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一附院附近的小旅馆内，贴有辅助生殖广告。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摄

新京报记者拨打了一张小广告上的电话，一名男性接线员很快开始介绍代孕、试管婴儿、有偿供精供卵等业务。他在电话里多次强调，“只要钱没问题，就能按客户需求服务。”

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看来，地下辅助生殖手术属于医疗行为，但这些企业很可能没有相应资质，涉嫌非法行医。“一般的非法行医行为，由市场监管部门做出行政处罚，但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来历不明的医生

2020年3月8日，李芳在郑州与赵盛楠、优儿库员工王春月初次见面。她说自己随后被带到郑州美中商都妇产科医院（下称“美中商都”），做阴道B超等检查。

美中商都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是一栋七层棕色建筑。医院门口挂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联盟医院”“河南省生殖医院联盟医院”等铭牌，十分显眼。

工商资料显示，这家医院隶属郑州美中商都妇产医院有限公司，是一所民营营利性医院。上述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业务范畴包括妇产科等门诊、医学检验、医学影像诊断等医疗行为。

郑州美中商都妇产医院。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摄

在李芳的印象里，从美中商都刚一进门，工作人员就笑着上来打招呼，说“春月，你来了”。李芳与赵盛楠后来的聊天记录曾经提到，李芳到美中商都检查时没说真名，而是由王春月报了“李慧慧”的名字。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李慧慧”是优儿库的实际控制人。

顾磊称，大多数情况下，地下辅助生殖机构带客户到医院体检时，不会报出客户的真名，而是以公司工作人员的姓名作为“识别标记”，为公司和医院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地下辅助生殖机构与正规医院的合作关系，顾磊并不避讳。他说许多地下辅助生殖机构会与妇幼保健医院、妇产专科医院、大型综合医院的妇产科等合作，由这些医院为客户做试管婴儿、代孕等相关体检，“同类体检，我们给的钱比一般患者至少高出50%。”

李芳回忆，2020年3月8日-4月9日，她在美中商都进行了多次体检，医护人员与王春月等人非常熟悉，提供了各种便利。一次体检时一层人很多，王春月直接从角落里拿了钥匙带她上了二层。李芳因此猜测，美中商都与康诚爱尔、优儿库有长期合作关系。

为了解美中商都的业务范围，2021年1月24日，新京报记者以患者身份到美中商都门诊处咨询试管婴儿手术等问题。一名自称院长助理的工作人员表示，该院主要提供孕期前后体检服务，具体手术要在专业医院进行。

2021年2月24日，新京报记者拨打了美中商都官网办公电话并按要求发送了问题，希望了解该院是否与优儿库存在合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在院领导反馈后给予答复，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李芳记得，2020年3月8日在美中商都做阴道B超时，帮她检查的医生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身高不到一米六，黑黑胖胖的，戴个眼镜，头发挽成一个髻”。此后，这名医生持续为李芳服务，帮她完成了多次体检以及地下实验室的取卵手术。

然而直到现在，李芳也不知道这名医生是谁，只记得王春月一直喊她“老师”。王春月还告诫李芳，不能询问医生的姓名、身份、执业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李芳与医生的所有接触，都有优儿库的工作人员在场。

郑大一附院生殖中心内张贴的警示公告。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摄

对于这些医生的行为是否违法，阮齐林认为关键在于医生是否具有执业资格。“如果医生没有执业资质，或执业医生在非医疗场所实施医疗行为，也会涉嫌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合同内外的潜规则

李芳表示，2020年3月8日检查结束后，自己被带到郑州市金水区的康诚爱尔办公地。彼时，康诚爱尔在鑫苑路的一栋写字楼内，电梯里、办公室里到处挂着彩虹旗，墙上还有一些女同亲友会的活动照。

如果是在正规医院，患者夫妻在正式进入试管婴儿程序前需要签署一系列文件。比如依据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公示，签署文件包括《试管婴儿治疗知情同意书》《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夫妻证件合法承诺书》《废弃卵子、剩余精子及废弃胚胎处理知情同意书》等。

但李芳从没签过这些文件，这意味着她对试管婴儿技术、手术风险的了解可能并不充分，废弃或多余的精子、卵子、胚胎的处置情况等也未做出约定。

当天晚间，李芳与康诚爱尔签订了一份委托辅助生殖协议。李芳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协议显示，李芳委托康诚爱尔进行试管婴儿手术，包括体检费、促进排卵药物费、取卵费、胚胎移植费等费用共计10万元；康诚爱尔的服务持续到胚胎移植后的30天，直到“客户检测到胎儿胎心为止”；如果客户需要冷冻胚胎或进行二次移植，需额外付费。

康诚爱尔与李芳签订的协议条款。受访者供图

至于胚胎所需的精子，合同约定的供应方为李芳。但李芳说，精子实际是从康诚爱尔买的，盲选，一万元。古丽蔓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盲选精子的来源为国家精子库，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我们跟医院有关系”。

除了盲选的精子，古丽蔓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可以筛选精子源，但价格较高，“亚洲人一次供精两三万，国外精子最高6万。要是想对捐精人‘面试’，还要另外加钱。”

但依据原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精子库严禁向地下辅助生殖机构供精。原卫生部2001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则规定，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精子的，以及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胚胎的，由省级政府卫生部门警告或处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芳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签订合同当晚，她就向古丽蔓的个人账户预付了5万元。李芳还说，早在签订合同前的当天下午，赵盛楠等人就催着她打了第一针卵子促排针。

据某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介绍，打促排针是试管婴儿治疗的必要环节，目的在于产生多个成熟卵泡。正常情况下，打促排针之前要进行专家门诊及必要的检查，以排除不适合手术的各种情况。但李芳没经过门诊、检查，阴道B超后就开始打促排针。

从2020年3月10日起，李芳在赵盛楠的安排下住进了金水区的一个家庭旅馆，一名自称“小雪”的护士每天上门打促排针。李芳提供的图片显示，促排针内的药剂为“注射用尿促卵泡素”，装在一个拇指大的透明玻璃瓶里；2020年 3月10日至22日，她累计注射上述药剂30余瓶。

李芳在郑州打促排针期间居住的小旅馆。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摄

地下实验室的取卵手术

李芳的取卵手术被安排在2020年3月23日。那天下午6点，一名优儿库工作人员将李芳带上了文章开头处的灰色商务车。

李芳记得，车开了大约20分钟，来到一个“除了一条马路，四周都是荒地”的地方。他们换了一辆车，又开了半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实验室在一个地下车库里，车是直接开进去的。”李芳说，整个场地大概有五六百平方米，手术室、胚胎培养室、休息室、冷库、阴超检查设备等一应俱全。

李芳到达时，王春月和那名为她检查的女医生已经到场等候了。李芳还没换上手术服，医生就让她躺上了手术台。

据顾磊介绍，对于地下辅助生殖机构来说，这种设施齐全的实验室是各环节中最重要的，有时花费高达上千万元。为了保证安全，实验室都会设在比较隐秘的地方，公司内部仅少数员工知情，客户更是只有做手术时候才能进去。

顾磊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一段实验室录像，视频中的实验室被分隔为若干白色功能区，每个功能区陈列着不同的仪器设备。比如胚胎培养室的操作台上放着显微镜、胚胎培养皿；手术室里陈列着B超机、显示屏等。

一家地下辅助生殖机构提供的地下手术实验室内景。视频截图

一家地下辅助生殖机构提供的地下手术实验室内景。视频截图

对于生殖医学中心胚胎室，前述生殖医学中心主任表示，国家对其设备、卫生等环境的基础门槛、检验标准都很高。比如精子、卵子一定要在超低温的液氮环境中保存，胚胎培养室一定要保持无菌状态。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技术，国家卫健委相关部门都会对生殖医学中心进行两年一度的校验，以保证各项条件能够满足相关要求。而在地下辅助生殖机构，这些要求几乎不可能做到。

李芳回忆，手术前，女医生为她进行了局部麻醉，但她依然感受到了取卵时的疼痛。取卵手术结束后，她没看到任何与手术相关的记录，就连取出了多少卵子也不清楚。从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赵盛楠在取卵次日向她做了交代：一共取卵16颗，“2个生的（即在发育卵泡），14个熟的”。

早在取卵前，李芳就被告知子宫内膜壁厚度不达标，取卵后短期内不能进行胚胎移植手术。此外，取卵还导致她多日腹部胀痛、排便困难，只好回家休养。

“即便是在正规三甲公立医院，试管婴儿治疗的取卵手术也存潜在风险，比如促排引发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而且地下机构常常迎合客户求子心切的心态，有的会在短期内反复大剂量促排，导致危险性增大。” 前述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告诉新京报记者，李芳术后的两种症状，很可能是卵巢刺激后引发的副作用。

卵子不知所踪，胚胎移植至今未果

在李芳的叙述中，2020年4月8日，返回六安休养了十几天后，她终于接到了赵盛楠的微信通知，让她回郑州准备胚胎移植手术。第二天上午，她再次来到美中商都体检，王春月告诉她体检达标，可以手术。

4月9日下午，李芳找王春月了解手术安排时突然发现，微信、手机号均已被王拉黑，赵盛楠、古丽蔓、小雪等所有联系人也全部失联。她迅速赶到一个月前的康诚爱尔、优儿库办公区，却看到两家公司人去楼空，连墙上的彩虹旗都清掉了，她的16颗卵子也下落不明。

李芳突然想到，取卵手术后的第二天，她曾在古丽蔓等人的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有偿供卵广告，供卵人的年龄、身高、职业等与李芳非常相似。当时，她感觉这只是个巧合，也没向古丽蔓等人询问。然而事后回想起来，她怀疑自己被“偷卵”了。

2020年4月9日，李芳拨打了110，后又在位于丰产路的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区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报警。2020年4月27日，古丽蔓、赵盛楠曾以商谈矛盾解决方案为由，约李芳在鑫苑路见面，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李芳称，被打的第二天，她在民警的调解下接受了古丽蔓、王春月等人的12.5万元赔偿金，“除了我已经花的9万多，剩下的几万块算是补偿。”

2021年3月16日，新京报记者就李芳进行地下取卵手术、相关赔偿事宜向当时接警的丰产路治安管理服务大队工作人员郭某求证。郭某表示知晓李芳与康诚爱尔、优儿库的纠纷，但12.5万元的赔偿方案是“他们自己私下达成的协议，我们民警没有参与”。

至于康诚爱尔、优儿库等公司为何突然“跑路”，警方是否已有调查结果等问题，郭某表示“我们民警有纪律，不便接受采访”。

2021年3月18日、19日，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区分局宣传科，希望了解李芳卵子丢失一事以及公安机关对康诚爱尔、优儿库的调查结果。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需联系接警警员后答复”，截至发稿未有进一步回应。

2021年2月24日，新京报记者就李芳取卵手术经过、胚胎移植未果的原因以及补偿事宜等问题向多次以电话、短信方式向优儿库公司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古丽蔓则对隐藏身份的新京报记者表示，由于身体条件限制，李芳从未在康诚爱尔做取卵手术，“偷卵”更是子虚乌有。

丢卵事件发生后，李芳还于2020年5月向郑州市卫健委反映情况。据河南广电民生频道报道，郑州市卫健委卫生计生监督局监督七科科长曹建涛曾经表示，将对涉事公司展开调查。

2021年3月18日、19日，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郑州市卫健委宣传科，希望了解对康诚爱尔、优儿库的调查情况。郑州卫健委宣传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了解，事情还在调查，详细情况需进一步沟通后答复。”截至发稿，郑州市卫健委未有回应。

2021年1月24日，新京报记者来到了郑州市金水区康诚爱尔、优儿库曾经的办公地，那里仍然处于空置状态。除了两名环卫工人正在搬移闲置的办公物品外，没有人员出入，走廊里积满灰尘。

2021年1月，康诚爱尔、优儿库曾经的办公场所。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摄

但从古丽蔓的朋友圈来看，她仍在经营相关业务。2021年3月初，她还通过微信催促记者如果想做试管婴儿要尽快，以后“价格会更高”；如果想去郑州要提前告知，她会前去迎接。

去年的地下取卵手术至今已近一年，李芳本以为事情过去了。但今年1月，她的两个微信号突然收到了陌生人的好友验证，对方均在备注里问她，“要做试管婴儿吗？”

（文中李芳、顾磊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编辑 滑璇 校对 薛京宁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