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次，鸿雁在新华书店的一堆书里，看到了白色封面的《渡过1》，作者张进是一位亲历的病人，真实地描述了抑郁的感受，给鸿雁带来直观的体验。随着书页翻动，许多困扰她的问题再次被掀起，「那个时刻，他（爱人）能够放下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一趟旅程，她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想去找张进问个明白。

鸿雁记得，那一天，张进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衣，坐在小小的桌子边上，浑身散发出一种生命的活力，看起来很有风采。讲座开始后，他分享了自己患病的经历，对抑郁症的认知，让在场的很多人获得了同感。中途休息时，一帮人开始围着张进，提出各自的问题。鸿雁没有插上话。直到所有人散场，她才拦住张进，说了爱人的病症。张进开口问道：「你爱人来了吗？」

鸿雁眼圈一红，眼泪就要掉下来。「他不在了。」

张进用手拍了拍她的后背，「你要保重好自己。」

这种简洁而又极富共情力的善意是很多人对张进最强烈的印象。罗丹妮是一家知名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她曾在最困惑的时候得到张进的帮助。大约在2014年，她的母亲患了抑郁症，突然坐立不安、整夜失眠，「像是变了一个人。」母亲生活在一座四线城市，去综合类医院、中医院检查，医生以为是更年期的表现，汤药、针灸试了个遍，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后来，她带母亲去大一级的城市，找医生开药，前后折腾了一年，母亲依然昏昏沉沉、无法自理。她在网上大量检索资料，几乎找不到可参考的内容，也很难搞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直到看到张进的文章，罗丹妮才第一次系统地了解抑郁症——这就给母亲的病定了一个名，而且可以吃药治疗。她通过博客联系到张进，想约他见一面，张进很快同意了。在财新办公楼附近，罗丹妮看到他推着自行车过来，给人感觉「很亲和」、「没有一点架子」。见面后，他很熟络地聊起自己怎么吃药，药量多少，有什么不良反应，「就是很诚实的分享，（让）你觉得特别可信」。那时，罗丹妮正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里，而张进显得冷静又理性，让人感到可靠。

张进身上有一种专业媒体人的求真精神。2015年，他创办了「渡过」公众号，想把它做成一个抑郁症科普平台。那时，他们没有任何压力，就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更新公众号，内容主要来自张进一个人的写作。后来，逐渐有一些读者开始投稿，讲述自己或家人患病的体验，公众号开始广泛征集患者故事。患者、家属和精神科医生开始在评论里大量留言。一群原本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的人开始看见彼此，读者群建立了，之后迅速扩张。

张进存在于每一个群里。他会回答各种问题。当群里出现谩骂、挤对，并且无法平复之时，他会耐心地出面调解，尽量把每一句话讲在道理上，以免伤害任何一方。他也会把认识的医生加到群里来，让大家一起讨论抑郁症，讨论个体不同的感受。

随着加入的患者越来越多，「渡过」渐渐从一个科普平台，变成了一个患者社群。在这个社群里，张进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成了每一个人的精神支柱。鸿雁说，加入「渡过」，他们像是找到了一个集体，感到集体的温暖。在这里，张进贴近每一个人，对于任何人发出的微信申请，都不会拒绝。

鸿雁做了两个类比：比如咨询师，不在规定时间内，是找不到的；再比如精神科医生，挂上他的号之前，也是找不到的。唯有张进是那个随叫随到的人，「他就像身边的一个兄长，或者一个父亲」，只要有烦恼，给他留言，他会回复每一个人。

是张进把大家聚拢起来。社群曾经举办线下活动，早晨起来，大家在大厅里朗诵诗歌，张进在一旁摄影记录。鸿雁当时选择了海子的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读到里面有一句，「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她突然感受到，也许张进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希望他们幸福。

得知张进去世消息的那天，鸿雁又想到那个场景，她哽咽了，「将来我可能未必有那样的幸福，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在一起那一刻就是幸福的。」

张进喜欢骑一辆自行车拍照 图源受访者

3

从「渡过」一名工作人员那儿得知张进去世的消息时，安定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姜涛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是很惊讶，另一个也觉得，太可惜了。」

2012年，张进患抑郁症时，姜涛是他的主治医生。记忆中的第一次见面，张进由两名同事搀着走进治疗室，不愿意睁眼，不愿意说话，整个人显得有气无力，表情痛苦。张进说，当时自己的脑子像上了紧箍咒，根本转不动。而记者写东西要靠脑子，他无法继续工作，因此非常痛苦，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废人。

姜涛作出诊断后，给张进开了药。药物的副作用很大，一些患者不耐受，经常私下停药，或者看过一次不再复诊。张进不同，吃药再难受，他能一直坚持，等待好转的时机。姜涛说，那是因为张进觉得自己不能垮，还想继续工作。一直挨到第17天，药效终于显现，张进明显感到头脑清醒，可以集中注意力看电脑、接电话、回信息。在街上看到过去喜欢吃的东西，也有了想吃的愿望。

那时，关于抑郁症的信息还处于一段极不透明的时期，多数人对此的认知十分肤浅。姜涛常见这几类情形：有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生了精神疾病；有人知道不对劲，也不主动就医，以为忍几个月就能好；有人得不到家属的理解，把抑郁症当成是一种矫情的病。精神科医生也很少去做抑郁症的普及和传播。姜涛用一份精神疾病的数据来说明，中国那时的抑郁症病人约3000万，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缺口达40万。病人太多，医生太少，他的门诊数量每天能达到80个，分配给一个病人的时间，大约是5到10分钟。

在罗丹妮的认知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大众根本不关注精神科医生，也不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包括她自己，第一次带母亲看病之前，她对精神病院的想象是，「有很多恐怖、精神异常的人」。「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北京，做跟内容出版有关的（工作），身边是一个并不缺乏知识的群体，可是我对抑郁症、精神医院的了解都如此少。」后来去医院，她发现诊室门口的氛围极为紧张，「大家都深深埋着头，不直视对方，来去匆忙，恨不得不被任何人发现。」

那次见面后，罗丹妮跟张进讨论，大众对于抑郁症的认知匮乏，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相关议题的写作上。张进决定把他写的文章整理出来，编辑出书。后来，在公司的一次选题会上，罗丹妮提出了这个选题，却被领导当即否定，他们甚至没发生激烈的争辩，就把选题略过了。「当时一个主导的意见就是，抑郁症并不普遍，不会有多少人去买关于抑郁症的书，它没有足够的市场。」

张进得到选题没过的消息后，并不感到沮丧，继续找别的朋友推进出版计划。他经常拿一个笔记本，坐在姜涛旁边的小凳上，一边听诊，一边记笔记。《渡过1：抑郁症治愈笔记》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诞生的，这本书后来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一线医生的认知、经验和判断，终于进入了公众视野。

近几年，国内对抑郁症的认知逐渐提高，姜涛认为张进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说，《渡过1》出版之后，愿意主动就医，包括咨询好大夫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多了。张进组织过多次交流会，也曾邀请姜涛到场帮忙做讲座。这些普及工作让更多人认识了抑郁症，并能消除病耻感，主动去看病，「这件事就做得太及时，也特别好。」

在精神疾病还显得晦暗不明的年代，张进恰逢其时，凭借他对时代的敏感，对他人的关怀，成为连通病患、医生与大众之间的桥梁。看完《渡过1》，罗丹妮觉得，张进是一个不会「自怜」、「自伤」的抑郁病人，能把自己抽离出来，客观地讲述疾病带来的恐惧、羞耻，并坦诚地说出自己有过自杀倾向。同时，他身上还有一种科学家的调查精神，做了大量采访，去了解抑郁症，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体现了传媒记者职业精神的作品」。

在罗丹妮看来，这本书能写得如此坦诚，在于张进是一个纯粹、有勇气的人。她说，许多记者会在公共媒体上做一些公开表达，但行动上是懒惰的，面对自我是怯懦的，能把自己真实地袒露出来，以此去帮助别人，跟人建立真实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张进而言，行动总是第一位的。2012年他患抑郁症后，有很长时间情绪低落，当情绪刚有了一点好转，他立马就去爬红螺寺，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后来，他发现太多人不了解抑郁症，也是立马付诸行动，采访医生和患者，编辑出书，办讲座做普及。

行动是张进给自己开的一道药方，只有做具体的事，才能产生实际的价值，获得自我认同。

今年4月8日，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还如约给一对母女做咨询，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生了病。在等待复诊的三天里，他感到痛苦，怎么办呢？行动。他立马就出门去，去走路，去菜市场买菜，自己做一日三餐。他还进行了大扫除，把家里的被子都洗了一遍。

朋友们都说，张进喜欢走路，日常10公里以内的距离，他都会走着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在海边的照片，照片里，金黄色的沙地在脚下流动，身后是一片蔚蓝色的海洋。阳光洒下来，打在他的笑容上，他正摆动着手臂，在沙子上尽情地奔跑。

张进在沙滩上奔跑 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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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洁琪是张进在媒体时期的老同事。她记得有一年冬天，大雪天，去宁夏采访，车在盘山公路上蹒跚而行，一边是高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司机一路开得特别豪放，方向盘一拐，就像要把她抛到悬崖下面去。她害怕得给张进发消息。张进回复她说，「当你不可以控制的时候，就把自己交出去。」

「交出去，把自己交给谁啊？」在很长时间里，罗洁琪都不同意这个说法。她觉得要把自己紧紧地抓住，生活才不会出任何差错，自己才不会像一条小鱼一样，滑往未知的方向。

但张进是一个敢于把自己交出去的人。罗洁琪说，她总感觉在张进的潜意识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高于现实的东西，在引领着他，让他能把自己交出去，去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

2017年3月，张进决定离开媒体，「渡过」成了他全职的事业。他发现，精神疾病太过于复杂，患者想要康复，依靠单一的医疗和心理咨询是不够的。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实际上，抑郁症的治疗从来不存在一个标准。即使在今天，人们已经基本消除了对抑郁症的病耻感，但对它的认知依然有限。

第二年，「渡过」开始从一个互助社群，走入下一个探索阶段——寻找治疗抑郁症的解决方案。对张进而言，这是一个被推着走的过程，「渡过」群成员增加，很快，一个特殊的群体凸显出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长，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孩子做点什么。「亲子营」由此产生。

邹峰是最早和张进一起办「亲子营」的「渡过」成员。他说，「亲子营」确实提供了一个相对纯粹的时间和空间，孩子和家长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在里面尽情地唱歌、跑步、爬山、交谈。

每一次，亲子营到了结束之际，就有很多孩子显得依依不舍，以及对回归现实产生恐惧。面对这种场面，张进就想要拥有一个永久的空间，他由此萌生出另一个更具乌托邦色彩的想法：建立一个集学习、疗愈、成长为一体的康复基地。他在公众号里写下对基地的设想：

「基地可能设在农村或城郊。盖几间房，开几块地，建几个工场。在这里，可以治疗，可以学习，可以种地，可以做工……这本身就是鲜活的生活，是实实在在地创造财富，并在此过程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生命状态，让患者最终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中途岛』。」

再一次，张进把自己交给了更高的目标，那段时间，他用一种将梦想化为现实的眼光打量经过的每一块地：在深入太湖的一个半岛上举办活动，沿途看到好风景，就对邹峰说，「这片租下来就好了」；等到下一次，经过另一个地方，他又忍不住想象，「这个地方租下来就好了」。一直到2020年3月，在杭州富春山脚下，他寻找到一座荒废的乡村小学。

邹峰还记得看到这个破落小学的瞬间张进的那种兴奋。他在不同场合下都会谈起，自己对基地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2021年9月，基地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他曾写下对基地的几点设想：不限时让孩子好起来，提供安全感，建立生活秩序，让孩子成为人格主体，可以有冲突……

他还想，再工作十五年就可以退休，到时候和朋友一起去基地生活，在山里种上新鲜的蔬菜，养许多土鸡，把那里当成他们的养老之地。在这里，他想要做一次完整的社会实验，打造一个更自主、公平、合理的小社会。这是他对美好的终极想象。

张进去世后，罗洁琪在家里摆了他的照片，旁边放着一束鲜花。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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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夏天，基地开始动工。还没有建成，张进便感觉到问题变得棘手：要做建筑设计、办理各种手续、处理乡村关系。就连天气也造成了麻烦，雨季到来，一条小溪山洪爆发，从基地穿过，冲毁了部分设施，不得不重新修复。

最终，基地一共投入一千四百万，远远超出早期预算。过程中，张进一直担心进行了一半的工程会不会烂尾，在他的坚持之下，基地两次追加了投资，基础设施才最终完成。今年四月，基地迎来了第一批成员，但只办了一期活动，之后因为疫情等问题，停摆了。

10月19日，张进给邹峰发去一段信息，「我对杭州基地，只希望它能存活、运行，作为一个象征。如果它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则意味着我多年乌托邦梦想的幻灭。」

如今，回头再看基地这个项目，一位「渡过」的工作人员认为，张进「确实是一股脑的热情，一股脑的情怀」。「渡过」成立后很长时间，维持着不到10人的小规模，更多人是志愿者，凭借热情参与进来。张进本人，重行动却不善计算，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张进对数字很不敏感。有时，他对他人的体恤，也会让他在做决定时，不够果决。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长期处在一个被仰视的位置，张进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变得冒进。直到基地遇到现实的问题，他才觉察到自己确实「膨胀了」，在一次交流中，他承认，基地是一个超前的产物。

张进的最后半年，又一次跟痛苦缠斗。他的PETCT结果出来，进一步确定是肺癌，尚未骨转移。抗癌药物的副作用极大地折磨着他。他持续口腔溃疡，咽口水都是疼的，更多的反应开始出现，身上起了红疹，手掌、脚掌开裂，最后半边脸都过敏，肿得脱了相。

走路也变成一件费劲的事。云丽曾陪张进散过几次步。有一次，他们去了昌平区的清河，没走多远，张进就感到十分疲惫，腿上没有力气。「不行啊？那咱们回吧。」云丽对他说。以前，云丽要小跑才能追上张进，那一次，却是慢慢等着他一起走。

云丽说不清，到底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是基地的压力，哪一个让他更痛苦。唯一能明确的是，他的能量不足了，有一种耗竭的感觉。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张进重新理解苦难，「所以幸福从来不是生活的常态，痛苦才是。必须接受苦难，这是一种像饥饿一样的自然需求。」

几乎所有人都谈到张进的消耗。「他这一辈子过得太苦了，太消耗了。」鸿雁说，当她想起张进，第一个感受到的词是，心疼。在鸿雁看来，张进的生命就像赴汤蹈火一样，充满了自我牺牲。他太想满足别人的需求，因此长期处于一种消耗的状态。他暴露在所有的疾病和患者面前，却没有把自己保护好。

云丽也曾劝张进，既然工作已经过度消耗了他，那干脆停止工作，换一个环境，在京郊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住下来。但张进拒绝了。到10月，姜涛曾经和张进视频，看到张进的房间拉上了窗帘，他已经非常瘦了。

从两公里外的山顶，遥望基地。来源渡过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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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晚上，「渡过」公众号发出一条讣文，「今天万分悲痛，张进老师离开了我们。『渡过』失去了奠定使命和事业的创始者，一位探索抑郁生态疗愈体系的引领者。」

坏消息传到德国柏林，罗洁琪断断续续地哭了很久。到了下午，她觉得一定要出去透透气。她去了邻居家，餐桌上摆了糖果，有个男人在喝啤酒，罗洁琪也要了一瓶。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聊了聊抑郁症，后来，男人的同居女友加入了对话。那是一名泰国女人，说话嗓门很大，讲着自己9岁以后没爹没娘的自我成长；16岁从泰国来了德国，嫁了一个德国男人，后来离婚；45岁跟着现在这个比她大10岁的德国男人……男人不断给泰国女人使眼色，试图让她停止说更多私密的话题。但女人没停，罗洁琪也不想让她停。在那些不体面的述说里，有一种生的热腾腾的寄望。

张进去世后，罗洁琪向我回忆起他在倾听时呈现出的模样。他先是静悄悄地不说话，就这么侧着脑袋，低着头看，要认真地等对方把话讲完，再正视着眼睛，回复对方。「你就感觉，你被倾听到了，然后他痛你所痛。他有很柔软的那颗心在。」

如果要总结张进的一生，一位朋友这么说，抑郁症给人一种黑暗的感受，张进是曾经在黑暗中的人，但他并没有被吞噬，而是勇敢走了出来，把自己变成了光亮，并给更多人带去了希望。这一切都归结在，他是一个有爱的人，并愿意成为那一个发光的人。

张进去世半个月前，做了人生最后一个决定。他把渡过北京总公司和杭州基地公司的核心成员召集到一起，提出了「一体化运营方案」。云丽说，他们原本打算，讨论、制定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再去告诉张进，这起码能宽慰张进一些。「基地在商业上目前虽然不算成功，但不妨碍实现它的社会功能，我们会把它办成他理想中的孩子们的『中途岛』」。

但张进没有等来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基地的记忆停留在了四月份离开之前的样子：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山麓，一条山谷入口的高坡上，一座独立的建筑俯瞰着连绵的土地、丛林与民居。他在这里迎来了第一批成员，他们一起爬山，挖竹笋，采茶。四月的杭州阴雨绵绵，后来，在一个放晴的日子里，他写下一段话：

「今天难得晴天，不上课了，再去远足。翻过高山，越过原野，走过村庄，转过一个山坳，一抬头，毫无准备地，基地突然跳入了我们的眼帘，它已成为一个地标式建筑。一瞬间，一股亲切感涌上心头——这里已是我们的家园，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无论长短还是深浅。」

张进曾说，在夜间行走，穿行在树的暗影中，飕飕的风声在耳边响起，身体轻盈像要飘起来。有一次，他在出差采访途中搭长途夜车，经过一片高原山群，那一刻的万籁俱寂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要求下车去感受，他说，是用了很大的意志，才克制住飞奔而去的欲望。

如今，在这片寄予他梦想的家园前，他停了下来。

渡过杭州基地图源渡过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