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2日，张伟，摄于上海土山湾画馆建立170周年展览布展时。

以下是2022年12月13日《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与张伟的对话

对话张伟｜土山湾研究40年，始于“一片荒芜”

一、土山湾何在？

澎湃新闻：土山湾，很多人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或者即便知道，也不了解准确的地理位置。首先，请您从地理上界定一下土山湾。

张伟：今天，土山湾这个词好像已经没有了。有些知道的人，也把土山湾和徐家汇混在一起。但是在当时，两者全然分开。土山湾和徐家汇的分界线，是今天的徐汇区区政府（漕溪北路336号），过去的大修道院。

1928年底，大修道院落成。大修道院朝南，是一片土地和一条河流。所以，当年土山湾的地理位置很清晰——以大修道院为边界，朝南是土山湾地区，朝北是徐家汇地区。用现在的话说，徐家汇地区比较高大上，偏艺术化，居住着所谓的上层人士，建筑包括大小修道院、神学院、藏书楼、徐汇公学、启明女校、圣母院等等。土山湾，主要有土山湾孤儿公益院。土山湾有条河道，疏浚后，泥土堆积路旁，形成蛮有规模的小土山。现在到徐汇区蒲汇塘路看，也是一个弯，不是直角的。泥土堆在弯道，就形成了土山湾。1864年，孤儿院从横塘搬到土山湾，土山被削平，造了很多建筑，但土山湾的地名保留下来，建筑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山湾孤儿公益院。公益院包括印书馆、图画间（俗称土山湾画馆）、五金车间、鞋作车间等等。当年土山湾的人去徐家汇，也会说“我们进城了”。

展览现场 19世纪中期 土山湾的建筑分布图

清末土山湾画馆内景

澎湃新闻：土山湾的面积有多大？

张伟：大修道院朝南，南至今天的华亭宾馆。现在的电影博物馆，以前叫联华影业公司，更早以前是圣衣院，是培养修女最严格的地方，修女不可以见父亲、兄长以外的男性。那里还有一个名字，上海话叫“五棣头”，是五排民房，提供给土山湾孤儿公益院毕业、18岁成年后的青年结婚安家。孤儿公益院的男青年的对象是圣母院的修女。圣母院所在地就是今天的上海老站餐厅，现在这里只有1幢建筑，当年规模很大。今天的电影博物馆、华亭宾馆、万体馆那里整一片，过去都属于土山湾。

澎湃新闻：那么，土山湾与徐家汇的分界线大修道院（今区政府），当时所在的路名是什么？

张伟：19世纪时没有路，只有一条河。今天的漕溪北路，原来就是肇嘉浜。河岸的建筑边有条小路，可通行。小路从土山湾一直通向徐家汇、衡山宾馆。河岸南边是土山湾孤儿公益院、徐家汇藏书楼，去岸对面需要过桥，所以徐家汇一带很多名称都带“桥”字，比如天钥桥路的天钥桥、圣母院桥、电影博物馆附近的慈云桥，博物馆附近至今有条慈云路。一直向北，还有大木桥（路）、小木桥（路）、东安桥等等。20世纪50年代，陈毅市长要求填平肇嘉浜，这些桥没有了，保留了同名的路名。

二、对海派艺脉、中西美术何以影响至深？

澎湃新闻：土山湾的教学是怎样安排的？

张伟：土山湾画馆遗留的文献很少，其教学生产的详细过程今天已很难复原，但通过近年发掘出的一些残存史料，还能从中了解一二，而这些史料所涉及的也基本都是在刘德斋执掌期间。

土山湾画馆主任刘德斋和他的学生（1903年）

画馆以孤儿进馆时间为序分级分班上课，教学方法采用工徒制，课堂作业大多用范本临摹。土山湾画馆的一个完整学期是6年，但学习不到6年或超过6年的学生也为数不少，原因很多：有因不学油画而5年即毕业的；有因水平过差而被要求多学几年的；也有因情况特殊而屡次出入画馆的——如最初仅每日学画一小时，再逐渐过渡到半日学画和全日学画，这样，学习时间就很长。即便学生情况各异，但教学却始终严格，画馆的整个常规学画过程长达6年，新入画馆的学生练习画线条就要学半年，从直线、横线、斜线一直到弧线、圆圈，要能用粗细、深浅、疏密等不同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状，特别是要画出物体的质感来。等线条画熟了，才开始画石膏几何模型，临摹宗教名画，学习勾稿、放大，并外出写生，画人物模特。最后才开始学水彩、油画。期间，还要学习算学、历史、宗教等基础知识及练习体操和唱歌。一年考试两次，前三名有奖赏，颁奖时各位神父均会到场，十分隆重。学徒期间有少量津贴可拿，作品售出，可提成售价的二成作为奖励；满师后则可计件享受薪酬，提成比例也相应提高到售价的八成。

民国初年土山湾画馆的学生正在临摹石膏像

画馆对外承接订单，山水、花草、人物及宗教故事画等均可受理，按画件的尺寸大小和难易程度定价，而又尤以各类油画最受欢迎。因油画复杂难学，绘制时间长，故画馆只有王安德、范殷儒、徐咏青等少数几位能够承接油画订单，并常常供不应求。他们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各类中外博览会，屡获奖牌。由于最初执教画馆的是范廷佐和马义谷，后有人据此认为画馆教师主要由外籍人士担任，此实不确。在画馆任教的其实大都为中国人，现存的几张画馆教学照片可以清晰地证实这一点。我们现已确知的中国籍教师就有：教授油画的王安德、范殷儒，教授素描的王思福、李德和，教授勾稿放样的温桂生，教授书法的姚子珊等等。擅长素描、精于水彩的刘德斋则长期担任画馆主任，统率全局。

刘德斋编著土山湾画馆教材《绘事浅说》书影

刘德斋还十分注意总结教学经验，主持编撰了不少著作，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有《画馆记略》《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画馆绘镌录》及《画馆中兴记》等，除《绘事浅说》和《铅笔习画帖》由土山湾印书馆公开出版外，其余几种在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均未见著录，很有可能并未正式出版。

澎湃新闻：徐悲鸿有一个著名评价“土山湾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他和土山湾之间有怎样的交集？

张伟：徐悲鸿是抗战时期在重庆说的这句话，发表在1943年的文章里。他因为身份高，这句话就成为经典的评价土山湾画馆历史作用和价值的句子。实际上，当时很多人也有疑问，徐悲鸿为何在重庆这样说。按道理，他与画馆没有关系。根据我们的考证，徐悲鸿第一次来到上海，是1913年逃婚。徐悲鸿以为凭自己的绘画功力可以在上海站稳脚跟，找到喜欢的女人。但实际上，徐悲鸿走投无路，碰了很多钉子，根本就无法生存，他甚至想要跳黄浦，这个是真的事情。幸运的是，徐悲鸿碰到了一位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这个人是商务印书馆专门做招待交际工作的，特别热心，会招待人，按照现在说法，情商很高，各种人都可以交往，所以外号叫“交际博士”。黄警顽拉住（欲轻生的）徐悲鸿，问他有什么事情，徐悲鸿说了以后，黄警顽就把徐悲鸿带到自己的宿舍，暂时安顿，说可以帮徐介绍绘画的事情，请徐不要心急。黄警顽介绍徐到商务印书馆画插图，但当时徐悲鸿毫无名气，绘画也没有到达日后水平，屡遭退稿。徐悲鸿也不擅长工笔画风格的插图，真是走投无路。黄警顽又把徐介绍到审美书馆的朋友高氏兄弟（高奇峰、高剑父）那里，兄弟俩开书馆、办画报。当时，审美书馆正走向商业化。

徐悲鸿1913年绘春夏秋冬月份牌四条屏之《扑蝶图》黑白版

徐悲鸿过去靠画画得到的收入，总共只够买两个饭团，但为书馆画四条屏要一周时间，他就靠着两个饭团勉强维持生命。画完后，徐悲鸿去审美书馆交稿，高奇峰不在，他只能请伙计转交。所幸高奇峰回到书馆，认可了这件四条屏，支付了60元画酬，解了徐悲鸿燃眉之急。

《午后》 水彩 徐咏青作 1912年《妇女时报》封面 “传承与影响——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艺术文献展”作品

随后，黄警顽把徐悲鸿介绍给土山湾画馆的徐咏青（水彩画大家）和周湘（美术教育家），周湘严格说只是受到画馆的影响。后来发生的事情，虽看不到文献记录，但土山湾画馆可以参观和旁听，我推测徐咏青带徐悲鸿旁听过，对他的影响应该是很深的。因此徐后来写到对土山湾的评价，绝非无源之水。

徐悲鸿1913年绘春夏秋冬月份牌四条屏之《纳凉图》三色版

徐悲鸿1913年绘春夏秋冬月份牌四条屏之《采菊图》，三色版

徐悲鸿1913年绘春夏秋冬月份牌四条屏之《寒香图》彩色版

对于画月份牌四条屏之事，徐悲鸿碍于身份一直未提。后来，我收集到这四幅画。徐悲鸿在北京成为画坛一把手后，将黄警顽接到北京，双方郑重约定，生前都不提那段过往。不久，徐悲鸿病逝，黄警顽信守承诺。直到八十年代初，北京有研究者做口述史，垂暮的黄警顽才说出了往事。

澎湃新闻：读您的《土山湾画馆人物志》才了解到，土山湾不仅是中国西洋艺术的摇篮，它和中国画、海上画派也有很深的源流。

张伟：过去，很多人认为，土山湾画馆的影响是到徐悲鸿这一代，会提起周湘、陈抱一、丁悚、潘天寿，都受到过张聿光和土山湾的影响。事实上，土山湾对海派艺术的最初影响，要远远早于这一代人。

1912年4月，土山湾画馆掌门人刘德斋和画馆新、老学生合影于龙华百步桥 （中坐撑手杖着长衫者即为70寿翁刘德斋，旁边拿帽者为安敬斋，后排右一戴圆帽者为其得意门生徐咏青）

1880年，刘德斋接任土山湾画馆主任。那时海上画坛的很多著名人物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如海上画派的开创者任伯年就是通过刘德斋接触到西洋绘画的。19世纪中晚期，任伯年与刘德斋过从甚密，在他的影响下，任伯年学习素描，也画过人体模特。根据上海博物馆原馆长沈之瑜1961年9月7日发表于《文汇报》的一篇《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记载，任伯年使用的3B铅笔，也得自刘德斋，任伯年因此而养成了铅笔速写的习惯。

我们要特别强调任伯年的人体模特写生，这与中国传统绘画明显不同的习画技法显然正是从刘德斋那里学过来的。土山湾画馆的学生在进入第五学年时就有这门课，叫“画真人稿”或“打小囝活样”，翻译过来就是人体模特写生。这也说明，任伯年当年从绘画理念到具体技法，都受到刘德斋的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刘德斋也带领画馆的学生走访任伯年，学习中国画艺，并画有圣像白描，以中堂形式挂于教会场所。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刘德斋所绘《家庭垂训》等图，正是这样的白描中国画；而他的得意弟子范殷儒所绘的《中华圣母子像》，也是综合了中西方文化元素的作品，人物面容虽是高鼻子、凹眼睛的西方特征，而所着服饰则是典型的中国式样。

其实，除了任伯年之外，刘德斋与当时其他海上画家也都多有交往，如“海上三任”之一的任薰，甚至还为画馆绘制过《利徐谈道图》等作品。任薰在肖像画上有很高成就，形象刻画精妙入微，善于传神，土山湾邀请他绘图绝非偶然。其他像以人物画著称的沙馥、知名山水花鸟画家陆韵樵、陶松溪、姚叔平、汪仲山、陈伽仙等等，也都与画馆和刘德斋个人有所交往，而徐咏青、张充仁等土山湾培养的人才，与上海美术界更有着非常密切的来往。土山湾画馆与海上画坛的互补关系以往一直缺少研究，是美术史上的一个空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澎湃新闻：听您回顾土山湾的历史，就想到了1949年前后在上海的私人美术画室。譬如接受过土山湾熏陶的张充仁，后来就开办了合肥路上的充仁画室，培养的学生中，哈定又创办了哈定画室。可以认为，西洋美术的教育传统就是这样继承而来的么？

徐咏青于民国初年所绘水彩画《岸草溪蘋绿未匀》

张伟：土山湾的徐咏青办美术学校，比刘海粟的上海美专还要早。徐咏青在土山湾画馆时，是学霸级的，门门功课第一名。1905年他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画插画，因为他还懂得当时主流的印刷方法石印工艺，于是每年涨工资，月收入达到100银元。1913年，商务印书馆开办“绘人友”（练习生）美术班，徐咏青是主力教师。在此之前，徐咏青已经在徐家汇地区，外滩地区的申报馆办了好几年的美术学校，招生广告的关键词是，学生能学到素描、写生、水彩、油画，还有五彩石印，石印这一点，其他学校的任何老师开不出这个口，没底气开这个口。

徐咏青为英商亚细亚火油洋烛公司绘1924年月份牌《深山古刹》

今天，人们会说周湘很早开始办美术学校，因为他与刘海粟的官司之争。实际上，徐咏青几乎同时与周湘办校，1907年到1910年，徐一直在办校，以此为生。刘德斋也一直支持徐咏青和周湘，带土山湾的学生甚至神父去参观。徐咏青办校时，还向刘德斋借用了土山湾的教学用具。徐咏青培养了很多土山湾的再传弟子，成为上海工商美术界乃至上海画坛许多举足轻重的人才，比如杭稚英、金梅生、金雪尘、何逸梅等等。何逸梅又在香港培养了学生。还有一位学生甘长龄，后来在澳门培养了很多学生。徐咏青则在上海、香港、桂林，晚年在青岛，都办校，带出非常多学生。可以说，在美术教育这条路上，徐咏青影响巨大。

另外，我们熟悉的张充仁，1928年离开土山湾画馆，留学比利时，成绩卓著，回到中国后，在马相伯、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举办画展，一炮而红。之后，他在合肥路开办充仁画室，学生包括哈定、王季迁等，以及曾任《解放日报》美术编辑部主任的张安朴等等。哈定后来在康平路办了哈定画室。还有沪上白鹅画会的陈秋草、方雪鸪，浙江的潘天寿，赴日留学的陈抱一、上海本土的丁悚等，多多少少都与徐咏青有交往，受到土山湾画馆的影响。

最近，复旦大学顾铮教授策划的“慕琴生涯——丁悚诞辰130周年文献艺术展”在展出。我考证出，丁悚也画过月份牌，我也出借并展出了这件作品。这件月份牌是四条屏，由八位名家创作，二人一组，一位画人，另一位画景，徐咏青也是画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丁悚就应北京黄警顽邀请，向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一批画，其中美术类作品今天归属于中央美术学院，这当中就有一套典型的土山湾画馆的教材。晚年丁悚撰文回忆美术生涯，有一段充满感情地记录了土山湾画馆。

现在提到西洋画在中国，一般首先提到上海美专，再早会回溯到李叔同，他大约是1905至1906年在日本学习油画，但实际上，1852年的土山湾画馆要远远早于李叔同、刘海粟。徐咏青1898年从土山湾画馆毕业，他的水彩画水平堪比英国、法国一流画家。从徐咏青上溯，还有刘德斋及其同门王安德（约1855-1902，土山湾的油画第一高手），再向上还有教油画的马义谷和教雕塑的范廷佐（即土山湾画馆创建者）。这样算来，土山湾的西洋美术历史比李叔同、刘海粟一辈早了约半个世纪。

三、治学生涯：于“一片荒芜”开出“四扇窗户”

澎湃新闻：张老师，我知道您做土山湾研究是源于1980年进入徐家汇藏书楼，接触了大量一手材料。那么您是如何选定这个题目，又是在什么阶段意识到土山湾的巨大意义？

张伟：我出生在龙华地区，四岁时搬到天钥桥路的天钥新村，距离徐家汇就一站路，就经常去。看电影的话，就去徐汇剧场和衡山电影院。作为徐家汇的人，对这里很熟悉。工作以后，最初的两个工作都是做的工人，最初编制是绿化，1978年京训班解散后到上海图书馆时也是工人，印刷工人，主要在虎丘路，外滩那里圆明园路虎丘路，工作地方在亚洲文会大楼。

1989年10月，张伟在家看书，左侧是卡片箱和放大机

1980年进入徐家汇藏书楼，待了16年。当时，徐家汇还没有变化。如果当时的风貌能保存下来，就是原汁原味的拉丁文化区。1991年建地铁，就留了几个建筑，其他都拆除了。所以我工作的时候，徐家汇的建筑、地域概貌和道路全都没变，只是河道被填，一些建筑名称变了。我工作的徐家汇藏书楼里，有许多徐家汇地区和土山湾地区的原住民，有的还是教会教民甚至信众，经常听他们讲起土山湾、徐家汇。我做土山湾研究，是连同徐家汇一起做的。当时，从藏书楼还能看到红星伞厂，据说在伞上画图案的老职工，很多就来自土山湾画馆，而且藏书楼里也有土山湾的出版物。所以，我就产生了兴趣。最早只是看书，做笔记，还谈不到研究。因为最早，我还在做电影史和现代文学史。当学术研究逐渐成熟后，我发现有的领域不仅是冷门，甚至可以说是一片荒芜，一个是上海小校场年画，我在藏书楼5楼发现了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原稿，第二个就是土山湾。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一篇论文。我想到，要在学术上走下去，需要找到独特的领域。于是，就比较有心地做卡片，做笔记，收集、归类原始材料。大约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正经查询文献，立志于小校场年画和土山湾的研究。

后来，施蛰存先生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我每周要到施先生那里帮忙查阅资料，施蛰存也常常提到徐家汇藏书楼。施先生一直说他的学术“开了四扇窗”——创作、翻译、碑帖、词学研究。我有相当长时间跟着施先生，每天下午去。施先生当时比较寂寞，我们会一直谈到晚饭时间。施先生的治学方法，让我受到很大启发，由此我也确定了自己的几个治学方向，也可以说“几扇窗”。

第一扇窗是小校场年画，延伸开去是月份牌，2023年我还会出“百美图”。据我所知，年画、月份牌、百美图和后来的宣传画，这些完全有承继关系的一条脉络。这部分是我最早研究的，包括“小校场年画”是我定名的，最早的图录和专著是我出的，“这扇窗”是我一直要走下去的。

第二扇窗是土山湾和徐家汇研究，这也是我最早开始积累材料，整理大量文献，然后做过讲座，写过零散的文章，出版了土山湾最早的两本专著《遥望土山湾——追寻消逝的文脉》和《土山湾画馆人物志》。

《遥望土山湾——追寻消逝的文脉》张伟 张晓依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三扇窗是电影史研究。若论文章数量，可能电影方面写得最多。就收藏领域讲，说得夸张一点，我可能是这方面收藏的全国第一。电影方面，是我下的功夫最久，收藏最多，很多藏品连公藏机构也没有。电影史研究出版了很多专著，也参与编了一套目前为止最大的，169卷（注：实际出版为167卷）的《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

第四扇窗是除此以外的上海文化现象，包括戏剧、美术、音乐，我也写了好些文章。我的专著概括起来就是海上文化史。

这四个领域我研究比较久，有几十年的工夫。近些年的拍卖或私人交易，这几个方面最好的东西我都会买，这四个领域我也会一直走下去。将近四十年光景，我持之以恒，一直没有中断研究，而且是几个方向交叉研究，这一点我觉得对研究是有益的。首先始终高度关注，其次有新鲜感，第三在写作时不至中断，始终保持学术的兴奋度，获取新的观点、理论、史料，慢慢水到渠成。

澎湃新闻：我读您的两本书，尤其是第二本《土山湾画馆人物志》，已经非常详尽了，还会有下一本土山湾的专著么，还有什么挖掘的余地？

张伟：第三本土山湾的书完全有可能。很可能写某一个人，比如徐咏青，刘德斋，这些起了关键作用，或者影响巨大的，只要材料足够多。第二，我很可能从图像文献角度入手，我还有很多图像文献没有使用，包括手稿、明信片、照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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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友人追念

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

张伟兄走了，在华山医院走的，子善兄刚刚发布哀辞，难以接受。1986年结识张伟时，他在徐家汇藏书楼，我在历史所，同‘与阁老为邻’四十年。2003年筹建的徐家汇历史文化研究会，尤得张伟兄鼎力相助，二十年中合作无数！这一波疫情冲击，我们都挺住了，他却意外倒下了……伟兄安息peace with you。”

艺术评论家石建邦：

我和张伟老师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彼此一见如故。他研究的海派也是我关注的话题。去年底他策划土山湾文献展期间，他热情邀请我参加座谈会。记得那天会议结束，我提议合个影，然后一起走出徐家汇书院，中途告别时，他还叫我有空去看他，他编的《海派》第二期还没有给我呢。我说有空就来。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实在太痛悔了。

2022年的上半年，我们都是在封闭中度过的，我们在微信朋友圈相互点赞问候，算是见面。11月，他主编的《海派》第二册等书问世，还约我去他家见面拿书，我因为实在瞎忙，一直拖着没有到他的府上，总觉得我们以后见面的时间会很多的，哪里知道老天爷竟然这样无情。

就这样，我们痛失了可敬可爱的张伟老师。

拉拉杂杂，写出这些和张老师交往的零星故事，漫无头绪，更不敢谬托知己，只是宣泄一下心中悲痛愤懑的情绪而已。“天不悔祸，谁为荼毒？！”颜真卿当年的这句肺腑之言，到今天才痛彻理解。

张伟微信头像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

一位十多天前尚在一起畅谈艺术与文献的学者——近代文献研究学者、67岁的张伟先生意外走了……犹记前些天的震惊，才44岁，爽朗而阳光的曹光兄走了，所有的一切，无一例外地让人意外而悲痛。仿佛潮水，一波波涌来，起初尚在远方，然而那潮水终于来到熟悉的人身边了。

张伟老师对海派文献研究用力极深，十多年前即邀请他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撰写文章，直到澎湃新闻时期，他也一直是作者。2023年元旦前几个月，张伟先生一直在筹备张罗“传承与影响——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艺术文献展”与研讨会，事事亲力亲为，记得研讨会本来定在12月22日，张伟老师多次叮嘱一定要来参加，没想到12月18日自己突然感染新冠，虽然症状一般，也只好向他请假，他后来告诉我，很多参会者“阳”了，推迟到12月29日，“基本也就转阴了”。12月29日转阴一周，那天到新开放的徐家汇书院，也是上海封城后与他第一次见面，气色还好，他说他一直没阳，“记得嘱他一定要防护好，保重好，然后一起观展，一起畅谈海派艺术与土山湾的关系，然而，真的万万没想到这居然是与他的最后一面。作为学者，6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听闻消息几乎不可接受，非常之难受！”

子善先生电话说，“他为这个展览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想了一下，当然是，然而，似乎又不是……

读张伟在研讨会前后的微信留言与语音，真诚而温暖，如在昨日。他的微信头像是一页白描画像，有些迷茫，像个孩子。

最后的印象里，他正穿行在徐家汇的土山湾，包括他的土山湾文献收藏。

有人在叹：“没想到死亡离所有人那么近，而另一些想要探求的却又离我们那么远！” 朋友圈在当天真是无尽的哀思与悲痛……巨大的遗憾与悲伤，当然是为张伟先生，但似乎也不完全是为张伟先生，前所未有的诧异，是诧异于张伟的英年早逝，更是诧异于这一年耳闻目睹的种种。

整整一天，似乎有些恍惚。天近晚时，忽然想给张伟先生留一小影，遂写《张伟先生在土山湾》一纸。张伟先生一路好走。

出版人杨柏伟：

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张伟老师，您怎么就匆匆地离去了？现在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痛煞我也。

痛悼张伟老师，民进重大损失。

我手上的两本《海派》都是张伟老师送我的，第一期光边是他当面送我的，第二期毛边是他快递给我的。一直约了想去他府上参观他的收藏，也想为他编一本精装的，可惜都落空了。伤心。

经常一起做活动的搭子，突然少了一位，而且是特别活跃的那位，真叫人情何以堪？今天朋友圈满屏的张伟老师，可见朋友们对他的不舍之情。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走了？

丁悚先生的《四十年艺坛回忆录》，张伟老师是比较早寓目的，他的这篇序文是现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的。去年下半年，丁夏兄和我商议出版《四十年艺坛回忆录》的“典藏本”，张伟老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如今丁悚大展已经闪亮登场，典藏本也在启动中，可是张伟老师却看不到了。

收藏家王金声：

深切悼念……去年底还曾在一起做了上海书展《海派》的推介活动，圣诞节前还曾相约去土山湾布展。

“我（12月）21日去布展（土山湾文献展），周围工作人员就有好几个阳的，他们在坚持，我也不能退缩。没有一种精神支撑很难做下去的。这是一种职业精神，也是一种使命感。——张伟。”这是张伟兄发我的工作照：

张伟发给王金声的工作照之一

文史学者郑有慧：

昨上午（2023年1月10日，上午九点多刚开机，见金声兄有几个未接来电，即刻回电，得知张伟老师的新冠重症在华山医院！对话时我已经哽咽…… 凶多吉少！但还是一整天默默祈祷能有回天之力。今晨都不敢打开手机观看，怕有恶耗传来。今天金声兄第一时间发给我短信，还是躲不过去啊！

张老师：您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完，怎么就舍得离开呢？怎么就舍得离开亲人；怎么就舍得离开这么多好友挚友；怎么就捨得离开您一部部书籍的出版和您的收藏……

2010年的10月某日，由子善教授介绍到上图拜会张伟老师，初次见面，我的印象张伟是位干瘦清癯的老人；（后来得知他太太离世不久）他很热情地介绍了梁颖先生，《郑逸梅友朋书信手札》中华书局出版2015年，释文是梁先生所作。

以后的数年中，祖父的书籍出版，陈子善教授、张伟老师、梁颖先生鼎力相助，因此我们彼此时常聚会在餐厅茶室等……

之后他和子善教授一起主编和创办了《海派》杂誌，邀请我把祖父残存的数本日记等，刊载在《海派》杂志首期和以后的出版，并在去年2022年9月在沪港三联书店做了《海派》推广讲座活动，由王金声、郑源（郑振铎文孙）周馆长（巴金纪念馆）、笔者、陈子善、张伟一并参与。（子善教授临时有出差工作未来）……今年元旦一早给张老师发信拜年，1月6日在朋友圈转发了藏书报介绍张老师的有关收藏和学术信息，我加了标题：“一位敬佩的学者！”

想不到在1月10日上午接到他病危的信息！

今晨……唉……泣不成声！悲从胸中出啊！我敬爱的张老师安息吧…… 天堂没有痛苦！……呜呼哀哉！……

媒体人、作家龚建星：

我与张伟兄于1988年初订交，起因是我到徐家汇藏书楼抄书。在以下这个视频里，张兄说起，“当时藏书楼公共阅览室只有二十多个座位，满座之后，其余人要等。”现在我才知道，我一向把没抄完的书往桌上一丢，也不归库，起身返家，次日再从容坐上原位，是受了张兄的照顾。

多年之后，调到新民晚报的陈静女士向我证实，她还记得关于我的那些陈年旧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和张兄交往频繁，之后便基本不通音问。中间有一次，他搬到淮海中路总馆工作，他叫我去他办公室参观，从此再也没有谋面。

这是很怪的事情。

他后来成了知名的上海收藏家和地方史专家，频频在公众场合露面，我则患了“社交恐惧症”， 失去跟他有所交集的机会。

最近的一次碰面是2022年11月23日，起因是我们俩一起出席纪念范泉先生的活动。像是“劫后重逢”，我们聊得起劲。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鲁迅说，“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是的，不过，我希望有实力的机构，能把张伟兄的收藏整体买下，保存。对，整体！家属如有条件，可开设“张伟收藏馆”，向公众开放。我以为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有的人是为家属活着，有的人是为社会活着。当一个年近百岁、已经被证明失去思考能力的人最后被赋予‘重大损失、‘巨大损失’的时候，听起来是那么的不真实，而张伟兄英年早逝，确实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认为他是配得上“重大损失”“巨大损失”这几个字的！”

媒体人、作家沈嘉禄：

太可惜了，太可悲了，太遗憾了！对上海近代史研究而言绝对是重大的损失！

最近得知他的消息是，他参加了一个关于土山湾历史文化的活动，他是土山湾这个课题的研究权威，后来据说就被感染了。

去年下田在五角场参加一个读书活动后，师友小聚时张伟兄也来了，想不到成了最后一面。图三是张伟最近一两年出版并寄赠给我的著作，有些还来不及拆封拜读。

退休后，张伟兄进入学术上的井喷期，每年都有好几本新著出版，为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竟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