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现代文学，我们不能不提张爱玲。

人们都把我和张爱玲视为同类型的作家，大约是因为我们都是写实派，题材多是写上海市民阶层的故事，同为女性，尤其是写作《长恨歌》以后，哈佛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给我一个命名，“海派写作”，认为我的小说从某种程度解释，可看作张爱玲的人物在1949 年以后的遭际。从此就在我与前辈张爱玲之间，建立起联想，这应视作对我的褒奖。

事实上，我自认为和她不太一样，倘若她身后有知，也未必同意我与她的关系。我们是两个世代的人，她生在末世，景象很荒凉，我的时代也许有很多缺点，可在新朝开元，气象总是轩阔的。也正因为有此差别，倒激起我对她的兴趣，当然，我称不上张爱玲的研究者，很多专家、很多文章谈张爱玲，难免过度诠释，可同时她又真是一个未解的谜，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近来无意中重读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忽觉得还有想说的话，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讲。

—— 王安忆

张爱玲自许“国粹”，比较著名的一句是关于小提琴——“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这一句其实有一种微妙，似乎对小提琴的不喜欢是因为它揭开了人生的真相，使人坠入虚无，而胡琴则是挽回了生活的兴致，有点像中国人的“禅”，将极端的性质中和了。大约是因此，

张爱玲常引五四为笑谈，也是在同一篇散文《谈音乐》中，也是同样的著名，她写道：“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她又说：“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这话说得很俏皮，又有些自贬，似乎宁可做不讲理的中国人，也不要接受西方人的道理，带着一股拒绝，且又像是遮蔽，遮蔽某一种真情实感，因为言不符实，不符合她一贯以为的人生在走下坡路的悲观。她还有一篇散文，题目就有意味：《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我其实并不情愿到作者散文里去找佐证，一个小说家最能体现对世界看法的是虚构的文本——小说，散文则接近自供，提供的是旁证，最后还是回到小说。

这篇散文题目是“洋人看”，而不是“张看”，这双洋人的眼睛是不是可以解释作启蒙的发现？是张爱玲不愿意向五四新文化妥协，借“洋人”作一个障眼法。“洋人”也是不那么恭敬的一个称呼，稍比“番人”好一点点。从洋人的眼睛里看见了什么呢？《秋海棠》里最动人的唱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很平常的一句，但在秋海棠的境遇里“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红鬃烈马》薛平贵的自私，却依然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乌盆记》里冤魂幽禁在便桶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分掺杂在一起”；还有《空城计》，她“只想掉眼泪”，因觉得诸葛亮内心或许有“不值得”之感，于是“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说是西方人不懂，可明明又是“洋人看”，倘若没有洋人的眼睛，这些“况味”大约是得不出来的。中国人走进现代，才对悠久的文明生出苍凉的心情，张爱玲身在其中，也不可脱其影响。

她还有一篇散文《谈看书》，文章只谈两部分，一是西方小说，一是民国小说，没有提及五四新小说，感觉她越过了五四，直接从西方里获取养料。显然，她对西方小说不如交响乐的反感，前面也说过，她对尤金·奥尼尔《大神布朗》的感动。《谈看书》里，她耐心地复述多篇西方小说，并且提到一个人物郁达夫，可见她还是读新文学作品的，她提到郁达夫常用的一个西方概念，她译成“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她没有直接肯定或否定这个概念，只是以此作为衡量，凡“三底门答尔”的大概都属通俗小说，而“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我认为应是伤感主义的意思吧。

以此可见，张爱玲对西方文学观念是很注意而且研究的。有时候一个作者表述自己，会受某一种情绪控制，所以我们要会听话。她谈到美国的“行业小说”，应属“类型小说”，她真看了不少，对它们的路数也相当了解，以为“远不及中国的社会小说”，但也承认趋势下沉。这里又提到新文艺一次，“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也透露给我们，张爱玲还是关注新文艺的。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读过苏联小说《日瓦戈医生》，倘若读过我估计她会喜欢，它是说当旧生活腐烂了，新生活脱胎而出的痛苦，终于来临平安的时代，乱世里人又好比“寄人篱下”。旧时代的人世，五四是要以启蒙来改造的，而张爱玲则以为是历史的必然，不动是走下坡路，动则也是下坡路。她的小说《五四遗事》，可说将这观念具体和生动化了。

这是一部颇有讽刺意味的小说，主题与鲁迅的《伤逝》接近，说的都是革命的不彻底性，使生活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但不同的是，《伤逝》充满着惋惜的痛楚，《五四遗事》则自头至尾都透露着谐谑，犹如一出滑稽戏。故事讲的是一对自由恋爱的男女，女方姓范，文中很西式地称之“密斯范”，是女校高材生，新女性的代表。男方也是很新式地简称一个字“罗”，中学教书先生，已经结婚。

五四时期的自由男女仔细推敲总有一点不对等，女性常是单身，革命性的恋爱往往是人生第一次，属初恋；男性却多已经完成封建家庭交予的责任，结婚甚至生子，鲁迅不也有母亲赠送的礼物——朱氏？就这样，已婚的罗和密斯范情投意合，私订终身。

这一天罗先生向家中宣布，和妻子离婚，之后便是分居和交涉，拖延数年。密斯范终于等不起了，开始另觅婚嫁机会，对象是个开当铺的，不是先进男女里的人，但交往倒已染了时下风气，有点新派的意思，约会吃的是西餐，订婚物也依西方规矩，送一枚钻戒。

此事刺激了罗，离婚这种事本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再接再厉，赔付巨款作赡养费，协议离婚。是不是负气，还是本来就有点厌倦，娶了一位极年轻有钱的王小姐，给王小姐买了一颗更大的钻石。密斯范这头的事却不大顺利，当铺老板到底不怎么信任新女性，又听说密斯范以前交过男朋友，婚事就取消了。罗和密斯范同在杭州城，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且又挡不住昔日的同道推波助澜，于是巧不巧地，邂逅在西湖，鸳梦重温，旧情复燃。罗又回家和王小姐闹离婚，这一回就是走法庭，打官司，再一番倾家荡产，换来离婚书。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对旧好到底走在了一起，照理说应该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又是事出必然，结婚后的日子过得就像《花凋》里的郑家，潦倒得很。当年的丽人密斯范呢，无味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孟烟鹂，琐碎如《留情》里的敦凤，乖戾则有《金锁记》曹七巧之风范。

张爱玲对婚姻似乎一律无兴趣，她笔下的家庭无论旧还是新都没有幸福可言，唯一的例外大约可算《倾城之恋》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终于换来，是一个传奇，其实她又不相信奇迹。

罗和密斯范结婚时在西湖边新建成的白色房子，很快变得旧了，里边的人旧得更厉害，脆弱时又听说王小姐还未嫁，就有多人事撮合，不叫“纳妾”，而是“接她回来”。再接着，又有罗家族中的长辈诘问：“既然把王家的接回来了，你第一个太太为什么不接回来？让人家说你不公平。”于是，罗就有了三个妻子，朋友们很促狭地取笑道：“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故事结束，既没有伤感主义“三底门答尔”，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严肃，大约有一点从民国讽刺小说移植过来的“宣传教育性”，移植到哪里？她不会同意是新文艺，因为有成见。张爱玲确是现代文学里的一个另类，就依她意见，不归到五四文学，但是无疑地，她是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小说家，从这点说，她又是和五四同源。

张爱玲小说写的多是小市民，既不在知识分子以为有启蒙价值的范围里，也不在左翼文艺歌颂的群体，是被摈弃的人生，但在张爱玲，却是在“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的“成千上万的人”里，以众生平等的观念，不也是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对这平庸的人群，张爱玲自有看法，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她为小说《连环套》作辩护——傅雷批评为“恶俗的漫画气息。”她写道：“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很有意思，虽然不是革命的，可是有生命力。

回头看她的《倾城之恋》，白流苏也是有生命力的一个。她争夺范柳原，是把自己的人生作赌注的，每一步跨出去都没有回头路。她随范柳原去香港，先是在舆论上，然后在事实上，成为“姘居的女人”，范柳原则是可进可退，这有点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与佛伦斯基同居，前者被逐出社交圈，后者却依然正常地生活。所以白流苏走出这一步是非常悲壮的，张爱玲给出一个香港沦陷的背景，仿佛是赋予烈士的形象。《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更是原始野蛮，张爱玲的野蛮人是在物质文明里，原始性异化成强烈的破坏欲望。沈从文的原始性是在自然山水之间，和谐美好，现代都会却是原始人的囚笼，势必是可怖的，也会被风雅的先生们视作“恶俗”。

以上就是我对《红楼梦魇》的两点心得，是与认识张爱玲有关。

一点是她对人世的看法，人世最好的时候是在儿童，最好不要长大，但是不长大又很尴尬。也是个人处境使然，生活在乱世里，看不到好起来的迹象，哪里有一个大观园？

第二点就是她的文艺观，无论张爱玲怎样抽离她和五四的关系，还是时代中人。尤其她对通俗与严肃的分界，显然得之于西方小说思想。

本文节选自《小说与我》，王安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