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诽谤岳飞”议案在南京法院举行。原告著名报纸孔德白来势汹汹，根据中华民国《刑法典》《外汇罪》，将历史学家吕思勉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

女士勉(左)与华东师大校长孟宪升进行了面谈。

史学家缘何批评岳飞

吕思勉何许人也？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诋毁民族英雄岳飞？

1884年，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年轻时，遍读正史，苦学精神少有人及。他的学生黄永年估算，“老师研读二十四史，或逾四遍，尤其前四史”。他单人匹马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堪称奇才。学者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称，“以其读史最勇，著史最勤，故以拼命三郎之号谥之”。

1923年，吕撰写了《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当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白话本国史》，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习史者赞为“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史学家顾颉刚称道：“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学者严耕望指出：“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大抵陈寅恪以发明胜、陈垣以专题胜、钱穆以议论胜、吕思勉先生则以整体胜。

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兵连祸结，吕思勉先生深感武人跋扈，为害匪浅。《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他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与时流迥异。

宋室南渡之初，“大将如宗泽及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地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吕思勉认为，岳飞出身于群盗，受政府招安，并非忠勇无敌，只在郾城打了一个胜仗，以外的战绩全是莫须有。

“郾城大捷，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稀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真是说的好听，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

“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他批判岳飞不仅不是民族英雄，甚至不算一个称职的将领。

对于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掉岳飞，吕思勉指出，“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对宋朝构成重要威胁的，不仅仅是外面的金朝，还有内部的武将，不收拾诸将兵柄，“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杀掉岳飞、解除武将兵柄后，“江左得以稍安”。

“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吕认为秦桧是爱国忠臣。

笔墨官司 炮声隆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急转直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人指责吕对宋金和战的论述不妥，中华民族正面临最危险的形势，居然为秦桧翻案，等于为民族败类辩解。时势影响下，吕受商务印书馆之邀，作了修改删节，改褒秦贬岳为贬秦褒岳。1933年出版第二版，后来又推出订正版，但市场上各种旧版本仍在流行。

1935年3月5日，南京特别市市长石瑛(绰号“民国第一清官”)签发训令第2315号，训令社会局严禁《白话本国史》未删正前在南京销售，并签发公函第2316号致教育部，函请严饬吕著删改修正，未删正前禁止其发售，禁止各级学校学生阅读。

训令要求修改的部分有：1.“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之……”2.“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3.“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都是莫须有的……”等语。

“按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古定论。该书上述各节摭拾浮词，妄陈瞽说，于武穆极丑诋之能，于秦桧尽推崇之致，是何居心？”训令强调，“际此国势衰微，外侮凭陵，凡所以鼓励精忠报国之精神，激扬不屈不挠之意志，在学术界当方交相劝勉，一致努力。乃该书持论竟大反常理，影响所及，何堪设想。”

3月12日，南京《朝报》“每日谈话”专栏发表署名“沽”(作者赵超构)的短文《从秦桧说起》，为吕著被禁喊冤。南京《救国日报》总编辑龚德柏看到后，火冒三丈，在报上以初号大字“真凭实据，证明吕思勉为汉奸”为标题，痛加斥责。

龚爱国心强，向来反日，“言论激烈，为一时之冠，因此有被捕六次之历史”。他的社论经常通篇谩骂，褒之者谓为笔锋锐利，贬之者谓为哗众取宠，人送绰号“龚大炮”。

按照民国《刑法典》，外患罪最高可判死刑。以刑法论处学术，何其不公！赵超构深感：“此种奸伪言论之制造者，但图一己之行文快意，不惜陷他人于汉奸至恶之名……戕害他人之名誉犹不足，且进而欲毁其生命。吾今词而辟之，肃清此种言论界之败类，为整个社会人士，争取生命与名誉之保障。”

年轻气盛的赵超构哪里肯示弱，立即进行猛烈反击，发表《辟某报汉奸论》，“我的立场，吕思勉是否汉奸，某报才真是秦桧的知己，结论”小标题中浓烈的火药味扑面而来。再以一个整版刊载“用真凭实据证明龚德柏诬陷吕思勉！”其下还有两行大字：“奇蠢极恶之栽赃手段！”“民国二十四年言论界之大笑话！”赵嘲笑“自比岳飞！你也配”！数日后，《朝报》再以一个整版刊文，标题是“龚德柏之真凭实据原来只有天晓得”。

笔墨官司空前激烈，全国舆论高度关注。外人推测吕思勉之用心，常有泼妇骂街之语夹杂其间，真是热闹非凡。

3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精忠的岳武穆，遗臭万年的秦桧，一为举世所敬仰崇拜，一为万古所唾弃诟骂，不但史乘斑斑可考，即松木参天的西湖岳坟，凌云浩气，忠义昭然，瞻仰徘徊，谁不肃然起敬。可是，也颇有矫奇立异之说，并以著述见行于世者。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即系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毁岳飞为军阀，推崇秦桧为爱国大政治家。”

4月15日，上海《立报》刊出评论文章《大学程度的时局观》，文中写道：“胡(适)先生当时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痛骂岳飞是军阀，而高赞秦桧是一个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想为‘今之秦桧’张目”……后来胡先生的高见，编入一本什么《白话中国史》里去，由某大书馆，代为出版。不幸得很，这部书毕竟是被查禁了！”

吕思勉的学生曹聚仁撰文驳斥：“《白话中国史》出版于民国十二年，胡适的文章，刊于民国二十一年的《独立评论》，说该书作者把胡适的意见编入，未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法庭判决不起诉

5月，龚德柏一纸诉状，以吕在《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的议论失当，危害民国，将犯有《刑法》“外患罪”和违反《出版法》的商务印书馆、吕思勉、《朝报》经理王公弢、主笔赵超构，告上江苏上海地方法院。

同月12日，吕思勉与商务印书馆代表人李伯嘉、律师徐百齐至南京，13日午后至法庭应诉。20日，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宣布判决：“吕思勉所著《自修适用本国史》不依据确定正史推崇岳飞等，乃称根据《宋史》本纪、《金史》、《文献通考》、赵翼《廿二史札记》以褒秦桧而贬岳飞等，其持论固属不当，无怪人多指摘。但在民国十二年初版及十五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各续版皆然，有初版及各续版书可证其间未曾修改，其就古人之臧否加以评论与以现代事实推想古代事实之说，虽未适当，要皆在我国东北之地未失以前，与现在情形不同，自非别有作用，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吕思勉无通谋外国，危害民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之事实，故不构成外患罪。”

判决承认：“以法律言……不构成《出版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罪。商务印书馆印刷人、发行人李伯嘉自亦同无犯行可言……王公弢、赵超构见南京市政府禁止该书，即于《朝报》发表《从秦桧说起》一文，为吕思勉辩者，亦不过系私人之见解，谓盖棺定论之难，岳飞、秦桧等之毁誉难定，并有同时誉此人同时毁此人者，有意弄文，非藉抗令，均不成立违反《出版法》第十九条罪刑，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为不起诉处分。”

龚德柏不服，向江苏高等法院申请再议。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胡诒谷签署《再议处分书》，称“声请再议于法不合，应予驳回”。

“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卸下官司，吕思勉夫子自道。

他强调：“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莽、操，在古代，却只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史家的“求真”与“有用”

抗战爆发，身在沦陷区的吕思勉，下决心一不出任伪职，二不使用伪币，教学收入均折成大米。常州街上有日本兵站岗，往来行人需脱帽致敬，他发誓国土不光复不再带帽。日本投降，吕思勉特意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说这是明太祖平定胡尘后制定的，他“戴之昂然归故乡”。

当时历史学家中，支持吕思勉观点的不在少数。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还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参考各种不同史料来评价岳飞其人。周作人表态：“(吕思勉)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有人听了要不喜欢，原是当然的。鄙人也不免觉得他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以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有前人说过。”

周作人附议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狱论》中的观点，并以《朱子语类》所云“建炎间勤王之师所过恣行掳掠，公私苦之”，强调朱熹时代对岳飞的评价不过尔尔。

无奈通俗小说《说岳全传》和戏曲《岳家将》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加之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唱和民族主义御敌高调，岳飞、秦桧俨然正邪不两立的典型。吕思勉的学术观点，方才显得惊世骇俗，成了书生欺世之言。

正如陈立夫所说：“历史方法，故应求真，但教史之时，应时重民族光荣与模范人物。”“有用”压倒“求真”，史家之笔，真可谓不可承受之重。

1952年，晚年的吕思勉语重心长地表示：“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予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刊发于2017年3月23日《法治周末》历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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