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收尾，显然意味深长地隐含着某种悲情意味，暗示并未达到警醒楚王的效果。“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九辩》》司马迁批评“（宋玉等）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实宋玉并非自甘以文娱人。“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李白《感遇四首》）他有自己的坚持和作为，其方式是“谲谏”，《大言赋》即如此。谢榛说二赋“皆有托寓”，应是有所感悟吧。

还需指出，从物理意义的大小抽象出来以后，大言小言已经被赋予价值意义。《庄子·齐物论》云“大言炎炎”，成玄英疏谓“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礼记·表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孔颖达疏谓“大言，谓立大事之言。”《大言赋》表面上夸饰勇武巨人，但所述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时政战争大事（《左传.成公十七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说，屈原的《国殇》是实写楚国战事的危急，那么，《大言赋》就是以“大言”的高声呼唤重磅发声（此“大言”古义，《尚书·盘庚》：“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借助虚幻的夸饰想象（此“大言”义二）表达对挽救战事国事（此“大言”义三）危局的期待。宋玉以“大言”名篇，实在有一石三鸟之妙。

也许这才是曹雪芹所认识的《大言赋》的独特价值，也是贾宝玉作诔时将其列为“远师楚人”之首的真正原因。虽然赋体短小，而曹雪芹自创之诔体繁复宏伟，似乎难言取法。但曹雪芹的学习和创造精神正是在此种师法中独放异彩。这就是既取《大言》赋体之长，又取“大言”语词之义；既有所参照，更重在“另出己见，自放手眼”。甚至不妨说，曹雪芹是想把《芙蓉诔》作为他亲自定稿的前八十回的“大言”即最强音之作。

从语义说，他要使《芙蓉诔》成为体现小说主旨的“大言”。“使闺阁昭传”是写作《红楼梦》的本意，《金陵十二钗》是他给小说的命名。而晴雯是“十二钗”簿册展示的第一人，也是大观园清净女儿夭亡的第一人，《芙蓉诔》是作品中最长最优秀的歌赋宏文，第77回以《俏丫鬟抱屈夭风流》叙宝晴诀别，以同回“美优伶”悲剧映衬，第78回以《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标目，又以同回《姽婳词》映衬，匠心运作，突出了诔文的“大言”即最强音地位。

从内容说，他取法《大言赋》以大事立言之庄严沉重。《大言赋》以关系国之存亡的战事为大事，而《芙蓉诔》以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存亡和未来理想的女性命运和美的命运为大事，而又以巧妙用典（如“闺帏恨比长沙”“巾帼惨于羽野”）关合时政批判，内容极其深刻丰富。

从审美说，他取法《大言赋》以夸饰创造崇高形象之优长。芙蓉仙子是女性形象，楚辞本长于描写女性美，除《离骚》外，还有屈原《湘君》《湘夫人》《山鬼》，宋玉《神女》诸赋，而曹公一字未提，却突出写男性的《大言》，是因为他要创造的女性美是崇高而非传统的优美柔美。虽然宋玉要创造肉身男性勇武巨人形象，而曹雪芹要创造的是至情至洁、由凡而仙、亦实亦虚的精神圣女形象。二者并不相关，但其审美特质却又相类相通。同样以“天”为参照，巨人之身躯勇力，是“据地天，迫不得仰”；晴雯之风骨人格，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创造女性独立人格的崇高美，是《芙蓉诔》的重要美学创新。自上古女娲神话以后，崇高美已成为男性专属话语，《芙蓉诔》实现了女性崇高美的突破，这一突破是通过对《大言赋》的师法和逆袭完成的。

由是观之，宋玉《大言赋》“以文为戏”为其表，“以言志痛”为其里，真正做到了“辞达而意尽”，符合曹雪芹的审美创新要求，列为“远师楚人”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刘上生）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