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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贺卡，1914年。
从那时起，培育的康乃馨有几千种，我主要想讨论其中“四季开花的”这个品种。它是康乃馨和粉红色的中国石竹（D. chinensis）的杂交品种，由美国的苗圃工人培育。这个品种的培育促进了19世纪末大规模商业花卉园艺的发展。康乃馨原本在仲夏季节开放，其俗名“七月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康乃馨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如何成为大规模种植、全年供应的花朵，从而在“五一”劳动节、母亲节，甚至2月剧院的夜晚均可现身。
恋爱絮语：
以玫瑰喻爱情过时了吗？
大约十年前，杂志上的文章就开始提醒网络上不谙世事的人：“必须送花”这样的请求说的不是花而是现金；“必须带玫瑰花”不是居心叵测的媒体提出的严苛要求，而是避开征婚交友网站禁止商业行为法令的一种方式。一旦澄清了送花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教那些倒霉的好色之徒如何送花。在情人节给女朋友送玫瑰花几乎是必须的（美国2018年的情人节就售出两亿朵玫瑰），慷慨大方的人还要加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每一瓶30毫升的香水与一打百叶蔷薇（Rosa centifolia）相配。
然而，倘若是（不付费的）首次约会，送玫瑰或香水作为礼物绝对不是好主意。礼仪专家说，玫瑰已经“过时”，而且传递的信息明显是“请喜欢我”，暗示携带玫瑰的人“缺乏自信、苦于恳求”。更糟糕的是，玫瑰让人产生“不现实的”预期，送一次玫瑰给人的印象是“你是有超人风格的‘完美男子’”，但愿不会这样！
在恋人的交流中，玫瑰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玫瑰有特别的生理特征（颜色、质地和形状），似乎能激起人的性欲。单瓣花（有五个花瓣）的种类就有此类特征，但是，毫无疑问，玫瑰花经过几千年的培育，产生了复杂的“双瓣”花，使花朵与女人的嘴唇、面颊、外阴愈加相像。因此，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说，“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自然中的玫瑰，还是文化层面的玫瑰，玫瑰（自然）一直接受人工培育（文化），玫瑰的花朵（自然）被男人想象（文化）成女人的性器官（自然）”，当我们说起这些时，无法肯定我们说的是自然还是文化。
玫瑰的象征意义有时也让人厌倦。
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922 年写道：“玫瑰已经过时了。”他说，长久以来，“玫瑰背负爱的重担”，但是，现在，“爱就是玫瑰的终结”。我们应当抛弃所有老掉牙的词汇和观点，好好观赏这朵花本身。
真正刺激现代情感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多愁善感的传统。19世纪是伟大的花朵时代：有花展和园艺协会，有鲜花和干花，有花束，还有别在纽孔上的花，服装、窗帘、壁纸、碗盘上的印花，女孩的名字有黛西（Daisy，雏菊）、莉莉（Lily，百合）、艾丽斯（Iris，鸢尾）、维奥莉特（Violet，紫罗兰），还有罗丝（Rose，玫瑰）。
19世纪是玫瑰花的诗歌时代，诗中的“男人”等待面颊如玫瑰、嘴唇如玫瑰的“女士”“答应”男士的“请求”；描写花朵的词汇冗长，红玫瑰、深红玫瑰、有叶的和无叶的玫瑰花蕾，绽放一个花蕾的和绽放两个花蕾的玫瑰、昂扬向上生长的或俯身向下低眉顺眼的，千姿百态，其微妙差别均得以呈现。一切都要烟消云散。满载沉重象征意义的玫瑰花如同印度的印花棉布、家具上的装饰小垫、椅背罩布、会客室里沾满尘土的蕨类植物，现在就是一种尴尬，一个累赘。
20世纪90年代，马塞尔·科文巴赫和吉多·迈耶为德国的“请参与”运动涉及的海报，一朵红色安全套取代了玫瑰花朵，呼吁人们使用安全套，防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弗吉尼亚·伍尔夫坚定地表明，她要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一刀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她认可玫瑰花“自给自足”的本色。她回忆道，玫瑰花长久以来“象征激情、装点节日、摆在死者的枕头上（仿佛它们懂得悲伤）”，这简直太诡谲了。伍尔夫许下誓言，要真正地“研究玫瑰花”，观察“它在世间的一个下午如何静谧、安稳、悄然生长”。然而，象征主义很快逡巡而归，它不再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而是现代风格，但它依然是象征主义。伍尔夫的玫瑰不只是静谧地自处，它更像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真正的成员那样，“以完美的尊严、泰然自若的仪态”高高地立着，毫无瑕疵。
伍尔夫将两种玫瑰的差异（性情不同而不是阶层有差异） 投射到她笔下的两个著名的人物身上——达洛维先生（理查德） 和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他无法开口说爱她，无法用许多语言表达自己的爱”，因此理查德从花卉商那里购买“一大束”红白相间的玫瑰（杂交茶香月季）送给克拉丽莎。他成功表达了自己的爱，但是他选择的花朵、送花的方式说明他是一个墨守成规、沉闷的男人。若将他“送花的方式”与克拉丽莎的初恋萨莉·西顿的送花方式进行比较，他的无聊与沉闷则更突出。萨莉不会购买浪漫的信物，她只是披着月光在围墙内的乡间花园里闲逛，以欢快、“放纵”的心情采摘古典玫瑰。当“萨莉停下脚步、采摘一朵花放在唇边亲吻时”，克拉丽莎感到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瞬间”。
现代生活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生活的过分文明带来的不适，至少D.H. 劳伦斯是这样判断的。劳伦斯认为，现代生活的问题就是如何不再是神经过敏的玫瑰，不再是“无法绽放、一直紧张不安的玫瑰”，而是回归花园、享受原始本能的狂喜。这就意味着要像格特鲁德·斯泰因那样，认可一朵玫瑰可以“爱抚”另外一朵—“一朵冰凉的红玫瑰和一朵粉玫瑰，爱抚与交融，瘫软，化为圆满的整体，不再灼热”。还有另一种情形：正如明显雌雄同体的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玫瑰花魂》中所表演的那样，一朵玫瑰甚至会自我爱抚。
灿烂或是忧郁：
向日葵总是象征希望吗？
向日葵花有时看起来太灿烂，太单纯，扑面而来，显得有些单调。
迈克尔·波伦审视自己“有益于健康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向日葵花很美，但是需要“一丝忧郁”来中和这种单纯的灿烂之美。于是，他在向日葵的旁边种下些许有毒的蓖麻，这种植物长着深绿的叶子，开穗状花。他看到了自己期待的效果：“灿烂得令人心碎的”植物和它的“有些邪恶的孪生兄弟”，这象征着善恶共居一体。
然而，向日葵花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同伴来添加忧郁的氛围：向日葵花本身就存在于忧郁的阴影里。我们上网搜索花朵图片就会发现，有绿叶陪衬的金黄色花朵几乎总是和衰败的花梗、干枯的种子穗这些阴沉的黑白图片相互搭配。这些黑白图片之所以受欢迎，大多是因为向日葵这种植物引人注目的外形—园艺师说它“具有建筑特征”。向日葵颜色可爱，令人忘却忧愁，此外，它的结构也引人瞩目。然而，其结构令人着迷之处远不止于它的外形。向日葵花如同历史古迹的废墟，以洪亮的声音述说逝去的故事，包括太阳死亡的故事。
《向日葵花》，文森特·梵高，1887年。这是高更收藏的两幅梵高的油画中的一幅，他后来售出这幅画，资助自己到南太平洋的旅行。
在文森特·梵高看来，向日葵花不仅是黄色，它代表黄色，呈现光、温暖、幸福的颜色。梵高在巴黎完成的首批油画中“只有大朵的向日葵花”，但是，他搬家到南部时，他的生命才短暂地变得阳光灿烂。梵高在阿尔勒市（Arles）租了一座黄色的房子，计划建一个工作室，在里面挂满向日葵的油画。“在这样的装饰里，原始的或深浅不一的铬黄色闪耀在从孔雀绿到宝蓝、各种以蓝色为基调的背景里，整幅油画嵌在铅橙色的细木条框里。”他希望，实现的效果将颇似“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同时他还希望，这些油画将掀起一个新的艺术运动，即“南方画室”掀起的后印象主义运动。
梵高发疯似的想让保罗·高更与他一起为后印象主义运动而努力，高更最终来到阿尔勒。高更创作了一幅油画，画中他的知己梵高正在画向日葵花。当时是12 月，作画时眼前没有向日葵花。高更认可一个事实：梵高已经成为一个“画向日葵花的画家”，他已经找到自己的主题、风格和品牌。
高更热情洋溢地赞扬梵高的油画，认为这是“一系列的阳光效果，且超越了艳阳下的阳光效果”，然而高更私下仿佛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黄色。他的写生簿里，在为梵高画像做准备时曾在所记笔记的旁边写下“罪”（crime）与“罚”（châtiment）两个单词。这明显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这本小说里，黄色明确象征精神疾病。梵高当时的健康处于脆弱的状态，高更也记录了一些事件，表明他的朋友情绪不稳定，有时会发狂。两人的关系很快决裂，高更返回巴黎。几个月后，梵高住进精神病院。梵高在1890 年自杀，他的朋友们、追随者们用绘有枯萎向日葵花的油画来纪念他，这些画中的向日葵花均已枯槁，原本生机勃勃的黄色已荡然无存。
罗兰·霍尔斯特所做的平版印刷画，是《文森特·梵高遗作展》的目录封面。为纪念梵高，这些遗作在1892年即梵高去世两年后出版。
罗兰·霍尔斯特的向日葵花是死的，无色的，它和梵高油画中色彩明亮的黄色花朵是孪生的。当然，一种植物有时候也是自己的衬托，述说自己曾经拥有却已逝去的荣耀。1955 年，在伯克利的一个铁路调车场，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看见一堆锯末上有一朵沾染灰尘的向日葵花。在金斯堡眼里，它的舌状花就是“破旧不堪的皇冠”。这朵向日葵的种子几乎全部脱落，仿佛一个人的面孔，长着“几乎无牙的一张嘴”，“耳朵”里甚至还藏着一只死苍蝇。这个“破旧不堪的老东西”“像人一样大”，金斯堡说它就像一个人，一个美国人，机器时代的一个居民。“什么时候你忘了自己是一朵花？”
在金斯堡和梵高看来，向日葵花在最灿烂的时候不只是代表瞬间的快乐，它衰败后所结的果实蕴藏着种子，它带来对光明未来的期许。这一想法，再加上孩童在学习绘画时所画的花朵大多是向日葵花的样子，这就成就了向日葵花成为颇受欢迎的象征符号，它标志着童年时代和希望。20 世纪末许多政治海报都把向日葵花和童稚的平面造型风格结合起来，让人们关注孩童的福利，绿党以及全世界的反战运动也把向日葵花当作徽标。
原文作者/【英】卡西亚·波比
摘编/申璐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