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络专栏作家大雁]

《纽约时报》大陆引起公愤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作者原理讲西安，我脑子里想起台湾。

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中国零新冠病毒政策的百万大军。来源：《纽约时报》

平庸之恶啊？那是台湾日常。

此概念出自于犹太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批判无脑追随权威的集体邪恶。说到集体邪恶，在台湾的公投派对上，4百万“平庸之恶”跳得可欢。“皇上”昨天说东，4百万平庸之恶就东，今天说“东就是西”，他们就跟着祷念“东即西”，昨是今非不要紧，逻辑错乱无所谓，“皇上”开心最重要。

西安防疫状况我只知道个梗概，袁莉可能也差不多。在网路上搜集一些小民怨怼，搭配几桩不幸事件，然后倒入威权主义的模子里，炮制一篇“防疫地狱”的简洁文章，根据我的经验，耗时不须4小时。

政治哲学家、作家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犹太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批判无脑追随权威的集体邪恶。来源：维基百科

按《纽约时报》每单字0.55美元的稿酬，这篇文章目测大约500-550美元吧。不必出门采访，不必核实资料，更不需要了解中国防疫措施背后的专业考量，只需在两种相反意见的数个微博概览一下，将民怨与反民怨的讯息打包好，上个蝴蝶结缎带，价值一台iPad mini 64GB的稿费就轻松入袋，还能找零。

如果这一篇批判的是台湾防疫，那就很贴切了，我会按赞。

去年防疫出现破口，指挥官陈时中被立委质疑决策说法反复，陈大人反呛：“我就承认我讲错了，我不能讲错一句话吗？”你看，连认错都自带天大的官威。

艾希曼不过是个普通人，他的动机来自“追求个人发展(personal advancement)的非凡勤奋” ......汉娜·阿伦特如此痛批纳粹大屠杀的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袁莉说明，这就是平庸之恶。咦？不就是在讲陈时中吗？

疫情初期，台湾禁止口罩出口，绝不捐赠大陆，禁止对岸旅客入境，严防死守，连滞留武汉的台胞都不准回来，其中还包含泪涟涟求归的孕妇与儿童，有些人只是去旅游就有家不能回了。其他国家旅客可以入境，就大陆不行。然后就是各种歧视言论充斥于媒体与网络。

2020年1月24日，台湾下令禁止口罩出口，图为蔡英文参观口罩工厂。来源：BBC

“我敢说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陈时中志得意满，因为台湾民众配合度高，而且官方拒绝普筛，大家除了口罩还要戴“眼罩”，自然天下太平。即便专家们苦口婆心，官方借口一堆，不筛就是不筛。有地方政府与学术单位合作万人筛检，陈大人还震怒要求政风单位彻查，当贪官污吏处理。

当时台湾媒体对陈时中的各种阿谀奉承，肉麻到惊悚程度，然后执政党与他的4百万平庸之恶，将台湾吹捧成地球防疫的冠军堡垒，西方也被唬得一愣一愣，争相讨教。因为民主制度完全经受不住疫情考验，整个西方歪七扭八，台湾的“亮眼”表现，被欧美视为“民主救赎”。

这是现代版的平庸之恶，集体无脑追随的不是纳粹，而是“民主”……不，纳粹也是“民主”。

然后，疫情出现破口，民众才发现自满于确诊近零的执政当道，没准备疫苗，破口还来自于地方政府理应加强管理的防疫旅馆，以及防疫指挥官在隔离天数上为机师放水的错误决策。

死亡案例激增，执政党却迟迟弄不到疫苗，蓝营执政县市与民间团体坐不住了，纷纷自告奋用要向外找管道购买疫苗。地方首长被恫吓不准自行采购，民间团体按程序申请想自购捐赠，则是被层层卡关，郭台铭出手被当成“想选总统”。

更令民众愤怒的是，这一切阻挡，不只是为了“皇上”与官府的面子，更是为了给半生不熟的本土疫苗开道，让民众没得选，只能选择背后利益结构盘根错节的高端疫苗。

国台办表态要免费支援德国复必泰疫苗，陈时中冷嘲“他们没在打的，我们有一点兴趣，他们在打的，我们不敢用”，暗指复必泰连大陆都不打，而对岸的本土疫苗，台湾不屑。

相对于民间与对岸的捐赠行动受阻，日本送了几批“他们不敢打”的AZ，美国丢了一点点莫德纳残余，民进党与它的四百万平庸之恶则大肆歌功颂德，谄媚美日之余，还不忘标榜自己的英明领导。然而，疫苗还是不够。

最终，民进党不得不放行民间捐赠的复必泰疫苗，解决了问题。而那种“不得不”，表现在对“复必泰”中文标签的嫌恶。同时，高端也在拒不透露审查委员名单的黑箱作业里被放行了。

在整个过程里，陈时中唯一的功能就是耍嘴皮，尽情地操弄修辞，好让4百万平庸之恶跟着当道歪曲事实，粉饰太平，反击在野，护航高端，争功诿过，并隐瞒真实疫情。任何正常人在台湾走过这段历程，都能深切体验什么是“草菅人命”，什么是“集体理盲”，什么是“平庸之恶”。

但，那又如何呢？平庸之恶继续在此后的公投、罢免与补选里，碾压一切，继续作恶。

如果你觉得袁莉这篇文章太恶毒，那是因为没见过台湾对大陆的“全诋毁”文献，相比之下，《纽约时报》的恶意还算守住最起码的底线，诋毁还顾上逻辑完整，台湾的平庸之恶是连逻辑都不必顾虑。

“不叫武汉肺炎，那叫中国肺炎不是更糟？”陈时中是这么玩逻辑的。

但也可以这么说，逻辑完整的诋毁，杀伤力更强，让中国人骂中国，是西方反华媒体的主流操作，也是认知作战里的核心动力，毕竟，懂你才能骂到骨子里。由谁开枪，也是“诋毁逻辑”的一部份。

袁莉这篇文章里谈到的“平庸之恶”，据她所称是引述大陆网民之语，这是“中国人让中国人骂中国”的双重恶意，而且她还将中国知识分子全数拉下水，与个别网民一同“震惊”于大陆的“威权主义防疫”。

袁莉这篇文章写道：“平庸之恶”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常在西安这样的时刻提出的概念。来源：《纽约时报》

对于敌营的认知作战，企图“讲道理”反击，那就输了，国民党就输在这里，公投与补选就是最新的例证。多数民众都不愿吃“莱猪”，为什么连25%的票数都凑不到？因为吃莱猪才能“抗中保台”。很神奇吧，但认知作战就是这么一回事。

最大化“平庸之恶”，就是认知作战的诀窍，纳粹是如此，台湾当道是如此，西方反华阵营亦是如此，袁莉，正是平庸之恶里的一员，《纽约时报》，则是平庸之恶的高级舞台。

诋毁文，毫无例外都有一项特征，就是只讲现象，不解释原因。

无论哪一种防疫模式，都会有民众不满，认知作战就是在特定方向上，选择性汇整不满情绪，再无限上纲到总体政策，政治体制与社会样态。当然，第一线地方政府在防疫上的失误，是主要的杠杆支点。

民众要看的重点是，社会是否针对防疫失误做了理性探讨，失误的官、民组织是否有认错的态度，政府是否对失职的官府相关人员、单位与造成乱象的个别企业、医院，做出适当惩处，以避免发生二度失误。

前述批判的台湾防疫乱象，就是以上皆非，而且当权者还与其侧翼组织、公知、媒体变本加厉地压制检讨声浪，整个社会失去纠错功能，这就是纯度百分百的“平庸之恶”。

《纽约时报》的套路，就是以小喻大，靶先画好再射箭，挑选出对“预设结论”有利的现象证据，佐以情感笔触，将个别小民的怨怼无限放大——有时甚至扭曲——借此操弄状况外读者的认知，在如此反复操作下，再离谱的观点最终也都能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西方主流媒体的偏见套路之所以能顺利兜售，除了享有国际声誉可供其傲慢之外，关键之处永远在于情感的操弄，而它们所攻击的国度里，绝不乏用同样手法套利的组织与个人。透过敌营里的反骨持续以日记、短句形式偏颇写实，滥情表意，他们便有源源不绝的素材，二次加工编造攻击舆论。

台湾必须在病毒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来源：BBC

这种认知作战，有时还能在敌营中催赶出过激追打反骨以致错杀自己人的加乘效应，在激情下制造意外的混乱。通常，颜色革命就是这么产生的。

玩认知作战的肇事者还会预先指控，是对方在搞认知作战，将一切恶意合理化，为所有罪行除罪。

只要落入了这种陷阱，是非曲直就消失了，甚至意识形态也属次要，只剩下赤裸裸的敌我。

因此，国民党就算改而主张“台独”，也赢不了民进党，以4百万平庸之恶作为基础，它说你是“假台独”就好；中国就算将体制改为西式民主，也不会被西方认可，基于平庸之恶的肥沃土壤，它说你是“假民主”即可，无脑景从者，绝不会少。

这不是说，我们得放弃讲道理，而是必须意识到，在只剩下敌我的擂台上，讲理的作用有限。应对之道，是将凯撒的还给凯撒，拆穿认知作战套路，并将“平庸之恶”的帽子悉数奉还；将上帝的归给上帝，持续在防疫工作上纠错，做好自己。

死亡数的对比已然说明了一切，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过激的认知作战，会造成反效果，袁莉这篇，也惹恼不少因政府防疫无能而充满怨怼的美国人。

至于作者袁莉，套句陈大人时中的油腔：自己选的国籍，后果自己承担。因为福奇说，恐怕每个美国人都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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