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关上后，用户生不得不隐藏姓名和年龄——，包括他是盲人的事实。

这里与外界隔绝，他的身份是一系列工作号，职责是劝人生活。走出这扇门，他们在电话里说的一切都会被秘密埋葬。

“希望24热线”，400-161995，谐音“维持、拯救、拯救”，为企图自杀、有抑郁症倾向的人开通生命支援热线，全年24小时。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杀是15至29岁的第二大死因，继道路受损后，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

李勇生是天津配线团的团长，也是国内第一位从事自杀干预的盲人接线员。

李勇生比喻说，有自杀意图的人穿过黑暗的房间，到达黑暗的迷宫，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但是每次进入下一个黑房间之前，他们都会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热线是最后一条生门。李勇生要做的是在系统崩溃之前建立支撑点，进行最后的补救。"成为他们的朋友，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用户正在接电话。照片来自《三月风》杂志

01角色

李勇生有灰色的蓝眼睛，这是视神经萎缩留下的痕迹。拍摄纪录片的一名记者说，他戴墨镜的样子像日本导演kitano takesh。

深夜的配线室里，用户确实像导演。工作前，他必须关紧门窗，确保安静的气氛，以便于进入角色。他穿梭在很多场景中，所有电话结束后，他需要时间，在大脑中进行角色转换。

晚上6点，李勇生敲了敲配线室大门。这里位于天津的一家写字楼内，有10来平，两部电话，两个人值班。“你打电话的话，我是你的朋友。你什么都可以说。我来和你谈谈。我们一起面对吧，好吗？”

自杀干预将试图自杀的人分为4级、7级和26级。四个等级分别是经度、一般、中途和紧急。"面对学生时，我通常装扮成家长。如果是校园问题，我打电话给老师、职场白领，我扮演同事。”

接到电话后，用户会仔细听对方的环境声音，听对方的呼吸变化、暂停时间、响度高低。在5分钟内，用户可以判断危险等级，迅速建立干预方案——。在以前的1000多通高风险电话中，他的成功率达到了90%以上。

“基本上，聊5分钟，我知道我能帮助他。没问题。我知道他能抛出求救信号，我知道这个人能救出来。”李勇生说。

他记得某个清晨的电话。打电话来的是女孩。用户注意到电话那边有车声，风声很大。他迅速判断出这可能是高风险电话——女子在路边或高架桥上。

情况危急时，李勇生提高了声音，音量几乎和吵闹的背景差不多。事情按照他的预想，女孩站在桥上准备往下跳。

聊天的时候他抓住了时机。“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我想听更多。找个安静的地方？找一个车辆少、可以避风的地方，咱俩好好谈谈。”

连接半个小时后，女孩来到离大桥200米的公交车站。一小时后，女孩听了他的建议回家了。"当她能向你吐露心事时，危机的大门几乎关上了。"

所有的电话都是用长长的拔河在希望的产生和毁灭中反复拉动的。

用户可以体会对方的状态。“他到了这个地步，深思熟虑多久了，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支持，没有任何信念体系，他只想结束生命，获得解放。”

他要做的是建立“拉系统”，建立支撑点，打开对方的结。“能打电话的这部分人，他心里仍然有生命的希望。这是他们求救的信号，他们还在挣扎。”

李勇生有自己的方法。说话的时候不打扰对方，让对话继续进行。与对方的感情同步，琢磨对方的需要，安抚对方的焦虑。“他说这话可能是问石头问路。我想知道他需要什么帮助。他说完后，我必须连接他的话，给他帮助。”

这也有一定的危险。如果技术不成熟，用一句话刺激他，不但拉不动他，反而会激怒他的感情，在他的心理上引起瞬间的急剧波动。

"特别是对于想自杀的人，他最害怕的是吉姆。你不要死。你死后你妈妈怎么办？你爸爸怎么办？他最怕听到这样的话。单击

02盲人的世界

盲人眼前的世界不是永恒的黑暗。

李勇生从事自杀干预交换院已经7年了。谈到初心，他说：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自救之策。“对方的包袱解开后，我的包袱也解开了。我看不见，但心很亮，天空也很亮。一切都是不同的感觉。”

他擅长捕捉情感变化的信号，这种信号能准确判断海浪的方向，就像晚上独自出海的船一样，面对漆黑的大海。但是人不能四季生活在纯粹的黑暗中。即使他是盲人。成功挽救生命的感觉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使用生可以感受到白天和晚上的差异，有时晚上也不是空荡荡的黑暗。他去盲人学校做了调查，即使是先天完全失明的人，眼前也不黑。他认为这是情绪调节的原因。

“即使没有光的感觉，即使长期被想法强化，他也能在脑子里感受到“明亮”。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感到舒适，没有压迫感和窒息感。如果你在脑子里的话。

李勇生40岁了，但他所有的图像记忆，都停留在10岁以前。失明几乎曾经将他的生活连根拔起。

他现在还会梦见，失明前度过的那个春天。村里有绿皮火车，路上有一些笨笨实实的卡车，车顶插着天线。家乡有一排垂柳，河边有一片青草地，树木发了嫩芽。他再未见过那样浓郁的绿色。

如今，他10岁前的记忆正在消散，他记不清了，连梦境也模糊起来。

失明前，李勇生是村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10岁那年，他在雪地玩闹，被东西绊倒，脸扎进雪地里，眼球撞上路中间的“铁疙瘩”，一块地泵。雪地上落了血滴，他用手一碰，意识到，两只眼球破了。

路上雪厚，车子难走，去大医院要很长时间。父母带他去附近的医院，做了眼球缝合，没多久就出了院。有亲戚叹息，挺好一孩子，这辈子废了。“我听见这词极不舒服，我怎么就废了？”

李勇生常常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脑袋上像箍了一顶“铁帽子”，他总不自觉地想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他变得沉默，不似以前活泼，爱待在人少的地方。

他对声音愈发敏感。他判断天气，依赖的是鸟儿的叫声。天气好时，麻雀叽叽喳喳，天气坏时，鸟儿扑簌簌地乱飞，他想可能有一场大雨。他甚至能通过声音，判断马路的宽窄。

李勇生仍记得12岁发生的事情。他和朋友去别人家的菜园子里拔菜，园子主人见后，只打了李勇生。“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想来想去，为什么欺负我？就因为我看不见，就因为我是累赘，我不行了。”

脑袋上的那顶“铁帽子”，心里的疙瘩，都被一团火烧没了。“我不能这样让别人看不起，我长大了，一定不让别人说我是废人，一定活好了，还要真正活下去。”

叔叔给李勇生买了一台收音机，他靠声音和世界发生连接。他听相声评书，也听心理访谈，他知道，盲人能上盲校，学按摩，学吹打乐，又有了希望。

有次，他拨通了节目热线，一名心理学专家正在讲课。他问，我以后该去干什么？专家说，你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师，这很适合你。心理咨询对他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词。

从盲校毕业后，李勇生做起了盲人推拿。有天，他听说残联要举办针对残疾人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个城市只选两三个人。李勇生被选中了。后来，他顺利考到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

有次，他去长沙参加心理学的课程，知道长沙建了希望热线。“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我，眼前一亮。”

2015年，天津也要办希望热线，李勇生立即去报了名，成为天津首批热线志愿者。

李勇生和全家人一起旅游。图/受访者提供

闲暇时，李勇生也会想，如果没有失明，他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能会去参军，或钻研一门学问，搞创新发明。“因为意外，才走进了这个行业。既然如此，咱别的也不擅长，只会心理咨询，如果能帮助到别人，那是最好的。”

他时常感到，他与电话那头的人，处于两个世界。

在那个混乱失序的世界里，最初，他觉得自己像是村长，什么事情都帮着解决。后来，他更像侠客，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如今，他只想做对方的朋友，帮对方理清行动的线头，做力所能及的事，“走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03 一场对人生的模拟

听过成千上万个故事，李勇生发觉，这些相似的情节，有着人生阶段的共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挪移重现。

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老人打来的。老人年迈，常年独自生活，身体不好，当下被卖假药的骗了，不想活了。

他发现，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症结。他们寂寞，孤独无助，多数时活在回忆里，抱有对未来的恐慌，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心理问题。

“相对而言，老年人好干预，只要让他感觉有人在和他聊天，说什么都支持，类似‘大爷说得太对了’，‘就这样没错’，让他感受到认同感，就会慢慢恢复过来。”

李勇生还遇过欠了巨额赌债的中年失意者。对方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酒里泡了一罐安眠药，准备喝下去。他给希望热线打电话，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让别人引以为戒。

李勇生成功劝阻了男人。一个多月后，男人的家属给热线打电话致谢，李勇生听接线同事说，男人已经走出了阴霾，他激动地围着椅子转圈。

他说，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而言，最基本的准则是，无论对方说什么，都支持和尊重他，让他感受到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关注。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要义，“必须让他感受到，我在听，我在关心，不论说什么我都能接纳。”

在听到孩子的烦恼时，他最容易动情，沉浸在对方的痛苦里。

现实中，李勇生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李勇生还记得，一个13岁的男孩，单亲家庭，父亲嗜酒赌博，男孩总是担心受怕。一个孩子饿着肚子，又怕父亲打人，又担心父亲不回来，他该多么孤独啊。李勇生想到自己的孩子。

接完电话，他站起来喝了一大杯水，出去走了一圈，大脑放空一会，才能从角色里出来。

离开接线室后，外界的声音能把他拉到现实里来。

一路走去，他能听见车子的引擎声，有司机按着喇叭催促前方的车辆，街边小贩在叫喊。这些声音带来生活的实感。

但并非所有接线员都能瞬时走出来。那些困苦的情绪有时会缠绕着他们。一些感情细腻的接线员更为困扰，有人常常担心，他的困境有没有解决？他有没有再次自杀？他家人怎么样了？

“他天天沉浸在这个问题里，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最终也是有一部分人群不干这行了，因为太容易动情。”

这些痛苦也滋养了李勇生，使他对苦难有了预设。

“在这些人身上，我看过了这样那样的故事，需要消化他们的痛苦和磨难，就跟打疫苗一样，咱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处理起来就很自如，甭管过去未来，一切都是人生的反复模拟。”

04 解困

他发现，打给希望24热线的电话逐年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底，接听来电达39.4509万通，青少年来电占比40%，其中有5000余高危案例。

起初那些年，李勇生值班时，常常只有四五个电话。现在，电话几乎是无间断的。“这还是能打进来的，90%以上的电话是（占线）打不进来的。”

来电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学生占比最大。李勇生遇到最小的求助者，只有11岁。

需求量成倍地上升，与此同时，接线员却流失严重，十分紧缺。

据希望24热线数据，2012年热线在上海建立后，为保证专业性，希望热线要求，接线员需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或参加《心理危机干预实操技术》培训，经过培训和见习才能上岗。

截至2020年10月，现有的志愿者达700多人，其中热线接线员400多人。一名希望热线的工作人员透露，2017年，接线员有700多人，2022年，现有的接线员已不足300人。

这些接线员均为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老师、公务员、心理咨询师占大多数，业余时间接线。

2015年，李勇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的首期培训班，同期的志愿者有350多人“很多人接线不久就走了，留在热线的只有120人左右。”

七年过去，李勇生估算，如今坚持留在热线的首批志愿者，不足20人。

人们离开的理由不一。有的因为工作调动，有的因为搬家，离得远了，有的结婚生了孩子，时间抽不出来。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高强度的输入和输出。李勇生说，从事危机干预的接线员，需要较强的学习和探究能力，要不断地吸收知识，再进行大量的实践，是对精力的考验。

今年6月，由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发布，自杀已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致辞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卫生危机，近10亿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李勇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城市的节奏加快，产生的伤感也越来越多，那些创伤和挫折，还来不及弥合，就有新的创伤填补进来。

他还遇见过热线依赖者——长时间依靠希望热线活着的人。“他们一空闲就打，也有一年打几十次，上百次的。咱从不问他姓氏，也不透露信息，但他一打进来，能听出我们的声音，说，是你啊。”

李勇生从不会让对方挂断，而是继续耐心倾听，“热线是这部分人群的希望，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他对热线这么依赖，说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打破，对他们是很大的创伤，我们能帮的话，还是会继续帮下去。”

对于庞大的自杀人数而言，热线仅是干预中的一环。它难以挽救如此多的有自杀意图的人群。

“光靠一个希望热线，真的是杯水车薪，心理咨询师本来就少，里面研究危机个案的就更少了。”李勇生说。

李勇生说，每个企图自杀的人，都会释放出自己的求救信号。“我们心理学叫三托六变，可能会发有托人托物托事的行为，并且在性情等方面会产生变化。”

一个细微的关怀，或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希望，就可能会挽回一个生命。“如果那时，我们刚好在他们身边，千万不要给他们再添加负担，只要做到一点，真正地支持他们，理解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不再变得那么孤独，就能有挽救的希望。”

来源： 济南经济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