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武侠宗师金庸驾鹤西去，引国人无限缅怀。

武侠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已经逝去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符号。武侠小说，以及后来所衍生的武侠影视，是那时最盛行的娱乐形态、文化形态。只要你的青少年碰巧是在那个时代，就一定深受那股武侠潮的熏染和洗礼。

因此，对金庸先生的缅怀的背后，是对那个早已逝去的武侠时代的缅怀。缅怀的主力是七零后、八零后们，因为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正好与武侠时代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七零后、八零后们也是“金庸一代”、“武侠一代”。

为什么在中国的八九十年代为兴起一股武侠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课题。因为破解这个问题，不仅让70、80后们重新理解自己的青少年，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当下。70、80们目前正是中国的中坚，代表着整个中国。

我一直认为，八九十年代，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时代。

那时，“文革”已经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结束了。但是，“革命”的空前福利却得以保留，那就是公平，春秋战国以来稍有的“历史级别”的公平。因为自“井田制”在春秋时期被破坏后，中国历史的土地从未象在建国后的头几年，以及实行“联产承包”的80、90年代那么平均。而2000年之后，中国新一轮的在土地上的不公平再次出现，只不过不是农村的土地，而是城市的房地产。

历史地看，“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新版的“井田制”，那可是孔子以来的儒家们孜孜以求2500多年的梦想啊。在这个意义上，八九十年代是就是中国的“新井田时代”。儒家们所魂牵梦绕的重回“三代”真的成为现实。

尽管，“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出台，但那时的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依然含蓄和羞涩，因为祖先们“重义轻利”的教导并未因为政治运动而消失。当然，这种对“利”的含蓄和羞涩，会被后来的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精英们斥责为“落后”、“愚昧”，认为需要“启蒙”。

同时，欧美的文化尚未进入中国，移民美国尚等同于通敌卖国。

这样，80、90年代就成为一个伟大而短暂的中间期。一方面，“文革”式政治运动时代被终结；另一方面，唯利是图的经济主义，唯欧美是从的西方崇拜尚未建立。

既没有过去政治运动的压力，以及更早的因列强入侵而带来的救亡图存的压力，又没有后来即将出现的经济压力，以及欧美文化的诱惑所产生的文化压力。而且，传统的“封建教条”又被前期一系列的革命所摧毁，也没有来自传统和历史的压力。

这意味着80、90年的中国是一个“零压力时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自由，处于空前绝后的自由状态。

也就是说，上世纪80、90年代，不仅出现了历史空前的公平，也出现了历史空前的自由，是一个历史空前的“公平自由时代”。因此我说这个时代为春秋以来中国历史所少有，甚至历史最好。

一个人在没有压力的自由状态所做出的选择，是发自本心、本性的，也更能展示他的本心本性。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因此，80、90年代中国人的自发选择，以及因这种选择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更能展示中国人的本心本性。

因此，80、90年代为观察和研判中国人的人心人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乃至整个人类的人心人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窗口。

而中国人的选择，或者一个重要选择，就是“武侠”。金庸生当其时，他的武侠小说，引领了那个时代，同时，也是那个时代造就了金庸。

因此，“武侠”中包含了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人心人性中最真实和深层的东西。而“武侠”的关键在“侠”不在“武”，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字和历史考据，来解释“侠”的真正内涵，以帮助大家加深对“武侠”的理解，对80、90年代那个时代的理解，以及更重要的，潜藏在每个人内心身处的人心人性的理解。

考据是一个枯燥繁琐的过程，我将避繁从简。

二

“侠”的本字是“夹”。没错，夹子的夹。侠客怎么能和夹子扯上关系，这是很令人费解的。问题出在，“夹”的“夹子”之义北非其本义，而是引申义。只是在后来，其本义逐渐在在汉语系统中边缘化，甚至消失了，让人们错把引申义当本义。

“夹”的本义是什么？需要先从“夹”的本来字形说起。现代汉字中的“夹”是经过简化的，已经看不出字形含义了。“夹”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都是三个人所组成，非常类似于“众”。但是与“众”不同的是，“夹”字中中间的人是用写的很大的“大”字替代，即中间一个很大的“大”，然后“大”的两侧是较小的“人”。

大的本本义是“大人”之“大”，“大”就是“大人”。一般的大小之“大”，由此引申。实际上，从甲骨文、金文字形看，“大”更象一个人，而“人”则不太象人。

武侠小说中经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句话也可以说成，人聚集在一起，就是江湖。因此，由三个人所组成的“夹”就是一个江湖。而且这个江湖是由两类人所组成，一类是由“大”所代表的“大人”，一类是有两个小人所代表的“小人”。

“江湖”就是现代所说的“社会”，但是却是一种特殊状态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政府存在的社会，或者说政府不起作用的社会。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就是一个没有牵绊和约束的，人人都自由生活与斯的社会。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据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就是政府，将庙堂和江湖对举，意味着江湖就是一个无政府社会。

整个的中国历史包括四个阶段。最早阶段，只有江湖而无政府的“纯江湖时代”，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江湖”。江湖即社会，社会即江湖。伏羲、神农，至尧之前，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

尧之后，政府开始出现，纯“江湖时代”宣告终结，中国历史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江湖与政府并存，但江湖与政府并无矛盾，两者是高度相容，高度一体化的，是一个“江湖政府一体化阶段”。同时，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还是社会的主体还是以江湖为主。尧舜、三代就处于这个阶段。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时代，所谓的“礼乐”，实际就是指的江湖政府一体化的社会形态。“礼崩乐坏”就是“江湖政府一体化”时代的终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个崭新社会形态出现了，也是江湖与政府并存，但是，江湖已退居边缘，政府成为社会的主导。更重要的是，政府开始与江湖分离，成为一个凌驾整个社会之上的特权集团。“政府特权化时代”粉墨登场。从秦始皇登基至溥仪退位，都属于这个时代。

历经辛亥革命后近四十年的混乱，新中国成立，又一个社会新形态在中国确立。在这个新形态中，江湖在形式上彻底消失，政府的影响不仅渗入到社会的最基层，而是甚至涉及到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成为一个彻底政府化的社会。但另一个方面，在政治理论上，又在强调去特权化和与人民的直接联系，政府既要服务于人民，又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新阶段可以称之为“政府江湖化”，当下我们正处于这个阶段。

明白中国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演变，是正确理解“侠”的内涵和演变前提。

江湖是一个无政府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江湖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时代。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的观念，传统的历史记忆一直认为，江湖中秩序才是最好的秩序，在无政府的“纯江湖时代”，才是中国最美好的时代，最理想的时代。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对江湖秩序的无限向往。道家的“无为”，主要针对的就是政府，就是彻底否定政府，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到上古的“纯江湖时代”。因此，“无为主义”其实就是“江湖主义”。

三

那么在无政府的纯江湖社会，社会秩序是如何实现和维护的？答案就存在于“侠”字的字形和内涵中。

上面已经指出，“侠”的本字为“夹”，而“夹”的原始字形为一个很大的“大”，加上“大”两侧很小的“人”。“夹”的原始字形所展示的，正是江湖社会的社会形态。

在江湖社会中，没有以组织和团体形式所存在的政府，事实上压根没有任何组织和团体。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而独立、自由地存在。但是，独立的个体人，并不完全等同，而分为两类，一类是数量比较少的“大人”，一类则是数量比较多的“小人”。

“大人”和“小人”在本质都是一样的人，“大人”的“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人”是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是无政府社会的“政治家”；二是，“大人”的道义、道德水平比较高，这是他能够承担维护社会秩序这一义务的能力基础。

那时，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内容是，调解和平息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让纠纷的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个事情就是由“大人”来义务承担。但是，由于并不在组织和团体，不存在政府，“大人”并不存在基于组织和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只能凭借“评理”的方式，以自己的道德权威来展开。

“侠”的义项就是来自其字形中的“大”，即“大人”。“侠”就是“大人”，就是凭借自己的道德权威，为社会提供义务的、免费的“评理服务”的人。通过这些评理服务，能够让分歧的双方求同存异，建立共识，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和平有序。

需要指出的是，江湖社会秩序的维护主体是每一个人，包括所有的“小人”，而非仅仅靠“大人”，在这个意义上，“大人”和“小人”等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自我管理的人。“大人”也是独立自主、自我管理的人，只不过“大人”有时大高望重的人，可以帮助和教育其他人更好地自我管理、自我独立。整个社会秩序，一种人人自我管理的，自发、自为的自然秩序。

“侠”就是义务为社会提供“评理服务”的“大人”。这个“理”就是后来儒家所说的“义理”之“理”，也是宋明理学的“理”。其实这个“理”还有很多其他叫法，如“义”、“道”、“仁”、“礼”、“仁义”、“道义”等等。

在无政府的江湖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良好的秩序，根源就在于，社会出现的独立的“理”，或“道义”的概念。一般情况下人人都会自觉按“理”、“道义”办事。当人人都“合理”、“有道”时，社会也自然会良好有序。同时，社会上纯在的德高望重的“大人”、“侠”，他们的更懂理，而且自愿、义务地为社会提供“评理服务”、“道义服务”。

尧舜时期的政府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并没产生多么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政府实质上是“大人”、“侠”的职业化、团体化。政府就是由原来的“大人”、“侠”所组成的职业团体，所形成的一个新的行业分工，专职为社会提供“评理服务”、“道义服务”。因此，中国的政治行业实际上就是“大人行业”，也是“评理行业”、“道义行业”。政治就是“评理政治”、“道义政治”，其手段也是“评理”，其基础也是已经成为官员的“大人”们的道德权威。

也就是说，“大人”原本并不是官员，只是到了政府出现后，“大人”进入政府成为官员后，“大人”也很自然地就成为对官职的尊称。也就是说，“大人”的含义也随着政府的出现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官职化、政治化。实际上，发生这样的变化的还有“君”、“尹”、“卿”这些称呼。这些词是对“大人”另外一些称呼，也都随着“大人”的官员化而官职化了。

也就是说，在政府出现的初期，是政府-江湖一体的，“官”、“侠”，一体的，政府官员实质就是原本江湖中的“侠”。“官”就是职业化的“侠”，“侠”就是非职业化的官。“官”、“侠”同行，所提供的都是“评理服务”、“道义服务”。

在尧舜和三代时期，“官、侠”一体，共同提供道义服务。同时，还有更多的“侠”留在民间，相昔日一样，为社会提供“道理服务”，义务地承担政治职能。

春秋之后，在新出现的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官、侠”一体的格局被打破，开除出现“官”、“侠”的分离，“官”、“政府”开始出现功利化、专制化。但是由于“山高黄帝远”和“皇权不下县”的存在，政府的影响对整个社会并不是全覆盖，依然保留部分“江湖”的存在。

同时，一旦政府陷入极端无道，人民就会起而反抗，搞“起义”，反政府。整个社会变重新变成一个大江湖。但是，不同的是，此时的江湖本身也功利化、武力化了，即法家化了。“侠”们已经不是单纯地凭借个人道德权威去“评理”了，而是要借助武力了。于是“武侠”出现了。

“武侠”又有两种。一种是建山寨、组队伍，成为起义首领，借助团队型武力，为“起义”型“武侠”。另一类则是单纯靠着个人的武力去除暴安良，为“任侠”型“武侠”。两种武侠都为政府所忌惮。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型政府出现，政府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已经没有山寨让人自由占领，同时，政府的武装力量也变得绝对强大，甚至拥有原子弹，民间化、个人化的武力已经绝对性无法与之抗衡，江湖在形式上彻底消失，也就是说“侠”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存空间。

当时，另一方面，绝对强大的政府，又在绝对性地强调与人们的直接联系，政府不仅是为人们服务的，而且要接受人们的监督。因此，政府又是去特权化、江湖化的。不仅中国政府如此，全球政府亦然。只是，这种政府形态和社会形态依然在完善之中。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所兴起的武侠热，是中国人在各类压力消失的自由状态下，在江湖已经彻底消失的情况下，对“侠”的，对江湖社会的一个集团怀恋。这也意味着，每一位中国人都有一个“武侠”梦，都向往没有牵挂、没有约束的侠义时代，江湖时代。

金庸逝世，又激发早已经济化的中国对那个怀恋侠义时代的怀恋，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对江湖梦依然没有泯灭，只是被压抑和埋藏在心灵的更深处。但是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重新绽放和释放。

四

还有一个问题是，“夹”为从“侠”衍生出“夹子”的义项。这是一个文字考据问题，但是，弄清楚这一点，将能对“侠”，对江湖社会，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理解。

“夹”的原始字形为一个写得很大的“大”，加上“大”两侧两个写的很小的“人”，即一个“大人”，两个“人”。其含义是，“大人”通过“评理”，为两个“人”消除分歧，解决纠纷。

“夹”字中的两个“人”，其实指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指代整个社会，因为社会就是所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加总。但是，“夹”字中的人与人之家的关系，并非一般化、抽象化的，而是具体化的，而是指契约双方的契约关系。

契约、合同都是设计契约双方，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契约最早出现在中国，其最早的形态是“结绳”，然后又出现了“书契”。这就是《周易系辞》所说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工）以治，万民以察”，即通过结绳和书契这两种原始形态的契约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结绳而治”其实就是“契约而治”。

《老子》说：“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其实就是“民复契约而用之”，让社会回归到一个仅有契约而没有政府干预的“契约时代”。前面所说的江湖社会，其实就是“结绳社会”、“契约社会”。

结绳和书契作为最原始的契约，也是象现代契约一样，一式两份，由契约双方所持有，现代说甲方乙方，那时说左绳右绳，或左契右契。结绳是两根打结的绳子，书契则是两片刻上横纹的木片或竹片。

因此，“大人”、“侠”都是契约双方的调节者，通过评理，让契约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签订和履行契约。人与人关系就是契约关系，整个社会的秩序也是契约秩序。

“夹”的两个“人”是契约双方，是书契双方，也可以指代书契本身。这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筴”字，这个字的字形是“夹”上加一个“⺮”，主体是“夹”。这个字与策是等同的，不仅含义等同，而且读音等同。

“策”最早义项指的是书写载体，与“简”等同。但是通过进一步文字考据可以知道，“简”、“策”源自更早的契约载体，即结绳和书契，“简”来自结绳，“策”则来自书契。即结绳的绳子被称为“简”，而书契的木片被称为“策”，由于过程繁杂而枯燥，这里从略。

总之，我们可以得知，“夹”就是“策”，可以指代一对书契。书契的制作和执行原理是，把用于表示数量的横纹完整地刻在并排放置的一对书契上，分开之后，左右契各一半。事实上“半”字本身就是源自书契的分离过程，指代书契的一半。

当执行合约时，需要对左右契进行比对，以检测是否相合。在比对的过程中，需要将左右契靠拢，合并，这个过程就是“夹”，然后由动词之“夹”又引申出名词“夹子”之“夹”。

最后，随着书契的消失，“夹”的原始意义就逐渐消失了，而被“夹子”之“夹”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