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忏悔录》记载，1749年，狄德罗开始主编《百科全书》，并邀请他的朋友卢梭负责音乐部分的词条。不巧的是狄德罗因出版《论盲人书简》得罪了教会，被关进范塞纳监狱。这让卢梭心急如焚，他几乎每天都去探望狄德罗。一天，在去监狱的路上，卢梭边走边阅读一本杂志，他发现上面有一条第戎学院的征文公告，题目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卢梭把自己对这个论题的看法告诉了狄德罗，后者鼓励他写文章去应征。于是卢梭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他不是从正面回答，而是从反面作文章，论证“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无益于敦风化俗”这个观点。狄德罗看后觉得很满意，而伏尔泰则调侃说这是一本“反人类的新书”，在回信中不客气的讽刺卢梭“阅读你的书使人渴望四足爬行。”

《论科学与艺术》最终获得了征文大奖，它使卢梭名扬四海，却也是他被全欧洲人毁谤的开端，卢梭常将它称为“不幸的作品”。

《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的成名作

科学艺术与德行哪个更重要？

《庄子·天地》里有一个寓言，说子贡南游于楚，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在菜园里开畦，他不借助任何工具，单单靠人力来劳作，看上去非常辛苦。于是子贡建议他使用桔槔这种机械来提升效率，老人却回答说：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他认为使用机械会使自己丧失淳朴的本心，变得有心机，会败坏德行。子贡听后感悟很深，告诫弟子们说：“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卢梭同样有这种思想，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丝毫无益于风俗的淳朴。作为一个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的德行而不是才干，其中最基本的德行又是真实——一个真实的人胜过千百个投机分子。

在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中，民风淳朴而自然，人们之间没有那么多繁文缛礼和形式主义的客套。那时的人性虽谈不上完美，但人们却能很容易了解对方，没有各种礼仪的掩饰，每个人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尽职尽责、尽言尽力。人们在这种自然状态下，能感受到安全。作为社会基础的是身体的需要，而不是精神的需要，也就是《老子》说的“为腹不为目”。基于公民这种良好的德行与风俗之上，人们建立了稳定的政府与法律。科学与艺术对于国家来说，只是装饰的作用，公民的德行才是立国之本。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们不过问国事，不关心政事，而是对专家、学者、作家、艺人、明星和偶像等趋之若鹜，推崇备至，那么这个国家也会随着德行的败坏而衰亡。卢梭说道：

“无聊的人们，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养肥了一群建筑家、画家、雕刻家和戏子......公民们啊！......一个两百位有德行的人组成的大会，才配号令全罗马并且统治全世界！”

国家需要更多真实的、品行高尚的公民，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学者、欺世盗名的专家、炒作出名的艺人以及无脑跟风的粉丝。分清这个主次矛盾后，卢梭进一步说明，科学与艺术经常会败坏人们的政治的德行。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科学与艺术对国家的危害

在卢梭看来，一个人首先得是良好的公民，其次才能做科学家或艺术家。一个国家首先得有良好的风俗做支撑，然后才能长远的发展。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与艺术常常会败坏公民的德行与国家的风俗，最终导致被外族征服。对此卢梭举了许多历史证据：

古埃及曾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政治制度，可是自从他们变成哲学与艺术之母后，就不断的被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所征服；希腊人曾取得特洛伊和希波战争的胜利，但是在自然哲学与戏剧艺术兴起后，他们就被马其顿人和古罗马人所奴役；罗马人曾经享受共和国的宽容，然而自从奥维德、卡图里斯等放荡诗人出现后，他们就迎来了帝制时代；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在科学艺术的繁荣之下，国家却陷入了四分五裂。

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卢梭说：

“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末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宋朝的三大科技发明、文化艺术繁荣并没有使国家避免被蒙古征服的命运；明朝的科学艺术远远领先于满清，似乎对抵御侵略也没有起什么用处。科技让人陷入玩物丧志，文艺使人感到萎靡不振，在腐朽的制度下，它们丝毫无益于风尚。

反过来看，在国家没有沾染科学艺术的虚浮知识前，德行便造就了强盛。斯巴达没有雅典的文化繁荣，却取得了伯罗奔尼斯战争的胜利；日耳曼人虽然野蛮落后，却征服了骄奢淫逸的西罗马帝国；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撒克逊人统治了英国，但他们除了勇武和贫穷外，并没有任何财宝。哥特人掠夺希腊时，所有的图书馆都幸免于难，据说他们要给敌人留下科学和艺术，好使他们荒废军事的操练而怠堕于安静的精神生活。

历史证明，沉迷于科学艺术，不仅会败坏个人的德行，还会腐化国家的风俗。科学艺术就像火一样，我们感谢它们为社会进步带来的便利，却无法通过拥抱和亲吻来回应这种恩典，因为那样会烧伤我们的脸。当全社会都沉迷于科学艺术时，不仅无益于敦风化俗，而且还会伤风败俗。

《论科学与艺术》

科学对个人德行的败坏

科学艺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们能造福我们的外部生活，却也会危害精神世界和道德责任感。

卢梭认为天文学产生于星象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物理学出于虚荣的好奇心，化学脱胎于虚幻的炼丹术。科技的改进服务于懒惰的本性，无形中助长我们的“机心”。

研究科学的人必然要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普通人为生计而奔命，并不会去计算黑洞的大小、宇宙的边界——这些知识对社会的发展作用太小，因而研究的人不宜过多。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去研究宇宙、上帝、灵魂、本体、天理和良知，却鲜有人去关心舆地山川、政治经济、风俗教育以及边防交通，这怎么会不导致懒惰的清谈之风泛起呢？

科学研究中所产生的谬误远多于发现的真理，游手好闲的夸夸其谈之辈也经常淹没了真才实学者。崇尚科学并不是要设立许多机构去养活闲人，这样会使我们丧失许多勤奋的公民。卢梭认为科学相比于社会治理来说是次要的，他说：

“从你们那里我们知道了......哪个星球上可能有人居住......然而请你们回答我：假如你们从未教给我们任何这类知识的话，我们是否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治理不善，不那么巩固、不那么繁荣或者是更加邪恶了呢？”

在卢梭看来，这种科学研究相比于公民的劳动来说显得是那么的无用，最后会在科学的名下聚集越来越来多游手好闲的空谈家。他们用空谈来代替德行，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和勇敢这些名词究竟是什么。他们在技术的名字下，不论是非、不讲道德、只谈利弊。有些人甚至站在宇宙的角度来藐视人类，仿佛他自己不是人，无需尽做人的责任。

艺术是奢侈的产物

在共和政体下，公民积极劳作、勤俭节约，为国家创造并积累了许多财富。因此，节约被孟德斯鸠称为共和政体的一大美德，而奢侈就是这种美德败坏的结果。当社会财富充盈后，人们产生“机心”，转变观念，认为可以靠竞争而不是创造来占有财富，这会使公民的德行败坏。卢梭说：

“可是当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时候，德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古代政治家从不休止地讲求风尚与德行，而我们的政治家则只讲求生意和金钱。”

通过辛勤劳作创造的东西，我们会倍加珍惜；通过竞争掠夺的财物，我们则倍加挥霍。人们不满足于“为腹”，还要追求“为目”——追求精神生活，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也就随之而复兴。

艺术家生活在这种年代，他要想获得别人的赞赏，就得迎合世俗而创作，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并且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唯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著作。——这样，连艺术家的德行都堕落了，他迎合了奢侈的趣味，这样一个虚伪的作者又怎么配得上做一个公民呢？

卢梭为什么反对科学与艺术？

《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的成名作，在后来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及《爱弥儿》中，我们都看到卢梭对文明的“敌视”，他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然主义”。科学艺术助长了人们的欲望，使他们脱离自然状态下的自由，陷入文明的枷锁里。

伏尔泰在给卢梭的回信中说：“我同意你的观点，科学和艺术有时造成了大量的危害。”同时又批评卢梭享受着文明的成果却反文明的做法，认为他用写作文章来诋毁文学，就像马勒伯朗士利用自己过人的想象力来贬低人类的想象力一样，是不可取的。伏尔泰说：

“尽管邪恶的人践踏社会的快乐，我们还是忠于社会。”

他不认同卢梭逃避到乡间的做法，认为这种崇尚自然、反对文明是在开倒车。

其实，卢梭反对科学艺术是对当时法国封建专制的消极抵抗，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认为自然状态是平等的时代，之后才出现了贫与富、强与弱、主与奴三个不平等阶段，他虽然向往自然状态，但这是基于对主与奴这种文明社会中不平等的仇恨。他批判文明社会就像《老子》一样，向往另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他说如果没有奢侈，要艺术做什么？若是没有不公道，法理学又有什么用？如果没有暴君、战争和阴谋家，历史学又成个什么东西？这跟老子说的非常像，正所谓：

“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