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投壶图》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该项活动到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这与此时儒侠对立、文武分途有关。当时，文者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习武事，专注于衣冠、礼仪、饮食之间。投壶这种从容安息、养志游神、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其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进行时，与射礼相似，也有揖让进退等繁琐礼节。

最早的投壶方法，是以短矢投向盛酒的壶中，后来投壶所用器具壶和矢都做了改进，制成了专门用于这项活动的壶和矢。投壶时，宾主离壶五至九尺外，用规定数目的带皮无镞的箭轮流投射。按“算”和“马”计数，中多者胜，罚输者饮酒。投壶有繁琐的礼仪程序。由“司射”主持仪式，击鼓奏乐，宾主按“狸首”节拍，履行规定程式后分别投射，既行宾主之礼又相与娱乐。算是投壶时计数的器具，箭杆状物，长为周尺的一尺二寸，插于盛器中。二人分宾主投壶用八“算”，人多时照加。宾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右边；主人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左边。战国时投壶用以盛算器具叫“中”，形似伏兽。大夫投壶用“兕中”，木刻的伏卧之野牛；士则用“鹿中”，木刻的伏鹿。“中”的背上刻八个圆孔，“算”插于孔中。马：投壶时计数的器具，木制。投壶时投中一箭立一马；一方投中三箭的立三马；一方投中两箭的立二马；双方投中箭数相同的不分胜负。

关于投壶的方法，《礼记》的《投壶》及《少仪》篇中有详细的记载。投壶前由主人拿着投壶用的“矢”，邀请客人投壶，表示尊重。矢一般用柘木制成，一头削尖如刺，故又名“棘”。矢的长度以“扶”为单位。一扶是4寸，扶分三种：五扶、七扶、九扶。矢的选用是根据游戏时的光线强弱、场地大小等条件决定的。一次比赛只准投4根矢。

投壶游戏中使用的壶

投壶活动在汉魏时期仍是王公大臣的娱乐活动。《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之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游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坚枭，于辈中之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昂。”舍人，官名，当时王公贵官左右亲近的人，这些人为迎合主人的爱好，精心研究投壶之法。汉以前，投壶主要要求中的，为了使矢不跳出，故实以小豆。而郭舍人则改木矢（棘）为竹矢，使之有弹性，竹矢入壶则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又投，“一矢百余反”恐有夸张，但反复多次是有可能的。反复不断地投，需要有灵敏、速度以及高度的准确性。从“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来看，能“骁”者并不多见。

汉代儒学得到大发展，投壶为儒士所好，成了儒术之一。《后汉书·祭遵传》说：“（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注：“（王弼）性和理，乐游宴，能音律，善投壶。”《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引《魏略》：“（邯郸）淳作《投壶》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王弼、邯郸淳皆当时著名之文士，其好投壶并作投壶赋，可见对投壶颇有研究。

投壶游戏

汉之投壶承袭了先秦之俗，仍是王公大臣宴会上必不可少的娱乐内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贵客，入门黄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请商，投壶时弹棋、博弈并复行。”现存南阳汉画馆的一幅投壶石刻画，形象刻画了当时酒宴投壶的情况。画面中间立一壶，壶内插着已投进去的两根矢，壶左侧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两人分别跽坐于壶左右，每人一手怀抱三矢，另一手执一根矢，面向壶准备投掷。画面右边有一人跪坐，两手拱抱，似旁观者，又像侍仆。左边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会主人。当时投的壶非常讲究。魏邯郸淳《投壶赋》曰：“厥（其）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可见，此种壶是专为游戏而精制的。

晋代以后，对壶进行重大改革，在壶上加了左右两耳，投壶名目更加繁多，娱乐性也大大增加。那时，投壶者已不限于贵族，平民中也有人投壶，且技艺愈见精巧和多样化。

《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工艺部》引《晋书》：“石崇有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南史·柳恽传》记载：“齐竟陵王当宿晏，明早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柳恽通宵达旦投壶，朝见晚了，齐武帝不仅不斥责，反而“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可见当时统治者对此戏的爱好。

又《颜氏家训·杂艺》曰：“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瑰，宏正之子，会稽贺徽，贺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当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郅以来，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

当时不仅有男子投壶，亦有女子做此戏，上已述石崇之妓善投壶就是一例。梁无名氏作《华山畿》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自魏晋始，人们注意投壶活动的调心及娱乐性。如魏邯郸淳《投壶赋》曰：“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晋傅玄《投壶赋序》曰：“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这说明，古之讲究礼仪的投壶之戏到魏晋逐渐成为愉悦身心，矫正怠情的游戏了。

《投壶新格》的产生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马光对投壶有悖于古礼而娱乐化的趋势颇为不满。他根据封建礼节对投壶做了全面的总结，竭力使其达到教育目的。他说：“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壶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壶者）、“连中”（第二箭连中）、“贯耳”（投入壶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壶”（箭箭都中者）、“有终”（未箭入壶者）、“骁箭”（投入壶中之箭反跃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等。

投壶这项活动，东汉以前礼教意味甚浓，魏晋南北朝开始向技艺多样化发展，增强了娱乐性。隋唐亦如此。《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司马光“更新定格，增损旧图”，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但这种“改进”对巩固当时统治政权是有好处的，所以，《投壶新格》在明清两代不断被士大夫重刊。

投壶的衰落

入明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壶奏矢》称，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到了清朝，投壶日趋衰落。不过，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现在，北京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个十字形亭子，叫“投壶亭”。公园还保存了六只古代铜质投壶，这大约都是清代皇帝的遗物。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两千多年，一度极为兴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热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古礼”，士大夫们认为是一种雅致的娱乐，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乐于接受。其次，这种娱乐本身可以修身养性，并有健身的意义。

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投壶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