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力行：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

作者：唐力行

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渊源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苏州评弹不仅是观察江南社会的窗口，它与江南社会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缺失了评弹元素，人们心中的江南将失色不少。

江南经济文化孕育了评弹

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致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重理性、求变通，善于在夹缝中找到施展才能的天地。农业管理更趋精细，种桑植棉，发展手工业，吴绫苏布远销海内外。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万商云集、市曹繁荣。为保障财赋收入，统治者对苏州的政治控制十分严密，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浓重，转而构筑私家园林，寄情于诗书歌吟之间。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的22.8%。

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昆曲曲高和寡，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评弹雅俗共赏，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昆曲被称为“水磨腔”，评弹弦索叮咚则如江南水韵。如果说评话有如太湖般开阔澎湃，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似水长流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的市隐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书坛周讯》云：“江南盛行弹词，确为高尚娱乐，谈古论今、倡论道义，寓讽劝于无形，雅俗共赏，弦索悦耳，怡情悦性，毋怪人多杯茗在手，静聆雅奏而辄无倦意焉。”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生活方式，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举办堂会。苏州的大街小巷飘荡着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为一幅有声有色的苏州图景。

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决定的。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来。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因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书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即可开讲。评弹码头有大中小之分，艺人也相应分为苏州响档、码头响档和普通说书人。从小码头走进大码头，从普通说书人成为苏州响档，充满竞争和机遇，最终成为苏州响档的是极少数。实际上说书人并不只是从小码头向大码头进军，即使身为苏州响档的说书人也要到中小码头去。评弹艺术借着走码头，深入江南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评弹有着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除了苏州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外，还由于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一是评弹脚本多源于市民文学，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二是说书人与听众面对面交流，说书人从听众眼神、表情及对书情的反应中可以感受到评弹的优劣。苏州市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儒雅风度，他们喜爱评弹，会对说书人书艺的高下、书情的合理，提出中肯的意见，有时甚至是苛求，从而促使评弹艺术日趋精致。经过数百年的磨合，评弹在江南地方戏曲中独领风骚。

评弹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到乾隆年间已趋成熟，如乾隆三十七年的弹词抄本《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乾隆刊本《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等，流传至今；有了一批知名的评弹艺人，如演说评话《隋唐》的季武功、弹词《落金扇》的王周士、弹词《白蛇传》《玉蜻蜓》的陈遇乾、俞秀山等；还有了评弹艺术的经验总结，如王周士的《书品·书忌》。1776年苏州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建立，成为评弹事业成熟、兴盛的标志。此后，垂至清末、民国前期，苏州一直是苏州评弹的中心。

上海都市文化升华了评弹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评弹艺术深刻影响着江南人的性格、社会风尚和价值伦理。社会变迁也影响并制约着评弹的盛衰。近代评弹中心开始由苏州向上海转移，这与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的破坏有关。为躲避战乱，大批江南绅商离开曾经温柔富贵的家乡，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于是聆听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好方式，评弹也因此成为租界最受欢迎的戏曲。作为苏州和江南文化符号的评弹场景，开始在租界大量复制。上海租界所具有的相对宽容和自由，容纳了评弹中心的转移。

一是女弹词与男女拼档在租界得到自由发展。从19世纪中叶至末叶，书寓女弹词在上海极其兴盛。清季妓女弹词取而代之。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女性的觉醒，职业女弹词的队伍形成。1929年男女双档的形式开始出现，在苏州等地演出。1934年吴县当局以“男女档有伤风化”为由，禁止男女档在吴县演出。1935年男女档合作演出的艺人成立“普余社”并进入上海演出。男女双档极大地丰富了评弹的表演力，使其刚柔相济，更受市民欢迎。

二是上海响档的崛起。从《申报》的报道和广告可知，1910年前后苏州“光裕社”的男性评弹也大举进入租界淘金，书场业极为兴盛，“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时期，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租界为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上海响档优于苏州响档。各游乐场以高额报酬聘请男女评弹名家、响档到上海献艺，致使说书的响档云集上海。说书人只有走红上海的书场，才能称为上海响档，到码头去人家才会说他是“上海先生”，从而号召力倍增。

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线广播使苏州评弹的空间无限扩张，占领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和江南水乡市镇的时空，成为都市及其江南文化圈的象征符号。

四是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申报》1926年3月29日刊登应鹏的《弹词与大鼓》，介绍了吴宓的《希腊文学史》一文，认为《荷马史诗》与弹词最为相近。《申报》1925年5月4日发表陈叔平的《改良说书我见》，认为“说书取值廉而听众多，颇可引人入胜，实系民众文学之一种，苟能利用之以针砭末俗，匡正人心，其效力之伟大，远非寻常演说所能望其项背”。此等舆论使上海市民认定评弹为高雅艺术。《大光明》1930年2月12日《弹词在上海暴热》称“据云上海人之心理已渐转移，以游戏场非高尚消遣之所，故喜附庸风雅，以听书为最幽雅时髦之事也”。

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受众始终居地方戏曲首位。但随后的政治运动和对传统书目的多次“斩尾巴”，造成评弹后继乏人，评弹听众也产生断层，评弹受众老龄化使评弹在上海经历了“失忆”的过程，听评弹作为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淡化。这种情况在苏州乃至江南是普遍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戏剧、曲艺纷纷式微。因此，从江南看评弹，从评弹看江南，对评弹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探讨其与地方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容共生、如何传承与保护，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