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95年的无害萨斯开始作出决定,觉得他已经“放飞自我”了。
他看起来不像传统的“985”大学毕业生。留着长长的卷发,穿着拖鞋和二手衣服,眼镜和袜子也是从别处收到的。另外,他每周都去旧货市场跑,有时关门,甚至去垃圾桶碰碰运气。只是为了找到有意义的旧东西。
他有自己的一套过滤标准。装载的信息量越大越好。例如,有时代气息的东西、有文字的信和招牌、有图画的旧照片等。不需要简单的纸壳,纸壳。
最近无害字体因与众不同的职业选择而备受关注。很多人羡慕他有摆脱“996”的自由,也有人认为名校毕业应该做更有价值的事。
无害萨斯说,父母简陋是有点不可接受的事情。“他们认为,你不是因为发明了什么专利和发表了论文,而是因为破旧而受到关注。”说。“但是他认为收破烂是他想继续做的事,不管别人怎么看,他都不在乎。
大学时期,他开始执着于“一切旧东西”,整天泡在“天光市长/市场”(广州民间集市)里,最后归还了学校附近村庄的旧建筑,作为放东西的仓库。毕业7年来,他仓库里的古物已有数十万件,有些被用作展览、租赁或道具,大部分仍在静静地等待挖掘。
他收到了从小时候到成年人的所有信件、一个男人整理的去世父亲的数百件手表遗物、下南阳的旧华侨的家具和胶卷放大机,以及村里开了40多年的茶馆倒塌后留下的招牌。……。
对于无害字体来说,所有物品都包含着过去的回忆,同时也有新的意义。也就是说,被丢弃的东西也能焕发生机,像循环农业一样,以不同的方式生存。
以下是他的口述。
寻找“天光堆”
2015年,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学习法律,为了省钱经常买二手货。当时我觉得五美元可以买一套衣服,为什么还要花500元买它?几乎从那时起我就不买新衣服了。这种状态维持了7年。恐怕很难想象我连眼镜和袜子都是二手的。
大四的时候,我去美国游手好闲地逛了一个月,每次路上需要买补给品,就去跳蚤市场买了50美分的广告衬衫和吃的,两个月花了1万人民币。
回到广州后,我开始寻找类似的集市“天空市场”。天光废墟是当地人对二手市场的称呼,通常在晚上开摊位,直到天亮才散开。
在美国或其他二手市场(二手市场)发达的国家,Google搜索一下就能看到很多二手市场的相关消息,但在国内,手机上能找到天光遗址的最近新闻已经是2007年了。就像被网络抛弃一样,信息分散,参差不齐,看起来很不方便。
我把散布在网络上的信息放在一起,经过两周、几次夜宵,整理和访问了广州可能存在的旧货市场,后来整理了12个存在的地方。其中一些地方,如海州桥的天光遗址,也成为了我的定期收纳员。(那是什么?)——————————————————————————————————
期间整理了一份探访指南,发到网上,发现很多人对天光遗址感兴趣,直到半夜才开门,所以不能一个人去,所以想让我带着。应一个旅行栏的邀请,我开始带一些人参观天光废墟。一开始人很多,一次可以带30个人。我们看起来像旅行团,看起来像小旗,后来很难管理,所以每次都将人数限制在4-5人。
天光遗迹也被称为“鬼城”,是城市最底层和最野生的市场,卖的东西很多,很杂,可能是摆在路边卖的,可能是卖家无家可归或收废品或清洁工,但同时他们与城市建立了无形的默契,晚上时间是自由市场,白天过了一会儿城关才能把人赶走。
内容物的价格当然也不贵,成交价从1元到10元不等。在这里可以找到2件衣服和20个胶卷相机。电和磁盘邮票、硬币、各种有趣的东西。路灯熄灭后,人们拿着手电筒或手机惊慌失措,怕错过好东西,所以照亮了。
去天光废墟的前一天,我会先睡觉,第二天凌晨4、5点出发,沿着天光遗址的摊位逛到8点结束。这段时间里,我疯狂地买了收集废品的人手中的旧椅子、废报纸、旧照片,回到宿舍,铺在地板上欣赏。
最疯狂的时候,一周七天,我每天半夜泡在“鬼城”,回不了学校在麦当劳过夜,记得人民北路天光遗址附近有麦当劳,我和流浪汉坐在一起睡觉,但一想到能受一阵子的破茧,我就会很兴奋。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四个室友的衣柜都被我填满了,不得不把所有东西都包起来放在宿舍楼的夹角里,但是宿管老师也有意见。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我的家人)后来我决定把东西搬到7公里外的一个小镇。
毕业前夕,我在离大学城不远的小山村租了第一个仓库。那是以前留下的青砖老房子。约300平方米,租金不高,但苏州村附近没有地铁站。青石路也窄,汽车也进不去。运送东西只能依靠摩托车、三轮车和人力。
老馆二楼屋顶摇椅,伸手去摘龙眼,眼睛是瓷砖顶.这种生活也很惬意。除了照顾陈旧的物管外,我每周都去天光废墟风雨无阻。
但是我发现,收集二手物品不仅是“收集”,而且是“养育”的重点。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旧物进行分类、整理和保护,但赶不上我每周在天光遗址收集旧物的速度。
为了货物运输的方便,后来我又在番禺区租了一个仓库,很快就堆满了旧东西,很多东西还没有分类。
通往记忆的旧东西
我一直认为旧货选择跟着我是缘分。我会尽可能保护好他们,如果做得不好,我会内疚的。旧东西的背后有历史和记忆,得到的越多,责任就越大。
有一次,我在天光虚像上翻了一包旧信,里面有一个叫“敏”的女人从8岁到成年的所有信,有些已经被雨淋湿了,有些染黄了,但大部分都完好无损。
能通过文字辨认出,这位女士是1986级中大外语系毕业生,后来在白天鹅宾馆工作。我把这包信件收回来后,在社交平台进行了发布。
巧合的是,这个信件的主人公通过她的同事看到了我发布的内容,找到了我。她告诉我,她亲戚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不小心把信当废品卖掉了,问我能不能再买回。
我等她来店里后,把这些信件无偿送回给她了。她记得很清楚:“这个信是小学最好的朋友写给我的,这个信件是我父亲写给我的......”她找回了很多回忆。
不过,能找到原主的旧物是少数,99%的人都是因为不想要这些东西了,认为它们是废品才扔或者卖掉的,不会再寻回。
人离开后,子女就会把他们的遗物卖废品,这些回忆以另一种方式在天光墟流通,也会有人找我上门收遗物,我不觉得有什么恐惧的,它们都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曾经收到过一个人一辈子收集的手表。他走后,他的孩子就把这些全都卖给了我。手表有七十年代老上海、春蕾等各种各样的品牌,表盘背面写着上海、广州和沈阳等城市的名字,大概有两三百块,我觉得很有纪念价值,专门坐高铁跑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收的。
通过朋友介绍,我还上门处理过一位印尼老华侨的生前旧物,他以前是个机械爱好者,会自己冲扫胶片、修自行车、做木工等等,我们发现了一台海鸥牌放大机、一堆自行车链条和工具,还有五六台大头电脑,说实话,人一辈子的物件都在这里了。
还有次,小洲村一家经营四十多年早茶的“金瀛酒楼”拆了,要搬到一个新的场地。楼一边拆,我一边“抢救”,我花了几十块买下了它的一个牌匾,带了回去。最近,我也收了一个民兵部的一块牌匾,遇到这种牌匾我都会买,牌子类的东西会有一定的信息展示,它能更加独立地呈现一个故事。笔记本、信件、照片也是如此,是通往记忆的载体,我称之为“薛定谔的旧物”。
人们遗弃的,我会替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收藏起来,这也是我店铺名字“永续”的来源。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它来源自一种农业方式,讲的就是通过再生、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环境,旧物本身也可以作为循环存在。
很多物品在古玩市场上也是有价值的,只是我出于个人原因不想卖。
另一种生活方式
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迷恋做这件事,我想,没有很复杂的原因,可能就是冥冥之中被它选择了吧:只要它是旧物,就很吸引我。当然,收旧物的过程也是有趣的,每天面对的人和物都是新的。
小时候,我父母工作变动多,经常换城市,导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挺颠沛的,再加上那时候家里穷,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二手的。
当时,咸鱼还没有出现,家里的电脑、电视都是从58同城网、高校BBS论坛这些平台买的二手,甚至我初中用的诺亚舟词典也是这样来的,包括我从小到大用的手机也都是二手的。
我记得,我家电磁炉也是二手,买来还是坏的,到后面一直打不开,就得先用打火机点一下,才能打着。
父母只是为了省钱买二手,大概没想过我会真的成为一个“收破烂”的。
如果父母也是收破烂的,估计我做这个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但他们辛辛苦苦把我培养这么大,还有一定的学历,学的还是听起来挺高端的法律专业,结果我却从事看起来完全和高端相悖的工作,自然会有些无法接受。
后来,我做的这些事情逐渐成型了,也被一些媒体报道,他们也并不会因此有特别大的态度转变。
他们觉得,你被报道是因为捡破烂,而不是因为发表了什么论文、发明了什么专利,你不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好的事情而被关注的,而是因为破烂被关注。这就像是,“你是一个在街上裸奔的人,然后被报道了。”
但我的感受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每天都很新鲜,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种喜欢可以盖过周边的眼光和传统的社会评价。
我想起,有次我翻垃圾时,我女朋友说,“你在翻垃圾时,其实很多人在看你,你知道他们在看吗?”
我就很懵地回她,“我不知道有人在看啊。”
我在做这个事情时确实是看不见别人的眼光的,同理,对于社会上的评价也是如此。我喜欢上这个事情之后,就已经放飞自我了。
另一方面,我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类型,这也让我在毕业前夕,摆脱了择业方面的困惑,因为我就想做这件事,它太好玩了。我也没有上过一天班,所以体会不到“996”“内卷”这些焦虑。
可以说,我和正常年轻人属于两个世界。
但在利用旧物方面,我想的还挺多的。除了展出、租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偶尔也会为商家做布置、陈列,还为剧组收集过道具,我觉得旧物能延展的范围很广阔。不过,要想它完全商业化仍不太可能,做这行的人都比较有个性,它不是一个普适性的工作。
目前,我和女友一起打理这些旧物,资金暂时还支撑不起请人。有人问过我,“做这个赚钱不?”我的回答是,“刚好能养活自己。”而且这个前提是,我还挺幸运的,做这个是需要一些运气和缘分的。
疫情前,我也会在全国各地甚至去其他国家的二手市场收旧物,最近出去的没那么频繁了。
但我想,我会一直做收破烂这件事,也不会把自己限制在同一个地方。
在很多个城市生活过后,我发现城市也只是一开始看是不一样的,后来会发现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是人,人的需求都是差不多的,在山西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基本法则,在广州、北京或者山东都可以行得通。我也学习了西班牙语、法语日语和德语等五六种语言,我把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
澎湃新闻记者 朱轩
来源: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