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利仍在住院疗伤。

李建利夫妇。

封面新闻记者 梁波 西安摄影报道

12月31日，离2016年最后一天。陕西西安中心医院神经外科45床，李建利在爱人王菊玲的陪伴下，继续在医院跨年。这也是夫妻俩在医院第4个跨年季。

2012年9月15日，在那场所谓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中，因为李建利开着一辆日系车，其被一群愤怒的人包围，突然，蔡洋举起U型锁，砸向李建利的头部。李建利头骨被击穿，造成的开创型颅脑损伤，几乎夺去李建利右侧肌体全部机能。

时间过去四年，1555个日日夜夜，李建利仍需住在医院接受治疗。

提及那场飞来横祸，李建利说：“蔡洋式爱国，其实是愚昧和莽撞。可我对他，却恨不起来！”

又是一年，李建利在医院，蔡洋在监狱，有些问题依旧没有答案。

事件回放

反日游行时的暴力

时间回到2012年9月15日，西安。一场反日游行，可谓声势浩大。

当游行队伍抵达环城西路玉祥门转盘附近，李建利驾驶的一辆国产日系车，被人群围住。里外三层，李建利的车不能开行。

包围李建利的人群中，又一个名叫蔡洋的泥瓦工，当时21岁。他原本下班乘坐公交车回家，因为公交车被人群堵住。热气方刚的蔡洋，被游行队伍热情感染，于是汇入人潮中。

关于蔡洋与李建利之间的冲突，在警方将蔡洋缉捕归案后，多家媒体给予详细报道：包围李建利之后，蔡洋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U型锁。突然，蔡洋举起这把U型锁，猛地砸向日系车的前风挡玻璃。李建利见状，情急之下，拿起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蔡洋彻底暴怒，奋力跃起，将手中U形锁猛力砸下李建利头部，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后据医生诊断，李建利的头骨被蔡洋击穿，形成一个V字形的洞，造成开创型颅脑损伤。

2013年7月，在这起打砸日系车事件中，有12人被判刑，其中11人的刑期基本在1-2年，只有蔡洋，被判了10年。

对话李建利

“蔡洋式爱国”是愚昧

时至2016年，蔡洋在监狱服刑已过三年。他的刑期，还有7年。而对于李建利来说，在医院已是第四个年头。什么时候离开医院，像正常人一样回家去，“不知道，或许我将永远住在医院。”李建利说，“我这样的日子，其实和呆在牢狱一样，有家不能回……”

封面新闻：四年前的那一幕，还记得起来吗？

李建利：不想记，那就是一场噩梦。我不想去回忆，可以不问这个问题吗？

封面新闻：这场不愿记忆的伤害，直接给你带来了什么？

李建利：有家不能回。我今年55岁，接下来的日子，我可能还得继续在医院住着。我真不愿意住在医院。病房下面，就是停尸房。每当听到鞭炮声响起，以及那些家属的哭喊声，我总觉得死神随时会把我带走。

封面新闻：想回家吗？

李建利：想，真的想。谁又愿意有家不能回，而选择住在医院呢？可是，我回家了。但凡有一次不小心，我的伤病就会要我的命。住在医院，我老婆可以随时帮我呼喊医生护士。回家了，喊谁去？

封面新闻：你恨蔡洋吗？

李建利：恨，却怎么也恨不起来。不过，蔡洋式爱国，其实就是愚昧和莽撞。我的确开的是日系车，可是那也是国产的啊。即使我开的完全是从日版进口的，难道我这样做，就是不爱国吗？我同样很爱国，可我爱的方式绝不会像蔡洋那样。他还是年轻，不知道轻重。

封面新闻：蔡洋家人来看望过你吗？

李建利：从来没有来过。

封面新闻：就这样永远住在医院，相应其他问题又该如何善后呢？

李建利：我曾写诉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毕竟，那场游行，警方存在不作为。不过，莲湖区政法委派来多位工作人员，劝我撤诉。当时，他们承诺一定妥善解决，并给我一个满意答复。可是四年过去了，头两年还有人来看我。这两年，他们好像已经把我给忘了。于是，我老婆主动去找他们，可还是没有人给我答案。

封面新闻：你向政府提出了怎样的条件？

李建利：我觉得我遭受了伤害。尽管蔡洋被判刑后，我收到了52万元的补偿金。但我觉得这远不能弥补我的伤害。于是，我提出了将近500万元的理赔条件，其中包括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等。

封面新闻：条件提出后，政府如何回应？

李建利：没有回应。难道我的这件事，处理起来真的那么难吗？四年了，怎么就不能给一个答案呢？这样把我拖着，你说，是不是行政不作为？

后记

伤害等死神来了才会终止

封面新闻记者拜访李建利的时间，是12月25日下午。因为怕打扰李建利休息，采访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内。“之前有记者来，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把他给累得够呛。”妻子王菊玲说。

离开医院，妻子王菊玲又带着李建利在病房里踱步。只能走几分钟，李建利就得到靠在病床上。他们的家，距离医院大概10公里，何时回家，这对夫妻没有答案。

李建利及家人很想回到横祸之前的幸福生活，可是，残酷现实告诉他们：永远住在医院，或许是最好选择，因为他们怕，死神随时把李建利带走。

“在医院，但凡有个什么闪失，还能喊医生。而回家了，我喊谁去……”李建利妻子王菊玲说，可是，住在医院，有家不能回，谁又真心愿意呢？不过，还有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王菊玲今年也有50多岁了。随着一天天变老，她照顾丈夫也变得越来越吃力。“要问我伤害何时不再有，可能真的只有死神来了才会终止……”王菊玲说。

韩宠光，2012年9月15日的组织者，也是将李建利抬上出租车的那个人。时至今日，他依然会记得那天，在混乱的人群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问他的那个问题。

“他说叔叔叔叔，为什么要砸车，为什么要打人呢？他不光问的是我一个人，他问的是这个社会，问的是这个体制的管理者，和那些游行的围观者、参与者，打人的和那些看热闹的，呐喊的，助威的等等的，录像的，问的是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