式——“书衣文录”。

“文革”初期，孙犁的藏书被查抄走了。他是书籍大户，他的书曾被运了好几汽车。一九七二年，书籍发还了，但许多书籍，被捆绑、折腾、抛掷，弄得破损不堪，他看了非常痛心。于是，他到处收集废旧的牛皮纸，如向报社摄影组的同志索取用过的大信封；也有的同志干脆把旧的牛皮纸塞入他的办公室抽屉里；还有的同志买了成捆的纸给他送到家里。他自己也让家里人买过纸，再有看到包装水果的纸可利用，立即倒出水果，裁纸包装书籍。总之，在造反派们都忙于斗批改、打砸抢的日子，他却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像妇女做针线活一样，一本一本把破烂、污损的书籍包装上一件外衣。

孙犁在很长时间，包装旧书，他说完全是“消磨时日，排遣积郁”——这样的话，在“书衣文录”中，多次出现。但是，他在题写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同时“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也不时地流露出来。这样，他在书衣上所写下的文字，“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藉存数年间之心情行迹”。这些东西，都是他在“身处非时”，以特殊形式发出的呼声。也是他的“蝉鸣寒树，虫吟秋草，足音为空谷之响，蚯蚓作泥土之歌”。他的“书衣文”，随手而写，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日常生活，思想感情，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无所不包。虽然在形式上，不是杂文，也不是随笔，甚至不成文，但却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而且语言轻松活泼，不乏睿言隽语。例如，对“文革”的批判：“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今日文化”一九七五年三月)“未闻有当天下太平之时，在上者忽然想入非非，迫使人民退入愚昧疯狂状态。号称革命，自革已成之业，使道德沦丧，法制解体，人欲横流，祸患无穷，如‘文化大革命’所为者。”（《五种遗规》一九八〇年三月）

“书衣文录”已是研究孙犁晚年思想发展变化，最主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

现在收集到的“书衣文录”，最早的写于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五年，寥寥几则。大量的是写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即“文革”的后五年，其中一九七五年写的最多，有一百多则；“文革”结束后，他依然延续着写了下来，迄于一九九五年再次患病。

“书衣文录”的写作，孙犁最初并未想到公开发表，也不想把它藏之名山，只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广开，大江之外，不弃涓细”。在报刊编辑纷纷向他约稿时，他才“略加整理，以书为目，汇集发表”。最早发表《耕堂书衣文录》的是《天津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长城》文学丛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长春》（一九七九年第十、十一期合刊号）、《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芙蓉文学丛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柳泉》文学丛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都是一些知名度不是很高，也不是广为流传的大型刊物。以上，大都是写于“文革”期间的；此后，陆续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有许多是新写作的。

“书衣文录”第一次收入单行的集子，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出版的《耕堂杂录》（河北人民出版社），随后，当年八月，出版了《孙犁文集》（共五册，百花文艺出版社），亦收入了同样的内容。再后，随时发表的就随时收入了孙犁当年出版的散文集子，计有《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一九九二年出版了《孙犁文集》（珍藏本，共八册，百花文艺出版社），续编三收入以后发表的“书衣文录”。一九九五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散文》（三册）亦收入了“书衣文录”。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孙犁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二〇一三年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共十册，百花文艺出版社），共十册，都收入“书衣文录”，但都没有更多的内容。

《书衣文录》的第一个单行本，是一九九八年征得病中的孙犁同意，由刘宗武编选，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三年，纪念孙犁诞辰一百周年，作了部分修订、补充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对孙犁的“书衣文录”情有独钟，始终有强烈的兴趣和真诚的爱好。我喜欢他是性情中人，敢于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说的都是真诚、实在的话，毫不做作，毫不装腔作势，以哗众取宠。从其中，我发现了他的生日，前后四次，与津门的年轻朋友为他祝寿（有一副寿联，很多人与孙犁在其前合影）；我曾请他把在“书衣文录”中的“书箴”写成斗方，裱装起来，置之案头，时时默诵，铭记于心。我还为他的“书衣文录”拍下书影。那是在他一九九三年大病之后，康复得很好，一九九四年夏，我给他拍了十一幅“书衣文录”的书影，有三则没有发表，第一次编单行本时就收入书中。在他去世之后，我随着电视台拍纪录片时又乘机拍到一些“书衣文录”的书影。我一直期待着看到“书衣文录”的全貌。

二〇一五年五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孙犁的《书衣文录》（手迹版），令人感奋，但我细阅之后，发现全书收入的并不完全。且不说已发表的“书衣文录”不是都有手迹——是不是它们都不复存在了，还是别有原因；即以我不久前拍摄的许多幅“书衣文录”书影（手迹）书中也没有。就我所知，孙犁在世时曾把有“书衣文录”的书送过人，例如，《天津杨柳青画社藏画集》一书，我是从石家庄孙犁大女儿孙小平家里拍到的。所以这个版本的手迹，不是很全的。不过，孙犁的藏书我也了解大概，再有也不会太多了。

我很想把已出过两次的《书衣文录》，据“手迹”补充、订正，以期给读者一个全新的版本。刚好“星汉文章”约我再编《书衣文录》，可谓正中下怀，不谋而合。

下面，把据“手迹”再编的《书衣文录》有关问题向读者交代一下：

一、凡有“手迹”的“书衣文录”（包括我拍摄的），以前没有发表，一律补入。有的仅仅是书名、包装日期，或××赠等，并无实际内容。因此，孙犁没有发表它。孙犁生前曾为自己的藏书编过一个书目，后来给了出版社的一位编者，可惜迄今不知去向。所以，有了这些书名约略可知孙犁还收藏了哪些书，为研究他晚年的思想变化提供参考。有“××赠”等字样，可见孙犁多么重视友情，受人之赠，念念不忘。

二、凡公开发表时删去的文字，一律补上；凡改动的文字，也按“手迹”改过来。我对照了一下，删去的或改动的，都无紧要的事，“无关宏旨”，也不伤作者原意。只是以前没有公开个别人的姓名，今已时过境迁，一切都随着时间消失了。有的文字，是发表时加上的，也都保留着。读者有兴趣不妨新旧版对照着看看，可知孙犁如何遣词用字。

三、今次编的《书衣文录》，从“手迹”本补入141则，从我拍摄的书影补入7则，共148则。

四、我是尽力“按写作年月”，编排“书衣文录”的顺序，以保持“日记断片”的风貌；极个别的地方，由于“手迹”不够完整、清晰，可能不够准确，希望得到新的资料，以便纠正。

五、与旧的相比，这是个最新的、比较完整的“书衣文录”版本，但不能说是万无一失的。或许还有极少“书衣文录”，有待发现，有待补充。

六、本书附上孙犁包装好的书籍并写上“书衣文录”的图片，可供爱书人学习、欣赏，学着孙犁那样爱护图书。

最后，孙犁已经去世十五年，我今天亦是耄耋之人了，前后曾为他选编了《书衣文录》《芸斋书简》（上、下及续编）和《乡里旧闻》等，以报答他对我的关怀和指导。限于我的能力和水平，书中有编选不当之处，敬祈读者和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刘宗武

丁酉年二月于津

孙犁（1913—2002）

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社编辑等；一九四九年后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著有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散文集《书林秋草》《晚华集》《无为集》等多种。

主编：罗少强，出版人，现供职于人民出版社，曾任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副总编辑，编订《耕堂读书记》（正续编，大象出版社）、《孙犁散文》（河南文艺出版社）、《孙犁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三联书店）、孙晓玲《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三联书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