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shra SJ @ BIGFUN社区
姓氏：中世纪封建时期的& ampquot垄断& ampquot特权的象征
& ampquot月华到底出了哪个绅士，我连一个东国人都猜不到，太丢人了。(莎士比亚)。
”“山下有佛寺关系还特别好的全东国也只有那一家，你不知道？”
“唉呀就你最爱的那本古书里那个。”
“啊，那个，那岂不是大社？！”
“是啊。”
“那她的姓不会是个单字吧。”
“是啊。”
“完了。”
“单字姓的埃拉菲亚。”
“（东国方言胡话）”
“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打招呼了。”（晋升记录）
这段档案透露了一个信息：月禾的出身非常高贵，远非一般出身的东国干员所能比较。但是，结合这段档案的后半段，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现实中自相矛盾的错误：
“你查过她感染源石病的那场天灾大概发生在哪里吗？”
“离她老家不远，算受灾范围的话大社也在里面。”
“还正好是大祭典，周围到处都是人，最后没把人全撤完也是情有可原吧。”
“毕竟为了避灾，不仅要把信众劝走，还要把这个区域里所有住在受灾点附近的人给劝离。”
“她几乎全做到了，就差那么一点。”
“小大名们的居城都给她移了，最后反而对家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晋升记录）
这段档案表明，当前东国存在“大名”，也就是通俗理解的诸侯。“大名”（だいみょう）是日本武家政权时期的特有产物，可追溯到平安时代末期的“名主”，也就是合法持有土地的武士；到室町幕府统治时期，跟随足利尊氏起兵的武士领袖被封为“守护”，统领一国或数国的武士（可理解为省长），统称“守护大名”。守护大名可以任命城主和领主，同时需要对朝廷和幕府履行各项义务——这是“大名”的最早由来。
随着武家政权的衰落，日本最后的幕府——江户幕府于1868年灭亡，政权重新回到了天皇手中；次年7月，明治天皇的新政府实行“版籍奉还”政策，要求全日本大名将其领土（“版”）及领民（“籍”）尽数上缴国有；同时，新政府取消此前泾渭分明的公武二家，废除“公卿”、“大名”称号，于1871年正式取消封建身份制度，将全体国民划分为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四等——也就是说，“大名”这个称呼仅存在于日本封建时代，在明治维新时就被废除；换言之，游戏内东国对应的现实时间，至少不晚于现实中的1868年。
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里要如此强调东国当前的时代背景？关键就在档案中提到的“姓”。很多人都知道，姓在古代日本只有上层人才能拥有，平民则只有名字。但是，这一说法中的“姓”属于现代概念，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姓氏”；而在日本古代，“姓”和“氏”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完全不是一种事物。
人们如今熟知的“德川”、“本田”这种“姓氏”，其实在古代只能算“氏”的分支产物——“苗字”。所谓“氏”，是某人出身的氏族部落的象征，体现是血脉或家名的延续；而“姓”，最早是一种彰显身份等级的虚衔，大和朝廷依据臣属与朝廷的亲疏关系赐予不同的姓——可以理解为无实权的官职：最早的“姓”本质上属于一种中央认可的官职，主要有“臣”、“连”、“伴造”、“国造”等，它体现了不同氏族在大和朝廷内的影响力强弱；
随着大化改新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及之后席卷全国的大型内战“壬申之乱”的爆发，朝廷各氏族势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被授予姓氏的氏族有的已经衰落、有的已经覆灭。在这种情况下，登临大统的天武天皇于684年废除此前使用的姓制，下诏制定“八色之姓”——“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将八种姓赐予此前扶持自己登基的各豪族，标志契合中央集权制的等级制度正式形成。
壬申之乱爆发于672年，是日本古代史中规模最大的内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天智天皇的太子大友皇子，以及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最后，大海人皇子诛杀大友皇子即位，是为天武天皇。这是日本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叛乱者夺取胜利果实的战役，全日本的各势力也在此役中大洗牌，促进了后来姓制改革的实施
与旧姓制一样，八色姓制实际上也体现了受封者的地位；不同之处在于，八色姓制的实施并非要恢复旧有氏姓制度，而是旨在提升皇室成员的地位、明确高低级官吏和中央-地方官吏的差距：
八姓中位列第一的“真人”，只赐予天武天皇之前的皇室分支血脉；
“朝臣”位列第二，授予在壬申之乱中支持天武天皇的原“臣”姓豪族，也就是在大和朝廷中央为官的大臣；
第三“宿祢”，授予支持天武天皇的原“连”姓豪族，即非皇室出身、但为其他神祇后代的氏族；
第四等“忌寸”，授予原“直”姓豪族，即地方豪族和自大陆迁居、发展为一方势力的“渡来人”氏族；
剩下四姓地位低微，虽按规矩有对应分封对象，但史料中全无授予记录，在此不予赘述。
可以看出，虽然天武天皇口上说着“标榜功臣绩业”，但最尊贵的“姓”还是只赐予亲戚和旧豪族；而且“姓”并非赐予整个“氏族”，仅作为一种世袭个人头衔赐给“氏上”——也就是氏族首领，本质上还是一家垄断。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森严姓制体系的弊端愈加明显，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失去其原有意义，成为一个空壳。
不过，虽然八色之姓已经失去原有的含义，但信奉“枪杆里面出政权”和“出世”的武士们仍然对此十分热衷：能够获赐八色之姓，代表自身拥有高贵的地位，也表示自己是名门之后。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只是镜花水月，但面子问题终究还是大过天。于是，武士们都以能够获赐八色姓为殊荣——不过随着时间流逝，“真人”姓已经废弃不用，原居第二的“朝臣”成为了最有排面的“姓”；历代幕府将军、以及从龙鸣一跃成为关白的丰臣秀吉，都以“朝臣”这个姓为身份的象征。到这时，“姓”彻底成为一种虚衔，只可单人享有——你儿子想要就让他自己去建功立业，干到一定程度找朝廷跺个章、下道诏，重新赐一个；想要父传子子传孙，拉倒。
而“氏”则是另一种情况。上文提到，“氏”是一个氏族血缘、地缘、官职等方面的体现——这里以人们最熟悉的“源平藤橘”四大氏为例进行说明。
“源平藤橘”四氏的家纹：笹龙胆（源）、扬羽蝶（平）、下藤（藤原）、橘（橘）
源氏是家系最多的“氏”之一，大多为天皇后裔降为臣籍而来，共有嵯峨源氏、宇多源氏、醍醐源氏等15家；而在这之中，势力最为庞大、分支最多的一支是清和源氏。“清和”源自第56代清和天皇（850-881）。在古代，当天皇膝下子嗣过多、国库无力供养时，就会将部分子嗣由皇室降为臣籍，赐予“氏”（皇室本身并无“氏”这个说法），此后与皇室再无直接联系；到清和天皇时，天皇将六皇子贞纯亲王一脉降为臣籍，赐氏“源”，以贞纯亲王之子、六孙王·经基（源经基）为祖；源经基身后，其子源满仲有三子——源赖光、源赖亲和源赖信，分别建立摄津源氏、大和源氏和河内源氏三脉，其下又开枝散叶孕育出更多旁支；
平氏全称“桓武平氏”，源于第50代桓武天皇（727-806）。桓武天皇的孙子是葛原亲王，而葛原亲王之子高栋亲王就是平氏始祖。825年，皇室因财政问题不得不将部分皇嗣降为臣籍，桓武天皇之孙高栋亲王被赐氏“平”，建立了桓武平氏。与势力集中于东日本的源氏不同，平氏在西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一度对源氏一门造成重创（“平治之乱”），成为全日本最具威势的武士家族；
与上面两个武士集团不同，藤原氏和橘氏是“公家”，也就是天皇御前的公卿近臣。藤原氏之祖为中臣镰足（614-669），镰足乃是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的心腹重臣，为中大兄皇子即位、实行“大化改新”出力良多；当其临终将逝时，天智天皇亲自前去探望，感念其辅弼之功，赐“藤原”氏和“朝臣”姓；其后，镰足的次子藤原不比等将自己一脉的势力扩张到极致，成功使朝廷将藤原镰足其他的儿子复归“中臣”氏，仅自己才是正统的“藤原”氏血脉。到藤原道长（966-1027）时，道长通过将三个女儿嫁入皇室而进一步稳固了藤原氏的地位，建立起藤原氏在朝廷里的绝对威信；
橘氏名义上是第30代敏达天皇之后，但实际的先祖应为县犬养三千代（670-733）。县犬养三千代为敏达天皇曾孙·美努王的妻子，是后来文武天皇的乳母。之后美努王任太宰帅，前去筑紫赴任并去世，三千代便带着三个孩子——葛城王、佐为王、牟漏女王再嫁藤原不比等，与不比等育有两个女儿。不比等随后将女儿藤原光明子嫁给圣武天皇为后，三千代遂以皇后之母身份进入后宫，成为藤原不比等在朝中的政治盟友。到和铜元年(708)元明天皇即位时，天皇以三千代侍奉皇室已久，赐给她一个浮有柑橘的杯子和“橘”氏、“宿祢”姓，由此建立起橘氏一门。橘氏虽然不如其他三家名声显赫，但三千代本人在当时可谓朝中大佬，且橘氏一门是主动要求降为臣籍，橘氏首任长者橘诸兄（葛城王）更是日本史上仅有的赠正一品官阶的六人之一，因此也拥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源、平、藤原、橘基本是日本影响力最大、也是后来最常见几个“氏”——主要还是为了面子。谁稀罕一个出身一般的“氏”呢？后来随着四家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上时代变迁后出现大量攀亲戚的家伙，又出现一种以宅邸、领土来详细表明身份的称呼“苗字”——这才是人们如今谈论的“姓”。“源平藤橘”四家下属的各分支开枝散叶，扩散到日本各地，为表区分而就地以当地的要素作为自己的“苗字”。如足利、武田、佐竹、今川等“苗字”就出身于源氏；长年交替担任关白/摄政职位的“五摄家”——近卫、鹰司、九条、二条、一条，则是藤原氏中最为繁盛的藤原北家（摄关家）的后裔，这五个名称实际上也应是“苗字”，而非“氏”。
这里以德川家康在诏书、史册里的全称“德川右大臣源朝臣家康”为例。“德川”为“苗字”/“名字”，是自身血统和出身地的直接体现；“右大臣”为朝廷授予的官位；“源”为“氏”，代表祖上出自何等氏族；“朝臣”为“姓”，是朝廷授予个人的虚衔；最后，“家康”为“名前”/“实名”，属于“讳”，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名字”。有的时候，德川家康的名字会写作“源朝臣德川次郎三郎家康”，这种称呼中“次郎三郎”是“通称”，是一种带有避讳性的名，也称“别名”；当某人皈依佛门后，其名号里还会加上法号，比如武田信玄通称“源朝臣武田大膳大夫晴信入道德荣轩信玄”，“晴信”是“名前”，“入道”表示此人业已出家，“德荣轩信玄”则是出家后的法号。
就这样，“姓氏”这套复杂臃肿的繁文缛节成为了武士公卿们夸耀出身的资本；这一状况直到明治政府成立后才发生改变。在“版籍奉还”取消公武两家后，“姓”也失去了存在意义，虽一度由明治天皇以批发价的气势赐给维新功臣，最终还是走进了历史的角落；之后，天皇于1875年下诏实行《苗字必称令》，一改过去由武士、贵族垄断“氏”、“苗字”的局面，要求全日本国民必须拥有自己的苗字。到了这时，“苗字”也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姓氏”；原来作为权势者垄断特权象征的“源”、“藤原”等“氏”，也就成为芸芸大众想用就用的普通姓氏了。
上述漫长的引述概括，其实证明了一点：“姓”作为个人独有的头衔，不具有世袭性和家族性。更何况，月禾档案中的“单字姓”，在日本封建时期没有实际授予的案例，是一种并不严谨的表述，严谨的称呼应该是“氏”；但是，考虑到方舟在很多地方都以糅合方式来表现与现实的区别，这其实是一种刻意的混淆也不一定。
·社与寺：厌离秽土，欣求净土
在成为天灾信使前，月禾是某个神社的巫女候补，出于干员个人的强烈要求，我们在档案中隐去了该神社的名字与确切位置，唯一被允许记录的，只是这座筑于山巅的神社与山脚下的寺庙保持着良好而稳定的合作关系。根据我们对本土情况的考察，当地民众似乎同时认可着神社与寺庙两方的传教，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早已混合在了一起。（档案资料二）
档案资料二表明，东国的信仰体系存在明显的神佛结合特点，月禾家族执掌的神社与山脚的佛寺存在密切联系——这一点和上一条目提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契合的。神佛、社寺，一切的根源都在“信仰”，这种体现于人们衣食住行的无形之物；想要探明日本的神佛信仰，就得从这个国家以及民族深层次的因素开始说起。
有一种说法是，“日本是一个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诞生于灾难频发的列岛，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族特质的形成。无法预料的灾害让人们内心深处始终怀有对现实的恐惧，为了克服恐惧，人们主动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从而诞生了“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文化；但是，这种恐惧又放大为文化层面的脆弱，体现在该国的文化信仰具有明显的杂糅特点，你可以轻易地在其他与之有交流的文化中找到重合之处——换言之，也就是“缺乏文化根髓和文化自信”。诞生于本土的神道信仰，却要依靠对外来宗教的融合才能独立成长，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说法的映证。
上文提到，神道教的诞生与佛教传入有很大关系。神道信仰将万物视为神灵，连人死后的魂灵也不例外，但却并未给出那个究极问题——“人从何处来、将要往何处”的答案；人们在一生中对万物充满敬畏，但这种敬畏却并不能舒缓内心深处对“死亡”这一必然结局的恐惧。这个无解的难题直到佛教传入，才隐隐出现了解决的方法。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轮回往生，经历一生的修行，人生苦难在去世时烟消云散，换得来世的普世幸福。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人们开始正视自我，试图以禁欲、诵经、奉纳、修行来换取往生的福报；虔诚化为人的精神支柱，成为一种在对自然与自我的恐惧中以精神飞升寻求自救和解脱的方法——“相信即存在”，这就是“信仰”。
显然，神道信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原有信仰的不足，神道吸收了部分佛法的内容，完善了自身的教义；而佛教也乐见于自身影响的扩大，与本土信仰的融合更有助于本宗教义的传播。就这样，神佛二教在不断的交汇与争论中逐渐融合，宗教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暧昧而模糊；到后来，神道教与佛教俨然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共存，共同构筑起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特殊信仰体系。
役小角（634？-701？），也称役行者、神变大菩萨，飞鸟时代的修行者，修验道开山祖师。所谓“修验道”，是日本一种结合佛教与神道教特点融合而成的修行门派，其信徒被称为“山伏”，奉行禁欲主义，行走于山野之间，以不断的巡礼修行作为得道升仙的课业
包括教义、偶像、建筑及艺术形式在内，神道教都或多或少吸纳了佛教内容。如今日本境内的神社，除出云大社、伊势神宫等少数历史悠久的大社以完全独立的和式风格建造，大部分神社建筑都不同程度包含了佛教建筑的特点；兴于室町时代的“本地垂迹”及后来的“反本地垂迹”，更是公然将神佛二教合为一谈。神社的神官可以“和尚”相称，巫女也可唤为“比丘尼”；大社名下管辖若干寺院并非罕事，在某些业务上甚至还时有合作——神道教注重洁净，避讳死亡，故不为信众举办葬仪，祓禊超度之事尽数由佛教僧众包办；“日本三大妖怪”之一、名声遐迩的玉藻前，最初是被安倍晴明五世孙、有“指神子”美称的阴阳师·安倍泰亲识破真身，并被朝廷的大军讨伐。身死的玉藻前化为杀生石遗留在那须野，以毒气杀害荼毒四方生灵，最后被曹洞宗僧侣源翁心昭（玄翁和尚，1329-1400）以大锤砸碎，方为当地除去一害。
玄翁和尚，南北朝时代出身于曹洞宗的僧人，最禅寺开山祖师。传说玄翁和尚曾引导教化危害一方的毒龙，使其升天成佛；其巡锡过程中口诵金刚心经、以大锤砸碎杀生石的功业，使其后来被后小松天皇授予“法王能昭禅师”称号，“玄翁”更是在后世成为了金属锤的代名词
那须野当地供奉的地藏菩萨像，相传是以杀生石碎片雕琢而成
一直到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神佛分离令”（神仏判然令）、引发“废佛毁释”暴行之前，神道教和佛教一直处于相敬如宾的状态，但这并不代表神道与佛法就完全合二为一。月禾档案中的“神社与寺庙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基本不存在，神佛二教在教义主张上仍然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即使相互之间互有来往也并不密切；即使是受神社管辖的寺院，其寺内事务也极少被上级神社所打扰；除非寺院与神社在超出宗教层面的范围内有相同目的，不然二者不会有过多的干系——请注意，这里用的是“基本不存在”，而非“完全没有”，证明实际上是有少数个例的。
这个特殊的案例就是位于栃木县日光市的“日光社寺”——二荒山神社、东照宫和轮王寺。这三座神社和寺院并非是因为神佛沆瀣一气而互拉家常，而是以一个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而联合在一起——这个因素，就是“德川家”。
日光山东照宫乃是“东照大权现”德川家康的魂归之地，同时也是其祭祀之所。德川家康临终前留下遗命，其遗体葬于骏河国骏府（今静冈县静冈市）周边的久能山，祭祀满一年后移迁至下野国日光山（今枥木县日光市），于该处建立祠堂，以使魂灵永为关东八州之镇守【4】。幕府遂遵其遗命，于其一周年忌日时迁其遗体去往日光山（同时在久能山建立久能山东照宫），在日光山妥善安葬后建立“东照社”；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即位后，于宽永十一年（1634）参拜东照社，并由南光坊天海主持对东照社的大规模扩建；正保二年（1645），后光明天皇以朝廷名义赐封宫号，将“东照社”改称“东照宫”。至此，日光山东照宫作为东照大权现主祭所，以及东照宫的总本社，在接下来两个多世纪里成为日本最为重要的神社之一；
日光山东照宫。日光东照宫以极尽华丽的“阳明门”著称，其内还有石鸟居、五重塔、神厩舍、唐门等奢华建筑，几乎是日本最为华丽精致的神社。神社内存放了大量的动物木雕，其中又以“三不猿”和“眠猫”最为知名
日光东照宫内的唐门
“三不猿”，典出《论语》中孔子所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眠猫”（眠り猫），寓意为天下太平，神社之主高枕无忧、可安心长眠
日光山轮王寺始建于766年，初名四本龙寺，810年改名满愿寺，1240年称光明院，1655年后水尾天皇下旨，改称轮王寺。轮王寺为天台宗大寺，同时亦是日光地区佛教信仰的中心，鼎盛时期僧众超过三百，仅次于天台宗总本山——比叡山延历寺。因轮王寺在小田原征伐中将寺内僧兵尽数借给后北条氏，震怒的丰臣秀吉遂将轮王寺住持斩首，遣散寺中僧坊，并将佛堂浮屠悉数拆毁，该寺院就此衰颓。关原之战后，德川家权势如日中天，作为“黑衣宰相”为家康出谋划策的南光坊天海决心再兴寺院，遂在家康支持下于日光山山脚进行重建；德川家康死后，南光坊天海又于故地主持了家康陵寝东照宫的修建，轮王寺也因此恢复了往日的繁盛。
庆安四年（1651），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去世。家光十分崇敬祖父家康，留下“死后亦要侍奉祖父”的遗命，幕府遂将其遗体由江户宽永寺迁往日光山，葬于轮王寺，并于寺内建造祭祀德川家光的大猷院。之后，轮王寺就作为日光地区天台宗的重要寺院，以及德川家光的菩提寺而受人敬拜。
德川家光（1604-1651），江户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家光幼时一度面临被废嫡的危险，所幸有乳母春日局和祖父家康支持才平安即位
大猷院。大猷院采取与东照宫白金色调相反的黑金色调，建筑样式模仿东照宫，为了不僭越而在外观上略显低调，看不见的细节才是妙处所在
日本占地面积第二大（仅次于伊势神宫）的日光二荒山神社可溯源至767年，起初为胜道上人在二荒山设立的神明祭所；胜道上人于782年再度登顶二荒山后。在彼处建立起二荒修验的基础，使这里成为神佛习合的灵场。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二荒山神社具备“日光三社权现”（二荒山神社本社、别宫本宫神社、泷尾神社）、“二荒大明神”（大己贵命、田心姬命、味耜高彦根命）祭所和关东地区守护三重身份，受到武士们的虔诚礼拜。丰臣秀吉发动小田原征伐后，对日光地区的宗教势力进行强硬的镇压，二荒山神社遂与轮王寺一同没落。
德川氏得天下后，南光坊天海重建了日光的信仰体系，二荒山神社和轮王寺重焕生机，与后来营建的东照宫关系密切、趋向一体。明治时代，政府下达“神佛分离令”，将原本三位一体的日光社寺群分立为东照宫、二荒山神社、轮王寺这“二寺一社”；但三者之间因为德川家的联系早已难以彻底分离，1999年12月被收录世界文化遗产时，仍然采用“日光社寺”这一称谓。如今每年的4月13日到17日，二荒山神社都会举办最大规模的“弥生祭”，同时在4月17日德川家康忌日这天举办例行大典，祭祀被尊为“东照大权现”的德川家康。
南光坊天海（？-1643），江户初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僧，有“黑衣宰相”的称谓，因其主导了日光地区信仰体系的重建而被称作“日光中兴之祖”。南光坊天海的前半生迷雾重重，其真实身份有诸多猜测，其中最为离奇的就是“明智光秀-南光坊天海一人说”
日光二荒山神社。由于最早的建立者胜道上人为佛门中人，二荒山神社建筑包含了很多佛教要素
可以看出，日光二社一寺虽然分属两种宗教，但却因祭祀德川家而保持紧密的联系。月禾档案中提到“神社位于山顶、寺院位于山脚”，也确实有据可依：二荒山神社为“日光社寺”中位置最靠山内的一座，其奥宫位于男体山（二荒山）的山顶，整体位置与东照宫大致相邻；轮王寺则位于山脚地带，与山麓的东照宫和山顶的二荒山神社遥相呼应。此外，轮王寺内祭祀德川家光的大猷院，实际上位于邻近山顶处，处于二荒山神社覆盖范围内——这或许就是月禾档案里“良好而稳定的合作关系”的由来。
而上一条目提到的“姓”“氏”之分，在这里也有可循的线索：德川氏为清和源氏一门，德川家康于1603年2月12日从朝廷拜领征夷大将军、右大臣和源氏长者之位。其中“源氏长者”，即源氏一门所有分支的统领者、源氏的族长，象征其拥有武家最高领袖地位，得以出任将军、建立幕府。如果月禾档案中提到的“单字姓”实际为姓氏的混淆，那么其现实的原形应该就是德川家出身的源氏。
此外还有个有意思的巧合：三河国的松平（后改称德川）、本多、伊奈等氏都使用葵纹作为家纹。葵纹最初是贺茂神社的神纹，根据本多氏的家谱记载，本多氏之祖乃是山城国贺茂神社的神官，因此采用“立葵”作为一族的家纹；松平氏与本多氏向来关系紧密，其出身地加茂郡与加茂大明神和贺茂神社略有因缘，故也采用葵纹作为家纹。而家康时代以“德川四天王”一员而活跃的本多平八郎忠胜（1548-1610），其头盔“黒漆塗十二枚筋兜”上就带有巨大的鹿角装饰。
本多忠胜甲胄及头盔“黒漆塗十二枚筋兜”，复制品，真品为私人收藏
“你查过她感染源石病的那场天灾大概发生在哪里吗？”
“离她老家不远，算受灾范围的话大社也在里面。”
“还正好是大祭典，周围到处都是人，最后没把人全撤完也是情有可原吧。”
“毕竟为了避灾，不仅要把信众劝走，还要把这个区域里所有住在受灾点附近的人给劝离。”
“她几乎全做到了，就差那么一点。”
“小大名们的居城都给她移了，最后反而对家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旁人可以对能跳神乐舞的贵姓御子言听计从，但同是神职......”
“唉......”
“人算不如天算啊。”
——摘自人事部闲聊录音（晋升记录）
在一个时刻与不测为伴的国度，风声鹤唳似乎是人们常有的处境。为了消解对外界的畏惧，名为“信仰”之物从混沌中发源，由萌芽而至参天巨木，逐渐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根基——所谓“信仰”，其实是人们寻求心灵寄托和慰藉的一种形式，是支撑人们积极入世、寻求自我价值的精神支柱。
“人生有如负重致远，不可急躁”【5】，人固有一死，而“信仰”长存；无论是“济苍生，安黎元”，还是“厌离秽土，欣求净土”，信仰者始终将普世的超脱救济视为毕生宏愿，成为引导自己度过漫长人生的内在动力——“即使自己受尽七难八苦，也要救济更多的生灵”，这便是月禾作为大社御子、作为巫女、作为“灾巡”的毕生所思所念；即便最后终会迎来末路，当如烟往事再度萦绕眼前之时，她大概也能一笑了之、道句“也罢”，从中阴之间渡往彼岸，不论信仰与否、不留任何遗夙。
色は匂へど 散りぬるを，我が世誰ぞ 常ならむ。有為の奥山 今日越えて，浅き夢見じ 酔ひもせず。
花虽芳艳终零落，凡尘岂有不灭者？无常峻峰今越过，醉梦浮华不再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