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蒙冤而不折的老红军吕璜

2002年12月6日上午10点钟，我与罗欣大姐联系了几位老红军 ，都安排在星期一后去采访，因采访时间要赶前不能再耽误，我又直接联系名单上其他几位老红军，在电话里联系中，老红军吕璜同意我上午就去采访，吕璜是四川成都人，1936年参加革命，他爱人陈泊是江西省委第一任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

我赶紧打的士，从天安门西边黄泥根路上的南昌宾馆出发，十多分钟到达天安门东边的灯市口东下车，在附近问了几位同志，“同福夹道"所在位置，没人知道，最后还是一位买菜的老太太告诉我，并指我找到了同福夹道81号的所在位置。

由于事前我打了电话，吕老在家等我, 我找到同福夹道81号，来到3单元401室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吕老答应着赶紧开门让我进去，并倒水拿烟，我忙说：“吕老，别客气，打扰你了！"

吕老一人在家，看桌上翻开的书，就知道她刚才正在看书。我环顾了一下屋子，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有六、七十平米，家里装饰简单，生活很朴素，听说我从江西省来的，她很高兴，说：“1949年，我和丈夫陈泊随陈正人南下接管江西，一路上很幸苦”。吕老对江西赞不绝口，说：“江西其实山好、水好、人更好，我还是留恋当年在江西工作的日子。”

吕老说：“一九二0年我出生在四川，上面已经有了4个哥哥和6个姐姐。贫民家添丁进口绝无半点欢乐。在我即将出世时，一盆滚烫的开水正等着我。父母已经商定，是男就留下来，是女就扔到开水盆里烫死。接生的是位善良的大嫂，不久前她刚生下一个死胎，那悲痛还深深折磨着她。我一落地便哭叫不止，听到这清脆的号啼，大嫂暗暗流泪，她实在无法将这活生生的小生命扔进开水盆里。她用破布赶紧把婴儿包裹起来，大声喊：“是个娃儿！”

等候在门外的父亲信以为真，放弃了杀生的念头。婴儿由大嫂一手料理，抱去让母亲喂奶，让父亲逗着玩。等父母知道实情后，因为有了感情，也就不忍心再弃绝这个女孩儿了。

两岁上，我父亲因病暴亡，母亲忙于生计没精力也没时间管我们孩子，铺着谷草的破箩筐便是我的小世界。冬天一身虱子，夏天满脸苍蝇，家里的白狗是伙伴，从小没得一点病。苦难造就了顽强的生命力。

在我读书时，那时，学校规定优秀学生是可以免学费的，为了不给当家的兄长添负担，小学、初中我年年考试独占魁首。

1936年，我初中毕业还在做高中的美梦，兄长已经准备把我嫁出去了，婆家是县里颇有权势的梁姓地主。母亲为的是女儿能过上好日子，兄长为的是攀上有权势的人家沾点光。四姐、五姐十分同情我这个小妹妹，私下商量的结果，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逃婚。

这年夏天，我16岁偷偷逃出家门。临行前，四姐摘下婆家的一枚金戒指给我，五姐依依不舍地一直送我到县城，在同学家东借西凑帮妹妹凑足了路费，我直奔成都。在成都依靠同学在经济上的资助，我考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女子高中。”

一九三六年，我在学校参加了地下“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由于是进步组织，1937年5月7日，学校前厅的张贴板上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公布了开除甘佩文、吕守廉（吕璜的学名）等7名学生的处分决定。吕璜和这几位受处分的同学愤然找到校长室，要求说明理由。答复是：“你们不好好读书，不经请假，擅自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民先在川大组织下，我们深入农村、工厂、茶馆内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川地下党送我们去延安，当时是去三人，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范长江写信寄去延安联系，我们走过去的，因没有介绍信，我们就到安抚青训班学习一个月，再集体步行到达延安，到达延安后，我先分在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在陕北公学学习时，我被边区的情报保卫部门挑选，进入我党情报保卫系统的特训班学习，而这个边区保卫系统的特训班，被称为黄埔一期的特情训练班，班主任恰恰是我后来的爱人陈泊（布鲁）。

我在特情训练班毕业后，分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当了一名女侦察员。

日本投降后，我到东北，在松江省任县公安局长。一九四九年，我们随陈正人南下到江西接管，一路上很辛苦，路上小孩病了，正好路过上海，就将小孩留在上海。我们到了南昌后，我再转去上海为小孩治病。

陈泊在江西任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他派去赣州布置接管广州工作时，被组织抽调到广州接管治安，任广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长。

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就进厂当了童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他怀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本能，年仅15岁就加入了国民革命的洪流，并加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家乡参加武装暴动，失败后被迫逃亡海外。先后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31年，刚20岁的陈泊担任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总工会的纠察总队总队长。

陈泊回国后，1937年来到延安，成为保卫部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和侦察员。继续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暗藏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曾经破获中统特务“汉训班”大案，及时揭露中统特务冒充新四军师长刺杀毛泽东的罪恶阴谋，由于布鲁的卓越功勋，毛泽东赞扬他是“中国的福尔摩斯"。

一九五一年，担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的陈泊同志被捕，1972年在劳改农场含冤去世，1980年，也就是陈泊同志冤死九年之后，获得平反昭雪，称为“共和国第一冤案”。

吕老在爱人受冤的二十多年里，清出了公安部门工作，在邓颖超大姐关心下，在妇联做一些勤杂工作，但她一直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她所办的琐事都办得那么妥帖、周详、填密。她要以行动证明她和丈夫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我的革命经历——新四军战士闵桂兰

我于1926年1月1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桂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人家，这个出生日期是参军后党组织以我的出生地及调查考证出来的。

我父母的贫穷和封建思想的重男轻女，把未满月的我送给了另一个贫苦人家做童养媳。养父母对我还不错，他们有吃的，就也有我吃。但生活的艰辛使我在半饥半饱的日子里长大。在八岁那年，养母在贫困与劳累中去世了。只有跟着养祖母生活，养祖母为了活着而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仅有的一间茅草屋也没留下。一无所有的家只能靠乞讨度日，日子更加贫困，晚上和养祖母倦缩在山洞里过夜。养祖母是小脚，难以行走，有一天，我把讨来的饭送给养祖母吃，却见养祖母躺着一动也不动，不知何时已死了，我成了一个孤儿。

1942年的春天，有个人告诉我说，大别山有一支帮助穷人的队伍。我便和一群苦孩子寻找到新四军。新四军收下我们，我们在湖北省孝感地区参加了新四军的红彤彤学校学习，在那里，白天学习文化知识和学习革命的道理，晚上到国民党统治区张贴革命标语（打到日本鬼子等），如遇到战斗，还要救护游击队员。那时我是十六岁。但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我在革命的斗争中成长，革命的活动煅炼了我的智力和体力。这时,我们已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

1944年，我正式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部的卫生门诊部做护士工作。不久，党组织根据我的现实表现，派去以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员沈德纯（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办公厅主任），栗秀贞（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保健司司长）夫妇家作掩护。在他们家里一边帮忙做家务，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警卫是最主要的工作。

1946年1月，“中原突围”前夕，党组织根据当时的战况，要求沈德纯部长一家人要立刻转移，转移时要化妆，分散行动。沈德纯部长认为，大家一起行动，目标大，说话口径（口音）不易一致，容易暴露，决定分散走，朝着革命圣地延安方向集中。当然，当时的局面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从沈部长凝重的表情和严肃的话语中聆悟到转移行动的重要性。我单独行动，经过周折，在湖北省大悟山地区的宣化店找到了当时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李先念的部队，回到了师部，立即被分配在第14旅（对外称干部旅）。

这次行动是中原突围整个部署中的一环。党中央，毛主席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敏锐地捕捉到了国民党会有行动。果不其然，1946年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兵分四路，以宣化店为目标，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围攻。

当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预先批准的战略转移计划，开始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由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三五九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及中原军区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1.5万人，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率领下，按预定部署秘密集结，于26日晚撤离礼山（今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等地，向平汉铁路鄂豫交界的武胜关至信阳柳林东侧地区开进。

北路军向西突围，必须首先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平汉路封锁线，我跟随着部队从柳林以南、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穿过。359旅和我们新四军干部旅的同志们冒着连天的炮火和如雨的枪弹向前冲锋。

我是跟着侦察兵的同志一起走，躲过了敌人的炮弹，在羊肠的小道上，在崎岖的小路中跋涉。正值炎热的夏季，闷热的天气使得将士们不仅仅是累，饿，还有干渴，有的战士看见马在撒尿，赶紧去接，以解难耐之渴。有时走在山中的道上，一不留神，就会掉到万丈深渊。有位首长的马就掉下去了。

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半年之久的平汉铁路封锁线，在中原军区北路军勇猛顽强的攻击下，抢在国民党军发动“七·一”总攻之前撕开了封锁线，彻底粉碎了“一举围歼”中原军区主力的计划，取得了中原突围战役的首战胜利。

在战场上，离开就意味着死亡，在突围中，掉队就意味着危险。大家咬紧牙关，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大部队决不掉队。

但是，我们女人面对着生理问题，几根布条子根本挡不住潮水般的血污。是女人就知道，只有不断地去换掉。柔软干净的卫生棉，那是做梦，没有条件。“倒霉”的日子过去了，被磨破的大腿还在隐痛，折磨着人的意志。我后来体力不支了，越走越后，就要掉队了，那时已经突过柳林南、武胜关北的李家寨国民党的封锁线。同时渡过了唐河，白河。

白河渡口，是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三五九旅主力和干部旅渡过了唐河、白河。在取道荆紫关，向柞水县行进的路上，战友们看见我不行了，把我放在一个较隐蔽的山沟里，359旅组织部的一名干部，名字叫朱家胜（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递给我3块银元。说，“你拿着，自己解决肚子饿的问题，等病好了，一定要赶上大部队。”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来，看见不远处，有几个人指着我叽叽咕咕，我打了一个冷惊，立马翻身，大步往小道上跑。我心里知道，兵荒马乱时节，被人贩子拐走，就要永远掉队了。我拄着一根棍子，心急如焚，寻找着自己的部队。走了不久，看见了一名战士正向我招手，他是359旅718团的哨兵，他指着一条小路说：“往这边走，队伍就在前面，赶快跟上，敌人抓住就要没命了。”我很感激地对他点点头，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这时，部队正奉命抢占入陕咽喉的荆紫关。荆紫关、南化塘地区，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为人陕之门户。这里山岭连绵、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为迅速摆脱追堵的国民党军，中原军区领导果断地决定,迅速抢渡丹江，南绕鲍鱼岭、南化塘，向陕南挺进。丹江系汉水支流，全年多数时节水深不过膝，可以徒涉。

但当时正值夏季，连日暴雨，山洪突发，丹江水位骤涨。浑浊的江水，卷着断树草渣，翻腾咆哮，巨浪撞击着江边的岩石，卷起数尺高的浪花。指战员们将收割的电线扭成绳索系于丹江两岸，然后分批抓住绳索渡江。

由于水急浪大，绳索一度被冲断，300多名指战员牺牲在江水之中，我亲眼看到战友一入江，就被江水冲走，尸体被江水冲散于两岸，十分悲惨。我是跟着侦察小分队先期乘木船过了丹江。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北路军右翼部队第七一九团以第一、第三营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以第二营主攻正面国民党军阵地。二营在团长颜龙斌的指挥下，以六连居中，四连为左翼，五连为右翼，同时向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六连副连长张龙，率队数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五连连长贾书经身负重伤，双臂被子弹打穿，仍奋力指挥战斗，坚持不下火线，也英勇牺牲了，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王震副司令员、王恩茂政委、徐国贤副旅长组织旅直干部和勤杂人员参加战斗，一鼓作气，拼死杀开一个缺口，迅速突出重围。

敌情如此严重，战斗异常频繁，为了减轻部队的掩护任务，同时更有效地保存干部，北路军右翼部队领导决定将干部旅分散行动：一部随三五九旅继续西进；一部组成若干游击支队，就地坚持斗争；一部化装转移。我所在的部队在荆紫关战斗中已被打散，许多同志都已牺牲了，我也是从战友的尸体中爬出来的，当时，干部旅有那么多女同志，最后只剩下了六位女同志和几个男同志。

我起初是新四军，后到359旅后又是八路军，闵老接着说：“部队打散了，剩下的同志聚集在一起正准备去寻找大部队，见一位骑着马的大胡子首长走过来，大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赶快走，敌人就在前面，我是三五九旅的王震，快跟我们走吧。”就这样，我和这几个同志按王震的指示，编入了三五九旅的行列。从新四军第五师干部旅的一名战士，来到了三五九旅。

我们经王家坪等地占领了镇安城后的北城坡，并于当夜攻占镇安城。8月2日，王震率七一七团及直属机关进入城内。大家也随直属机关进了城，看见部队打开监狱，释放无辜群众，并开仓济贫，当地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的场面。

我随三五九旅到达延安后，才得知这次战役就是我军史称的“中原突围”，也就是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１９４６年6月26日至8月2日，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历时36天，行程近2000里，作战30余次，歼敌47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和一次又一次的追堵计划，胜利实现了从宣化店到秦岭的伟大战略转移。

１９４６年秋天，新四军第五师干部旅到延安收容时，知道了我及其他同志的下落，来接我们返回新四军第五师，王震旅长提出把我们留在三五九旅，我分配在三五九旅卫生部医院工作。这一年的11月，三五九旅领导批准：经征求我的同意后，与三五九旅卫生部政委杜宏鉴同志结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婚礼很简单，当年就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在三五九旅卫生部的几个战友的陪同下，照了一张相，就算结婚了。

１９４６年12月底，跟随三五九旅再次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吕梁军区，参加了华北人民的解放战争。二纵队三五九旅和八纵队攻克了山西运城，激烈的战场，部队伤亡人数的增多。我们医院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护理工作，由于工作非常突出，荣立二等功，并提升为护士排的排长。当了排长后，我一边照顾着伤员，一边还要协调护士们的工作，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去洗纱布。冬天，冰天雪地。还要带领护士们一片一片地把带有浓血纱布洗干净，消毒后再用。

1948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二纵队三五九旅医院六连连长赵红月、指导员王忠西。组织上让我从护士工作派去学医，学的是内科，真难学呀。我没读过多少书，最多足初小文化，好多医学专用术语都没弄懂，只学了一点皮毛。有了孩子以后，就放弃了。

1949年3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在山西省韩城县芝川镇柏乡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野战医院里出生了，把她取名为“江北“。我们夫妻觉得，自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江南走到了江北，第一孩子就叫“江北”，以此纪念人生的重大经历。生完孩子，月子还没满就随大部队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征程，走过甘肃天水，越过祁连山，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新疆喀什。一路上，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气候变化大，我病了，孩子也病了。但我背着孩子仍然坚持照顾伤员，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一定不能掉队，一定要跟上大部队。

1949年底，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同志和二军广大指战员，历经了千辛万苦，行程2547公里(酒泉到南疆喀什)，进驻新疆喀什市-----南疆军区。我分在南疆军区军直妇女家属学校的托儿所担任分队长。

1955年至1969年，我随着爱人工作的调动，来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当时的兵团是隶属于新疆军区），整整工作了14年。创业初期的14年，条件异常艰苦，兵团人用他们超人的吃苦耐劳，发扬南泥湾精神，在万古荒原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座绿洲。修路开荒，挖渠种稻，割麦子，摘棉花，哪一处都有我们军人的脚印和汗水。随着整个部队的整编我们集体转业。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