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两集的《再见爱人2》中，苏诗丁和卢歌这对花束般的旧日恋人骤然发现曾经最亲密的对方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原本令人大喊窒息的张婉婷，似乎迎来了通向改变的裂隙……自去年《再见爱人》开播以来，人们在这档离婚综艺中倾注的关注远超于对同期婚恋类综艺。最重要的原因是相比后者，恰恰是离婚将亲密关系更为真实的一面推至我们面前。

当然，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再见爱人》无论呈现得再真实，恐怕也离普通人的状况相去甚远。事实上，离婚从来不是一个单独事件。从一个想法，到和配偶的谈话；从法律文件上的状态变更，到抚养身份的变更……离婚作为一个过程，不仅关乎个体对于亲密关系理想形态的认知，更是个人、法律、社会、经济结构等方向的交会点。

《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是一本有关日本社会的离婚民族志。作者、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艾莉森·阿列克西就离婚的不同阶段展开探索，试图剖析人们是如何想象、执行离婚，并最终在心理上跨过离婚这道坎。通过对日本离婚状况的调查，作者也在书中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被人们当作伦理价值来处理家庭关系，特别是在社会中传统的家庭合约开始转变、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第五章“离异后的生活”。阿列克西指出，离异女性的现实和大众媒体中的形象不符，离婚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女性可以当家作主而男性疲于应对。正相反，离婚后，女性的生活要糟糕得多。

《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美]艾莉森·阿列克西著，徐翔宁 / 彭馨妍译，薄荷实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

离婚代价始终高昂

2006年时，梅37岁了。有一次我们去艺术展的路上，梅和我讲述了她找工作失败的经历。她离婚有五年了，虽然有发型师的资格证，但是找不到正式工作。因为受过相关训练，她最近申请过一家染发颜料公司的职位并进入了最后一轮面试。面试官说，虽然她的资历和考试成绩很好，但这个岗位不适合她。面试官说她年纪太大了，比她的上司年纪还大，不想要这样的人，担心会出问题。日本年长女性受这方面影响很大。类似的情况在日本既不少见，也不违法，梅自己也没觉得吃惊。她连说带比画地描述面试悲剧的结果。她转向我，手肘弯曲，小臂在胸前交叉，比出了个“叉”的手势，同时说“不行”（batsu）。这个词和体现词义的手势，都明确传达了她拿不到这份工作的意思。

整个战后时期，离婚带来巨大的社会污名始终难以消除。离婚，尤其对女人来说，是“极度失败，终生耻辱”。她们很难再婚，找到好工作，或者租到房子。离异父母的孩子也同样面临污名带来的困境，找工作、找配偶、升学都会受限。离婚污名威力如此巨大，很多家长因此选择不离婚，从而保护孩子。当梅被拒绝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离婚在其中的作用。但也可能是年龄，或者性别的原因。梅作为一个过了35岁的离异女性，找到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日剧《离婚的二人》剧照。

离婚污名虽然一直存在，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渐渐与贫困产生了愈发紧密的联系。离婚可能使人陷入贫困，离异女性的贫困率高得吓人。21世纪初，74%的离异女性、64%的离异母亲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3万美元），在收入分布中属于最低的两成。离婚可能引发贫困，贫困也使离婚概率大大增加：低教育、低收入阶层的离婚比例也更高。上述规律同样适用于再婚比例：收入低的人们再婚的可能性小，享受不到婚姻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离婚已经成为加剧贫困的通道，进一步扩大了贫困中的性别差异。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离婚代价高昂。虽然女性更常提出离婚，更愿意协商说服丈夫离婚，但她们也不成比例地承担着离婚的后果。随着离婚污名渐渐隐身，离婚的代价大多体现在生活质量、收入等方面。贫困的概率大幅增加。总体来说，两个相关原因致使女性，特别得到监护权的母亲，面临高致贫风险。第一，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高度性别分化。离异女性要么选择中产收入的临时岗位，要么选择低收入的长期职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第二，法律系统没有能力强制执行子女抚养费判决。很多母亲得到的抚养费数额比协议数额少。由于上述原因，贫困取代污名，使离异后的风险和威胁大幅增加。

许多人主动提出离婚，离婚后也很庆幸自己走出了这一步，但她们很快就陷入贫困，或者在贫困边缘挣扎。经济状况是大多数人都会考虑的问题，女性常会采取多种不同策略让自己经济上过得去。有人如履薄冰相信前任会遵守承诺，有人同时做多份兼职，有人则有一天钱过一天日子，放弃为将来存钱的打算。在本章中，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和大众印象中离婚代表女性处于主导地位、男性无力招架相反，女性离异后的生活在多种标准下都变得更糟了。离婚后，女性离开的不仅是前配偶，还有稳定的薪水，政府提供的福利，社交网络的支持与同情。但是在大众印象里，离婚由女性掌控，对女性有利。这种大众印象掩盖了离婚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而这样的后果将在离异女性的生活中被进一步放大。

有孩子的年长女性最有可能

感受到离婚污名带来的焦虑

对于离婚污名的具体感受因人而异，随性别、年龄、年代以及是否有子女而变化。在我接触的人群中，有孩子的年长女性最有可能感受到离婚污名带来的焦虑，尤其是那些五十多岁甚至更年长的女性。这并不是说污名不存在，而是年长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它，并产生焦虑。年轻男女相对而言不太能直接体验到离婚污名，但很多人在思考污名的间接影响。引言部分提到过佐藤女士，她住在松山市，家中已经有孙辈成员了。她在丈夫提出离婚二十多年之后才同意他的请求。佐藤女士婚后生活并不开心，她丈夫出轨，并且有了孩子，想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但佐藤女士很担心离婚对孩子、对她自己有影响。她丈夫在1975年提出离婚，她到1994年孩子们都结婚之后才同意。在2005年我和她谈话时，她回想当初为了孩子而拖了许多年才离婚的过程。她把自己的想法和当代日本流行的看法作对比，特别是关于什么方式对孩子是最好的，佐藤女士有自己的想法。她说道：

总的来说，夫妻应该为了孩子而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的。怎么说呢，女人也许不能这么讲，特别是在日本这里。日本女性在婚姻里很辛苦。很多女性就是为了孩子才没离婚。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像欧洲人、美国人一样思考了。她们离婚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我听说对孩子来说，离婚或者分居可能比夫妻间一直吵吵吵要好。

鉴于佐藤女士曾经尽她所能避免离婚来保护她的孩子，她特别强调了家长角度的风险和保护意识，以及这些意识的变迁。对她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最保险的做法是不离婚。但是在新世纪正相反，她了解到，家长们离婚也是为了保护孩子。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第二个离婚污名的例子讲述的是离婚对家庭成员的影响。1965年，在父亲的要求下，真弓的父母离婚了，母亲拿到了真弓与其他子女的抚养权。虽然经济上拮据，但真弓在申请大学之前并不了解离婚污名的影响范围。她对视觉艺术感兴趣，所在高中是重点学校。她和朋友们都申请了东京某大学一个顶尖的视觉艺术项目。结果她的朋友们都被录取了，而她没有。她的申请材料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真弓觉得她没有被录取是因为父母离异。我们无法了解过程真相，但真弓很确信。户籍卡是申请材料的一部分，上面不仅有父母离婚的记录，也有她从父亲的户籍转到母亲户籍的信息（母亲享有监护权）。1978年真弓申请大学时，要么是父母离婚真的影响了她的录取，要么是离婚这件事确实污名化到让人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录取。

对比之下，现在我接触到的年轻人知道有污名存在，但很少亲身感受到歧视。比如，我问安藤有没有经历过离婚污名时，她笑了，说很少的。据她描述，她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两人没有孩子且都有高薪工作。他俩2001年离婚时，都是30出头。安藤的薪水养活自己绰绰有余，离婚没有对生活质量造成任何影响，但让她在工作中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她是一名商业咨询师，有很多客户。如果离婚后她改回婚前姓氏，所有客户都会知道她离婚了，更别提同事们了。她不想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她离婚之后也没改姓，继续用安藤，只和办公室里最亲近的同事讲了事情经过。

但没过几星期，办公室里所有人就都知道了。虽然大家工作时候都很专业、很礼貌，但下班后聚餐喝醉了就开始调侃她。拍拍她的头，说：“你现在是个30岁的‘叉’了！一切都结束了，真的吗？”安藤说现在好些了，因为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离异女性，离婚都是因为工作繁重，难以找到“生活和工作间的平衡”。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安藤不仅会受到醉酒同事的调侃，在约会时也有潜在风险。虽然她不缺约会对象，但她得想好什么时候讲离婚的事。

我：离婚之后，你会觉得约会或者谈恋爱让人尴尬吗？

安藤：是的，有时很难进退自如。如果有个我喜欢的人，对他说出真实情况挺难的。如果我在约会，我会用“嗯，实际上……”开头，然后引出我离过婚这件事。我不想粗鲁地对待他。如果他只是一个朋友，我不会介意。但如果是有感觉的人，会很难。

安藤透露离婚经历的表达方式，不经意间佐证了戈夫曼对于污名的描述。戈夫曼的理论和安藤描述的如出一辙。戈夫曼认为，身受污名笼罩意味着时刻要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要展示吗？要提吗？要透露真实情况吗？还是撒个谎糊弄过去？每个问题都涉及何时、怎样、在哪、对谁说的方方面面。”安藤远不是唯一一个我知道用“实际上……”这个开头犹犹豫豫地表述离异状态的人。

近年来，很多离婚人士的群体，尤其是线上群体，创造了离婚新词汇，看上去很可能成为身份认同政治的起源。和改变其他污名词汇的努力相似，离异人士对于“叉叉”有不同见解。有人接纳这个说法，把它当成成熟的标志。有人则用“圈圈”代替“叉叉”来表示离异身份。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用“圈圈”来表示自己的婚姻状态。虽然符号上是一个小改变，但社会、情感和图像意义上，“圈圈”都是“叉叉”的反面。如果“叉叉”代表缺乏、错误、禁止、不可能等负面意义，那么“圈圈”正相反，代表认可、正确、适当等正面信息。“圈圈”很像美国文化中的大拇指，离异人士想要通过圈圈来取得一般意义上的认可。虽然“圈圈”在网上和流行词汇中相当有存在感，但现实里除了自嘲以外，我没见人用这个词。

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2003年酒井顺子出版了非虚构作品《“丧家犬”的呐喊》，深受读者喜爱。该作品用戏谑的口吻讨论离婚、污名以及亲密关系等话题。和英国小说《BJ单身日记》很像，这本书诙谐幽默且刻薄地给“丧家犬”提供了行动指南。“丧家犬”指的是那些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酒井认为自己就是一只“丧家犬”，在书中陈述了种种或明或暗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用亲密关系状态来谴责评判当代女性。在她的陈述中，“丧家犬”是更有趣的一群人。在书中酒井批判了“被主流价值观洗脑的人，用婚姻状况将女性分成赢家和失败者的想法是愚蠢的”。“丧家犬”因为这本书而变成流行词汇，一大波媒体跟进讨论。我遇到很多人也喜欢讨论什么叫“赢家”，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上，什么叫“赢家”。

一个未婚年轻女士也说了和这本书相似的看法。她描述了“赢家”的通俗含义，同时也强调赢家概念本身的荒谬。据她描述，大众观念里女性赢家应在婚前有个好学历、好工作，然后和律师医生一类的成功人士结婚。最好丈夫上的是类似于庆应义塾一类的精英大学。（如果读者对日本学校不熟悉，可能没法立刻理解其中的语气。这位年轻女士是在讽刺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自视甚高。）女性赢家结婚并有两个完美小孩之后，就不应该工作了，而是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家庭的母亲。整个“赢家”定义的问题在于，婚姻决定一切，只有嫁得好，嫁给一个“赢家”丈夫，女性才是“赢家”。就像酒井在书中讥讽的那样，婚姻质量或者稳定与否，都不是“赢家”标准的一部分。酒井认为，未婚或者离婚与大众观念相反，是勇敢、自信、理性的证据。《“丧家犬”的呐喊》启发读者重新审视用亲密关系定义“赢家”“失败者”的鄙视链。

日剧《离婚的二人》剧照。

《“丧家犬”的呐喊》出版时，书中对于亲密关系鄙视链的讽刺与大众观点的变迁不谋而合，人们开始反思亲密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着怎样的影响。如果说在传统规范中，相比于未婚，已婚的人是“赢家”，那么在当代辩论中这种联系就没那么明确了。在日本，选择不婚、离婚、丁克的人群数量日增，越来越多的人在从前的标准下是失败者，但现在却不一定。原因在于，标准在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话里人们对于离婚愈发理解、认同的态度上。中青年对离婚的态度和老一辈人形成鲜明对比，离婚比很多其他选择好，而且也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般让人抬不起头。

我第一次听人说离婚比没结过婚好的时候，差点以为听错了。悦子三十多岁，活泼聪明也豁达，但不幸的是，她丈夫五年前去世了，她成了寡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想要给她介绍对象。（事与愿违，我丰富的离异知识没能转化成牵线搭桥的技能。）有一次，悦子和我在厨房里一起准备晚饭，一个朋友建议她去见某个男人，那人是个律师！听上去不错吧？我并不认识那个男的，但我认识这个朋友，而且听上去这个男的不错，至少可以见一面。悦子并不十分情愿，解释说她觉得那个男的说不定很奇怪。他已经47岁了，却从没结过婚。悦子觉得从没结过婚比单身更可怕，这个男的肯定有问题。她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他结过婚然后又离了，看上去就正常多了，那至少意味着他可以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并且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从来没结过婚”可能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过亲密关系，单身如此之久，他可能是脾气太糟了，且不肯作出改变。悦子同意见面，但并不感到兴奋，他们见了一面之后便没了下文。悦子的直觉和偏好说明在各种关于亲密选择的讨论中，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不平等社会”：

日渐增长的贫富差距

《“丧家犬”的呐喊》用讽刺的态度重新定义了赢家和失败者。无独有偶，在日本国内同样的词汇也用来描述日渐增长的贫富差距。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个著名的中产阶级社会，从70年代到90年代，全国调查显示超九成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虽然阶级一直都存在，但是那段时间里阶级差异在大众认知、媒体作品、政策以及研究中显得若有若无。战后早期，基本的人口学信息显示，自认为是中产的人群中有很大的内部差异。有的中产是需要工作来补贴家用的母亲，有的则是接受顶尖教育的精英，信仰消费至上主义。但是种种差异并没能阻挡“民间社会学”中日本独有的阶层平等学说（Kelly，1986：605）。日本媒体发明了一系列词汇让抽象的中产社会变得更具体，比如“一亿总中流”，意思是日本有一亿人属于中产阶层。

流行文化对共有中产身份的认同离不开想象中的精英教育系统。贫富差距在经济蓬勃发展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减小了，尤其是和二战以及战后早期相比。7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加，白领和蓝领收入差距也在减小，减小的主要原因是所受教育大致相似”。那段时期外国对日本的研究也强调了严格的教育系统带来的精英化后果，学历对后续人生有很大影响。七八十年代的观念与当下不同，人们普遍认为教育系统是维持日本社会平等的重要机制。

《下流社会》[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0月。

在经济增长前期，索耶研究发现日本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收入上更为平等。他的结论似乎证实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日本社会独特的财富公平分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个说法和当时流行的“日本人论”遥相呼应——日本人拥有的独特品质是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保守派政府格外推崇的观点中，日本的民族同一性是日本成为平等、精英、中产社会的大前提。将近十年之后，学者们重新计算了索耶的数据，发现他的结果是错的。与他的结论、大众认知正相反，日本的贫富差异其实比其他发达国家大得多。感情和体验上的中产认知其实从来就没有真实发生过。

虽然日本从来就不是大众认知中的中产社会，但中产社会形象却一直是人们认知当代收入不平等的参照。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衰退，收入差距显著增加。从90年代起，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大众对不平等的认知也在逐步深入。例如，2004年的某调查显示，64.5%的参与者感到不平等程度“高”，或者“有些高”。在2006年，“不平等社会”成为“年度词汇”最后一轮的热门选项。

上述例子不仅体现出媒体对于不平等的关注，也反映出真实的人口变化。从80年代中期到2000年，绝对贫困的比重（收入低于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增加了五个百分点，比同水平国家高出不少。2000年，总人口中15%的人处于相对贫困区间。在这一时期，许多人在非正式员工岗位上工作。与正式员工相比，薪水低，福利少，稳定性也差。1984年只有15.3%的劳动力在非正式员工岗位上工作，但是这个比例到2008年增长到34.1%。虽然工作内容一样，但非正式员工岗位的薪水平均来说是正式员工的40%—70%。非正式员工数量增长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到2006年，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与收入最低的10%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是从前的20倍（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认识越来越深。在这个大背景下，婚姻状态中新“赢家”和“失败者”的讨论日益流行起来。

日剧《凪的新生活》剧照。

离婚和女性贫困变得高度相关

几十年来大量学术研究显示，离婚后男女在经济状况上存在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中，离异女性的生活质量和财富水平均显著下降，男性则略微下降甚至上升。这个规律在维茨曼1985年极富争议的著作《离婚革命》（The Divorce Revolution）出版后广为人知。维茨曼在书中声称在她的研究对象中，女性因离婚生活质量下降73%，而男性则生活质量上升42%，性别差异有115%之巨。她主要关注当时新颁布的“无过失”离婚选项，研究得出结论“该规则在理论上试图平等地对待两性，但在实际应用中剥夺了女性（特别是年长的家庭主妇以及年轻妈妈）在旧法中享有的合法经济庇护”（同上，xi）。但后来的学者发现维茨曼的数据有问题。彼得森在十年后用维茨曼的原始数据重新进行计算后，反驳了她的结果。在彼得森的计算结果中，女性的生活质量仅下降27%，男性升高10%。他发现大体趋势和维茨曼所述相近，但程度上远没有原作中描述的那样极端。而且，男性也会经历一些负面影响。虽然维茨曼原著作最终在学界失去效力，但它已经被引用了太多次，现在依旧影响着美国的法律、政策，以及大众认知。

上述令人深思的争论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研究，探索离婚对财富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和彼得森得出的结果相似，很多学者也发现，离婚对女性在经济上伤害更大，虽然男性也可能有损失。在这个大趋势中，学者们也做了细化研究：美国的无孩女性离婚后生活质量和男性相似，因为没有孩子的支出。只有富有的男性在离婚后没有财富损失；中低收入男性的生活质量会显著下降。

近期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离婚和阶级紧密相关。离婚不仅会减少女性的相对财富，而且在低社会阶层中，离婚发生的概率更高，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皆是如此。阿马托和普雷维蒂发现，低社会阶层不仅更可能离婚，而且他们也更倾向于用问题行为（比如暴力）而不是亲密关系问题（比如性格不合）来解释离婚。大量的研究显示，离异女性可能面临的经济问题并非日本独有。

电影《佛罗里达乐园》剧照。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离婚和女性贫困逐渐因两种机制而变得高度相关。第一，离婚使贫困风险增高，离异的女性更可能陷入经济困境。第二，贫困也增加了离婚风险，低社会经济阶层女性更可能离婚。两种机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使日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上述机制以及相关危害从90年代才开始，是最近才显露出的重大变化。

离婚在当代日本是重要的单亲家庭致贫原因。大约40%的单亲妈妈和25%的单亲爸爸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最重要的是，离婚妈妈比其他打工人挣得少。2010年，单亲妈妈家庭平均收入不到有孩家庭的一半，有孩家庭平均年收入为658万日元（约65,800美元），单亲妈妈即便需要供养同等数目的小孩，她们的收入平均也只有291万日元（约29,100美元）。绝大多数（85%）单亲妈妈在家务以外都有工作，但依旧赚钱不多（Zhou，2008）。46%的单亲妈妈做临时工或者兼职，42%有永久职位。单亲妈妈选择工资低、“勉强算作全职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她们想要稳定收入，即使代价是放弃更高的薪水（Ono，2010：171）。高薪全职岗位的工作时间相对缺乏灵活性，对家长不友好。虽然妈妈们越来越多地和前夫协商子女的抚养费问题，但就像前一章提到的那样，执行机制的缺陷让很多妈妈无法将抚养费纳入预算。

离婚致贫的另一面是，从80年代起，女性的经济状况（相对贫困）成为离婚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林和与田用教育程度作为衡量社会阶层的变量，发现从1945年到1974年，高中学历与高等学历在离婚率上并没有显著差别。但其后年代中，两者的离婚率产生显著变化。1980年后结婚的夫妻中，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夫妻更可能离婚。基于上述研究，“离婚风险主要聚集在社会经济金字塔的下部”，并且离婚率在近三十年中快速上涨。与流行观念中女性经济上离得起才离婚相反，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离不起婚的女性最可能离婚。

日剧《最完美的离婚》剧照。

离婚使隐形的社会规范现身

日本人离婚时依旧会面对污名困扰。即使年轻一代不那么关注离婚如何伤害到自己或者孩子的将来，但离婚仍然是需要解释、需要证明的一个概念范畴，相当扎眼。无论是醉酒同事开的玩笑，还是侮辱性的“删节线”称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离婚使隐形的社会规范现身。一旦脱离隐形规范，人们便会注意到你。

当代日本人对离婚最深的刻板印象是，离婚证明女性获得了主导地位。虽然很多人都这样看，但女性离婚后的现实是另一幅图景。离婚使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经济上的“赢家”和“失败者”的差距进一步增大。

然而即便真相如此，离婚到底好还是不好，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本章中介绍的所有女性都认为，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她们依旧会选择离婚。她们并不知道自己离婚后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她们选择离婚是因为想要自由、稳定的生活，以及生活上的多样可能性。也许有些人得到了，但是由于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存在，稳定非常难。就像梅令人感伤的叙述中提到的那样，离婚的艰难只在离婚后才显现出来，她变得更加胆小怕事，一切都变得难以承受，选择愈发受限。只有经历过，你才会知道离异后的日常生活会变得多么沟壑丛生。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

原文作者/艾莉森·阿列克西

摘编/王青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