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上野天学家和铃木凉美开始通信一年。两位女性相差35岁。一位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另一位是获得芥川奖提名的小说创作者。《始于极限》今年记录了12封信。

尽管人生情况迥异，但两位女性在书中分享了成长经历，探索了各自生活的曲折和困惑。从性和恋爱的话题开始，他们谈论了婚姻、母女关系、工作、友谊、独立和女权主义。铃木凉凉的美上野天学家一再问男人为什么不绝望，上野天学家继续追问铃木凉凉人生选择中没有说“话”的话。

上野天学家在2019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致辞。

有趣的是，在来往的回答中，上野天学者一贯认为“卖思想，但不卖感觉”的学者不断破戒，下意识地写下了对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或写过的内容。例如，上野天学家就什么是女权主义作了更为迫切的回答。

" ".女权主义是自我宣言的概念。自称女权主义者的人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没有对错之分。女权主义是没有教会、牧师、中心的运动，因此没有异端裁判所，也没有除名。女权主义也不是智能机器。把问题塞进去，就会吐出答案。我一直这么想。

以下是经出版社许可，摘自《始于极限》的第二章《母女》。在这次通信中，铃木梁子说了母亲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上野天学家分析了代际交错的关系装置。正如她所说，“最能敏锐地看透母亲‘看似合理的矛盾’的是女儿。被这种矛盾戏弄的也是女儿。”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日]上野天学家/[日]铃木酷美，赵一冰译，申报专业化|新星出版社，2022年9月。

去信

上野天学家女士：

谢谢你上个月给我可爱认真的回复。事实上，因为你是我导师的导师，我也认为你是我的老师，但因为你在回信中提到了，所以我不用“老师”这个称呼。熊永怡先生、北电孝大学老师、福田、还有老师也亲自指导了我，现在仔细回想，我没有机会这样正式、长时间地一对一交流。他们的手指都那么珍贵，但我从自己的经历和内心的矛盾出发，从未想过向他们吐露烦恼和想法。唯一一个和我通过书信对话很长时间的人是四年前去世的母亲，所以我很久没有好好写信了。再次感谢你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

对我来说，正视你指出的厌恶女和软弱倾向绝非易事。要不是这次通信创造了机会，我就没有勇气把它们挖出来。回想起来，我母亲也总是通过对话挖掘出我心里不想触及的部分，毫不犹豫地留在我眼前。当我读到你的回信时，我有一种奇妙的惊愕。因为妈妈在最后一刻之前指出了很多担心的事情。想承认“傻瓜”，但不承认“损害”。不做报社记者，改行做作家。我认为利用自己的身体给男人带来价值。这些事都让妈妈担心。直到母亲去世，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她的担心和恐惧有多深。因为我以我不想要的方式被人消费了。这次的主题是“母女关系”，所以我想结合回信中指出的问题，谈谈母亲和我的各种事情。只是不知为什么，写我们母女之间的事总是消耗很多体力，我担心我说不好话。

我母亲是个感性的人，但她说话很有逻辑。她从来没有放弃语言理解或语言对立，所以和她面对面的餐桌经常变成了热门的讨论场，小时候我讨厌这种感觉。长大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能够在天空厚重的成长环境——中出生的特权。妈妈总是用自己的话和我碰撞，希望用同样的方式回应，而不是单方面说“不行就不行”或“老师说不行就不行”。但是小时候不允许沉默，总是要解释自己想法的环境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只有话语自由。

电影《妈妈！》剧照。

但是到了小升初的年龄，我注意到了看起来合理的母亲所背负的矛盾。妈妈出生于1950年，和你差不多大。她的事业和成就

当然远不及您，但她在经济条件和教育条件都很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大学毕业后，她在BBC做过一段时间的口译员，后来又在资生堂的宣传部负责宣传杂志的编辑工作。就在那时，我出生了，而我父亲还只是个兼职讲师。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家一直处于“女主外男主内”的状态，父亲的时间比较自由，孩子基本都是他带，母亲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也不算什么稀罕事，不过在当时的乡下天主教小学，我们家的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

母亲平日发表的言论与看法显然带有自由派色彩，很是冠冕堂皇，但我感觉在那种环境下，母亲似乎有点瞧不起她周围的家庭主妇。尽管没有具体说过轻蔑的话，但她至少会把家长会上遇到的家庭主妇称为“那群妈妈”，好像不认为“那群妈妈”和她是一样的女性。在讨论时，母亲把自己和她们都归入“女性”的范畴，而在私生活中，她却把她们当作完全不同于自己的生物来对待，这是一种狡猾的做法。在父亲成为全职讲师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也专心抚养孩子，顺便做些零碎的笔译工作，但她肯定没把自己当成家庭主妇。她很抵触“太太”这个词，但我不认为她是觉得这个词本身有歧视女性的含义。她恐怕是认为“太太”是“那群妈妈”专用的称呼，不应该用在她身上。她嘴上否定一切歧视，但我感觉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情结，想要与“那群妈妈”划清界限。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比起家庭主妇，她更加厌恶那些用“女人味”做生意的人。她习惯用言语解释一切，但是碰上妓女和陪酒女郎，她就完全放弃逻辑，全盘否定。此外，她对女性特有的工作（好比空姐和公司前台接待员）也有本质上相通的厌恶，尽管不及对陪酒女郎的厌恶。她也意识到自己对性工作者和陪酒女郎的排斥超出了逻辑的范畴，将其归因于“自己成长在一个从事服务业的家庭”，但我认为这个解释不够充分。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是日式酒家的养女，后来嫁进了我外公家开的日式旅馆。所以在母亲看来，她的奶奶、外婆和母亲都是在酒席上招呼男性宾客的陪酒女郎。我的外公在别处成功创业，而且非常注重教育，所以母亲和她的弟弟们有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母亲经常自嘲说，她的娘家是没有书香味的商贾人家，她的祖母和母亲成天跟醉醺醺的客人打交道。

总的来说，她强烈排斥卖弄“女人味”，但与此同时，她也有略显异常的外表至上主义倾向。化妆品和衣服的数量就不用说了，当上大学老师后，她甚至会花上一个星期反复重拍用于讲师资料的照片，显得分外执拗。而且她的这种执拗不是单纯对服饰或美的热爱，而显然是执拗于“持续做男性欲想的对象”。如果得不到“美女”“真显年轻”的夸奖，不被男人欲想，她宁可不出去抛头露面。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一家人住在英国，当时她重读了研究生，成了一名儿童文学专家。但儿童文学协会和研究室里很少有打扮张扬的人，大多数人都比较朴素，不关心自己是否性感。而母亲很不愿意被人拿来和那些“土气的学者”相提并论。90年代的美剧对“女性主义者”抱有刻板印象，总把她们描绘得胖如斗牛犬、对男人深恶痛绝、脾气暴躁。我记得母亲就经常嘲笑她在儿童文学学术会议上遇到的女性，把对男性毫无吸引力的她们比作这类角色。我却觉得电视剧里的刻板人物更自洽，母亲反倒充满矛盾和倒错。简而言之，她似乎把“做一个吸引男性的女人”看得比什么都有价值，却发自内心地瞧不起那些公然将之兑换成金钱的女人。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

因此正如您精准指出的那样，我进入直接将性商品化的性产业，确实与母亲厌恶、拒绝理解那个世界有关。我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母亲亲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你染指暴力或诈骗，而不是当一个妓女，那样我好歹还能够支持你。”哪怕在《日经新闻》工作时，我也会抽空去夜总会陪酒，离职后又找了一家俱乐部上班。我离开这一行是在2016年，也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一年。一方面是因为我忙于照顾她，之后又要操办后事，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好歹在母亲的最后时刻听她一句劝”的念头。但事实是，她一走，夜班的吸引力和我置身于夜世界的意义都立刻打了对折。

我不知道“想跳出母亲的理解范围”这个念头占了多大的比重，也不知道“我自己想要理解母亲最猛烈否定、拒绝理解、不想用逻辑解释的东西”又占了多大的比重。但我确实厌恶母亲的心态。她绝对意识到了男性的凝视，却从不实际交易。她希望被星探相中，但绝不会答应。她明明渴望成为价格昂贵的商品，却鄙视那些实际出卖自己的女人，这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彻底卖掉了自己。这固然有些鲁莽，但也是为了排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而母亲直到最后都拒绝理解我的行为。表面上，我以为我想被理解，她的不理解让我很痛苦，但实际上，我也许并不希望她理解我。母亲还说，我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中太过顺利地得到了父母的爱与理解，所以想考验它有多么坚若磐石”。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是想通过做他们最讨厌、最不可能理解的事情来摸清父母的爱和理解的极限。现在回想起来，对母亲而言，“超越言语的东西”就是爱的所在和对妓女的厌恶。考验绝对的爱和成为妓女，这两件事在我心里确实与母女关系密不可分。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母亲全力以赴地爱着我。与此同时，我也一直是她研究的对象。本来母亲研究的就是绘本能向孩子展示怎样的世界，以及如何与孩子产生关系，而我就是她唯一的真实样本。她从不回避言语层面的相互理解，这种性格促使她一直追着我跑，试图去理解我。我从小过得很自由，大人从不强迫我学习或工作，也不要求我打扮成他们中意的样子。但这种自由也让我毛骨悚然，仿佛母亲在拿我做实验，并饶有兴致地观察实验结果。在与母亲交谈时，我总觉得自己说的每句话对她来说都有既视感，是她能报出名字的现象，全无新的惊喜。我感到母亲热衷于育儿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

一提起母亲，我的文字就会变得涣散，没完没了。尽管她已经不在了，我也自由了，但关于母亲的若干疑问还如鬼魂一般纠缠着我，其中大约有三个与我目前的问题直接挂钩。

我在上一封信里写道，我十分抵触讲述自己遭受的“伤害”、以受害者的身份发声。而您引导我说，自称受害者才是强大的证明。我格外抵触作为受害者发声的理由之一，确实是无法容忍自己是“弱者”。

其实我非常内疚，因为我进入了一个被母亲定性为“不像话、不美、愚蠢和肮脏”的世界，以至于我不禁认为，就算我为此遭受辱骂和性暴力，那也是咎由自取。不过我不确定这和恐弱是不是一回事。我零星记录了与母亲的对话，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进入夜世界，为了一点小钱将身体交给男人，就意味着放弃“当因此受伤时说自己受伤了”的权利。

您在上个月的回信中提到了记者伊藤诗织。我发自内心地尊敬她。但我无法像她那样表达。我只能通过咒骂、嘲笑自己的愚蠢，吞下我遭受的性暴力和辱骂。恐怕无数与暴力咫尺之遥的夜班女性都是这样。我也意识到，这种态度很接近二次伤害、自我负责论等观点，都会令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需要明确的是，我无意指摘受害女性行为愚蠢。但事关自己时，我从未摆脱“我无权成为受害者”的想法。因为在畏惧批评与沮丧之前，我早已对自己说尽了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妄言，根本无须他人发话。我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进入深爱自己的母亲否定的世界时，我就已经扛下了今后可能发生的所有伤害。

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我不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人，但正如您在上个月回信中写的那样，“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的女人对男人而言是多么好对付，考虑到这点，我便无法忽视我这样的人有可能促进剥削结构的持续再生产，而这也是我最大的烦恼之一。在已经失去母亲的当下，我是否还有可能坚强一些，坚强到能在某种程度上原谅自己的愚蠢，称自己为受害者呢？讲述自己的愚蠢，又会不会伤害其他受害者呢？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当我离开报社，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时，母亲十分担忧我毫不在乎自己如何被消费。看到周刊曝光我的过去，我自然是不情愿的，但这就是我的过去，所以我没有立场提出抗议。当然，既然被曝出前AV女演员的经历，那只要我继续抛头露面，发表文章，必然会有人接连不断地以我不情愿的方式消费我。我认为这种不快本身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的。我演过AV是不争的事实，我也没有权利拒绝别人把我当作“前AV女演员”。参加活动、上电视的时候，主办方和节目组会对我提出特殊的着装要求。周刊等媒体也会提议把当年的AV照片而不是近照放在简介的显眼处。这些要求我都会接受。一方面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实力比不过这段经历，一方面是害怕一旦拒绝就会被抛弃。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我总觉得被这样对待是必然代价，本就包含在了报酬中。

有时我也会感到疲惫，不知道要承受这样的对待到什么时候。这本身不是什么值得骄傲或悲观的事情。但我最近一直在想，母亲的忧虑可能更深一层。好比上一期的主题“情色资本”，我接受所有针对我用词不当的批评，因为我确实在那次对谈的最终稿里使用了“情色资本”，但我在对谈中用的不是这个词。我在所有书中使用的都是“性的商品化”“身体的商品价值”这样的说法，因为用惯了这些表达，也觉得它们比较贴切。整理对谈稿件的人联系我说，因为我们是从哈基姆的书聊起的，所以他们决定把我使用的那些说法和橘先生使用的外来语erotic capital统一成“情色资本”。我没怎么抵触，也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我们提到了哈基姆的书，但我后来意识到，他们大概更看重在标题里加上“情色”二字，再配上我的照片。在您点明之前，我没有琢磨过“情色资本”一词的不准确性，所以这件事确实是我考虑不周。最后的结果是，那篇报道除了伤害部分女性的自尊心，取悦了广大男性读者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早已见惯媒体拿我的照片配上带有“情色”二字的标题，所以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是从结果看，我承受的这种消费确实传播了让女性不适的言辞，我也为此感到后悔。

《性的政治》，[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

我也知道我的部分作品常被用来为男性开脱。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有些文章被用作攻击女性主义者的武器。所以我经常被一些主要在网上匿名行动的女性主义者抨击。这不是我的本意。要知道，那些男人只会粗粗扫视我的文章，断章取义在所难免。其实我最近很少写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因为觉得与其让保守的男人利用我的文字攻击女性，还不如干脆不写。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母亲所忧虑的也许是我不在乎自己作为“夜班女”被消费的态度会像这样受人利用，进而伤害到其他女性，而不是我自己的尊严。

可那样也很不自由。我写过很多针对男性的坏话，但我成为作家的初衷是想书写女人的故事。我见过太多男人的糟糕之处，时而回过神来，也能看到自己的愚蠢。而且我也与许多人一样，看到了女性内心的种种矛盾。母亲的矛盾、我的矛盾、我那些为爱痴狂的朋友的矛盾，还有女人的愚蠢都是我的主题，也是我立志写作的根源。我不为取悦男人而写，但也不愿意为了不取悦男人而选择不写。我不希望我因为“会取悦男人”而被剥夺说话的权利。

我承认我的实力还不过硬，尽管如此，我还是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它们出自心怀矛盾、被矛盾所伤、又享受着矛盾的女性之手。我不愿无视与我感同身受的女性。我知道，如果我在写作时充分考虑各个层面，就不会被事与愿违地利用；也知道如果我写的东西足够精炼，就可以避免男人的肆意曲解。我可以忍受他人将利刃对准自己，却不愿意看到我的文字被改造成指向他人的锋利武器。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是我的另一大烦恼。我有没有可能只写自己，同时避免一切取悦男人的可能性呢？

您在回信中提到，您的“扔进阴沟”言论遭到了部分性工作者的抗议。其实在那篇采访刚发出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了这件事。我也很好奇男人为何会如此无知无觉，而性工作者又为何会如此自我意识过剩。当时我刚好在幻冬舍的网站上有个随笔专栏，就在连载中提了几笔。据我猜测，男人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阴沟，而性工作者又隐约察觉到自己把身心扔进了阴沟，所以才会那么生气。无知无觉到极点的男人察觉不到自己有可能被瞧不起，却会截取那些看似可以用来攻击女性的语句，着实精明（反之，女性非常清楚她们可能会被蔑视，所以对再细微的表达也极为敏感）。

母亲还留下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自从涉足夜世界之后，我再也没有真正面对过恋爱。然而在她看来，恋爱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过再往下写，篇幅就太长了。刚巧下次的主题是性爱，到时候再与您细聊好了。

2020年6月10日

铃木凉美

回信

铃木凉美女士：

感谢你寄来坦率而诚实的回信。

这次的主题是“母女”。看完你的回信，我痛感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长大的环境。你母亲的人生态度一定对你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好坏。如果她不是这样一个人，你也许就不会选择这条路了。与此同时，我也再次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因为我没有一个如此智慧而强大的母亲，不至于受到如此深远的影响。不过细细想来，我那位对女儿缺乏理解的母亲留下的“遗产”，便是我不结婚生子的选择。如此看来，母亲的影响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的人生。

你的母亲“从不放弃在言语上与人达成理解”，而且你们母女“长期通过书信对话”，这着实教人羡慕，也非常罕见。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匣子里发现了我从世界各地寄回的明信片。她都小心收着，没有扔掉。但明信片上的话不过是敷衍的“嘘寒问暖”罢了。我与母亲自始至终没有进行过触及各自人生态度核心的对话。相较之下，要求你将心中所想全部“转化为语言”的环境确实是一种控制，不过与此同时，你应该也得到了锻炼。身为作家，你此刻拥有的语言能力不仅是这些年的经历构筑起来的，更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出来的，称之为天赋也不为过。在这次来信中，你的语言能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母亲能力的影响，也与女儿自身的能力息息相关。在许多被母亲用巨大的爱与智慧牢牢捆住的女儿中，肯定有人无法获得自我意识，甚至走上自毁之路，你却有足够的力量精准攻击母亲的阿喀琉斯之踵。

电影《妈妈！》剧照。

读到你对母亲的描述时，我不禁想象：如果我有一个像你一样聪慧的女儿，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如果我有一个与自己无比亲近的女儿，如果她会毫不留情地剜起我的矛盾、我的模棱两可、我的局限与狡猾……她又会如何描述我呢？

最能犀利看穿母亲“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是女儿，被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儿。最近，我接受某育儿杂志的采访，主题是我的成长经历。在采访的最后，采访者抛出终极问题：“对你来说，父母是什么？”我竟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扰人的麻烦。”这个答案出乎意料，报出这个答案的自己更令我惊讶。孩子无法选择父母。什么样的父母对于被迫成为其子女的孩子来说都是“扰人的麻烦”。强势的父母是强势的麻烦，弱势的父母是弱势的麻烦。已故的津岛佑子女士在离婚成为单亲妈妈之后，在孩子面前上演了种种情感纠葛。她告诉自己：“以这种方式卷入父母的人生就是为人子女的宿命。”我通过不生孩子避免了沦为别人眼中的“麻烦”，不过我有时也觉得，这是因为我没有足够强大的自我主义（说成“生命力”也行），无法强行将别人的人生卷进我的领域。我本以为只要称父母为“扰人的麻烦”，就会遭到“不孝子”“忘恩负义”之类的抨击，没想到大部分读者都点头称是。一位刚为人母的年轻女性发来感言说，“我会努力不给孩子平添烦扰的”，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年轻的父母仍然清楚记得自己的童年经历吧。不过话说回来，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很多人却把当年（完全无助的时候）受过的苦忘得一干二净，这着实不可思议。

人是复杂的。我从未见过你的母亲，也不太想根据零碎的信息对她进行类型化的描述，不过让你感到费解的那一系列行为，都是聪慧的精英女性常会采用的生存策略，即“我跟她们不一样”。不同于广大同龄女性，你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智识能力抱有自信且颇感自豪。即便已经结婚生子，她仍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寻常的家庭主妇”是“不一样”的。置身高学历精英云集的学术会议时，她也认为自己和只会死读书的优等生型女性学者“不一样”。你母亲的研究方向是儿童文学。就生存策略而言，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样一个女性学者占绝大多数的研究领域，她不必与男性竞争，旁人也不会质疑她“喜欢孩子”的“母性”。

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剧照。

女性这种“我跟她们不一样”的意识与外表至上主义挂钩也是顺理成章。女性从小暴露在男性评价的视线中，但男人评价的并非女性的智慧，而是更简单易懂的外表。我在美国的精英女性群体中见过好几位穿着格外性感的女士。每次见到那样的人，我都很疑惑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别。我们也可以说，恰恰是她对自身社会地位和能力的自豪感反过来允许她走性感路线。这其实是一种炫耀，言外之意：作为一个女人，我有足够的商品价值，但我偏不卖，不卖我也能过得很好。我不知道你母亲的异性缘怎么样，也不知道她是否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过危险的艳遇，但在我看来，她那富有女性魅力的外表更像是在女性世界里展现优越感的工具，而不仅是用于吸引男性的元素。不过这种“我跟寻常的家庭主妇不一样”“我跟普通的女性学者不一样”的意识其实建立在厌女症之上。因为这种态度拒绝与那些只能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和刻苦成为学者的女性共情，也拒绝理解她们走过的人生路。

在这类女性看来，除了出卖女性元素别无选择、最后也确实走了这条路的女性是令人唾弃的。对你的母亲来说，她做出的选择就是全身心地拒绝娘家的母亲和两位祖母做过的事。从这个角度看，你的母亲也受制于自己的成长经历。而作为孙辈，你一定是想用母亲最讨厌的选择来考验她的极限，而且还是以双方都会流血的最残忍的方式。

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成为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在受伤时说自己受伤了”。你选择成为AV女演员，没有受到任何人、任何环境因素的强迫，所以“自我决定”的问题时刻纠缠着你。总是成对出现的“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不允许你把选择的代价归咎于任何人。你所说的“内疚”指的也是伴随这种自我决定的内疚吧。

《回归家庭？》，[英]沙尼·奥加德著，刘昱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没有什么比“自我决定”更能满足精英女性的强烈自负，也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让精英女性远离女性主义。也许你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但十年的夜班经历让你学到了“女人和男人各有各的愚蠢”，帮助你摆脱了洗脑，这说不定是好事一桩。

但刚刚迈入性产业时，我猜你也许并没有想到代价会如此昂贵。我所说的“代价”不单单是过去的污名将长期困扰你。你是不是也在现场实际受到了伤害？

性产业建立在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上。不难想象，女性在实地会饱尝怎样的性别歧视、侮辱、虐待、暴力和剥削……前面提到的二村导演就曾明确指出，色情制品是“（女性）侮辱的商品化”。而这种“侮辱”正是男性性幻想的体现。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怎么样都忍得了”“我没那么脆弱，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受伤”……无数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说过类似的话。甚至有少女把解离当成一种技巧，说只要“灵魂出窍”二十分钟就完事了。她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贬低自己的经历。

男人们则巧妙利用了这一点。“别小题大做”“这没什么大不了”“又不会少一块肉”……看到这里，不难意识到这些正是性骚扰者和色狼的口头禅。再加上“自我决定”，就变成了“明明是你自愿的”“你不是就盼着我这么干吗”“瞧你那很享受的样子”……贬低（对男性不利的）女性经历、为自己免责是男性的惯用套路。他们巴不得有女性将其内化。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日] 上野千鹤子/[日]田房永子著，吕灵芝译，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

你担心自己写的东西会被人利用，“进而伤害到其他女性，而不是我自己的尊严”。你还写道，“我可以忍受他人将利刃对准自己，却不愿意看到我的文字被改造成指向他人的锋利武器。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是我的另一大烦恼”。别绕路了。在担心别人之前，你应该先保护好自己的“尊严”，你没有必要忍受“对准你的利刃”。对你我而言，“对准自己的利刃”都是痛苦而可怕的。当你的文字“被改造成指向他人的锋利武器”时，受到伤害的其实是你，而非他人。

我的年岁几乎是你的两倍。也许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听起来有些高高在上，可我还是要说。正视自己的伤痛吧。痛了就喊痛。人的尊严就从这里开始。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一个人若是不能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经历和感觉，又怎么可能相信和尊重别人的经历和感觉呢？（所以我才在上一封信里写道：自称受害者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强大的证明。）

话虽如此，我并没有要为自己开脱的意思。我之所以敢这么说，正是因为你说的每一点我都深有体会。我也走过了充满羞耻和失败的人生。我永远无法抬头挺胸地说，我对自己过往的人生无怨无悔。

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剧照。

今天的年轻女孩不再把男人针对她们的不当行为看作“无所谓”“可以应付过去”的小事。她们开始说“我不喜欢这样”“我忍不了”。而我和你一样，觉得她们无比耀眼。而且我也感到是自己的行动鼓舞了她们说出这些话。她们拥有了对不理想的性关系说“不”的力量，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她们能否建立起理想的性关系呢？

性爱固然麻烦，却也精彩。下一次的主题就是性爱呢。期待你的来信。

2020年6月19日

上野千鹤子

原文作者/[日] 上野千鹤子 [日] 铃木凉子

摘编/青青子

编辑/走走 青青子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