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普玄（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

编者按

这个城市病了。我们是这个城市的孩子，我们怎么办？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于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开始为更多互不相识的人志愿服务。千万通电话，无数次接力，他们把温暖和关爱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美德志愿者联盟是武汉抗疫期间广大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缩影。

那些在大街上奔走的人们，不管你是谁，无论你多大年纪，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孩子。——题记

城市病了

这个孩子还不知道她的城市生病了，还不知道她的家人有八个人染上了一种病，包括她的妈妈。她只有十一个月大。突然之间，她所有的亲人一下子都不见了。

这个病叫新冠肺炎，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袭击着中国中部城市武汉，袭击着湖北和全国。

2月14号早上，美德志愿者联盟的成员冯丹丹在群里发布一条微信，说她居住的武汉市洪山区铁机路保利城小区有一户人家的男主人求助。他全家十口人，有八个感染新冠肺炎，分住在市内不同的医院，家里仅剩他和孩子，他也是疑似病人，十一个月大的孩子肺部拍片显示也已感染，只是没有做核酸检测。现在，孩子的爸爸正要准备到医院住院检测治疗，可这个孩子怎么办？

这个消息把群里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做决定的是美德志愿者联盟的汤红秋、徐斌和陶子。

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在母亲的肚子里，还不知道性别。这个孩子的母亲，在全城封锁、疫病弥漫、充满恐慌的时候即将分娩。孩子哪一天出生，是上天定的，由不得人，但待产的母亲面临一个问题——无论她到哪一家医院生孩子都极其危险，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挤满了疫病患者和等待检测的人。

十万火急。需要迅速做决定。

每天都有一大堆这么急的事情要做决定。

武汉这个城市已经患病三十多天了。

这三十多天，有时候觉得快得像三天多，有时候觉得慢得像三十多年。

城市病了。

汤红秋是80后，从事翻译工作，知道城市生病是她听到了“封城”的消息。腊月二十九晚上九点，她开车从汉口穿过长江隧道到武昌，前面没有一辆车，后面也没有一辆车。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啊，往年这个时候，隧道都是满的。她如同穿行在一条幽深的峡谷，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又往哪里去。

武汉“封城”了！

这条消息像一颗闷雷在汤红秋头脑里爆炸，也震惊了所有的武汉人，也震惊了中国人和全世界，一百年来，武汉没有封过城！一百年来，战争发生过多少次？洪水发过多少次？在汤红秋和前辈人的记忆里，都没有听说过“封城”。这个城市肯定发生了一百年来最严重的事情！

这个事情人们都知道了。知道归知道，它有多厉害很多人却不知道，觉得它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突然“封城”，让人们都明白了，它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关系，一件大事发生了。

汤红秋说——

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最初没有名字，名字是后来取的。最初是六个人，两三天后发展到六十个人，现在有六百多人。没有工资，不管生活，很多人倒贴车费油费，甚至自己还捐赠。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还能坚持到今天？我也很奇怪。

大年三十那天，“封城”的消息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让我茶饭不思。到了晚上九点，春节晚会开始不久，我憋不住了，开始给武汉的几个朋友打电话。我一共打了五个人，第一是郭晓。我说，晓晓，看样子城市很严峻，我们是不是要做点什么？否则人生就会留下遗憾。她立即回复我，说，可以，我们一起看看能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

然后我又分别打电话，最后一个打给徐斌。我觉得他是比较有主意的一个人，给他打了几个电话，最后一次打电话是夜里三点多，徐斌在电话那头迷迷糊糊地说“你还让不让我睡觉”，随即说话的声音变清晰了。

就这样，没有名字，没有共同的办公地点，没有工作计划、目标，只有一股想干点事的冲动和一个微信群，我们就开始了。

刚开始什么都乱

新组建的微信团队似乎不知道干什么，很多人彼此都不认识。

大家只知道往群里拉人，似乎人越多越好；大家只知道募集资金和物资，这是传统的经验告诉他们的。第一笔资金是千里马机械供应链公司捐赠的，公司董事长杨义华和徐斌同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徐斌还利用他的湖北民进企业家支部主任的身份向另外的民进医药文卫专委会群和其他的会长单位群发布捐赠信息。

刚开始几天大家有点乱。

大家都知道医院里紧缺物资，缺口罩，缺护目镜，缺防护服，缺药品，还缺吃缺喝。疫情正在暴发，交通限行，餐馆关门，似乎什么都缺。

最乱的是救灾物资和信息处理。捐赠的钱要买口罩，口罩好不容易找到了，但价格混乱之极——一只口罩从0.66元到5.2元，价格相差七八倍。如果不买，转瞬就没有了；并不一定价格便宜就好，质量如何谁都不知道，如何运输也不知道。

我们的城市病了，大家都没当过城市的医生，只能根据经验往前走。志愿者余淑芳孩子的同学家长在另一个群里告急，说他已确诊患病，住不上医院，她答应帮忙；志愿者刘唱的先生从另外一个群里也转来一个告急消息，她也答应帮忙。他们以为自己的团体在给医院捐赠物资，医院应该会给一个面子，但是他们人传人协调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床位。不是有床位不给，而是根本没有。

最让徐斌觉得不能松气的是，他在国博中心协调外地捐赠的一批蔬菜的时候遇到的矛盾。

这是一批来自广东的捐赠物资，有土豆，有大米，有蔬菜，捐赠方比较多，通过美德志愿者联盟要捐给广东省援汉的医疗队。徐斌对接时遇到了问题。美德志愿者联盟的车队司机们除了带身份证和货物清单之外，什么都没带，按照武汉市“封城”规定，没有赞助单位公函的车是无法出城的；而且，司机和广东捐赠方的联系人都不知道广东医疗队在哪个医院服务，住在哪里，与谁接头。车已经来了，怎么办？那就先把货卸下来再说。他们在群里喊话，找仓库，找卸货的志愿者。他们到国博中心附近一家由朋友捐助的仓库卸货时，出事了。下货的是两个不同团队的志愿者，由于言语不和，要打起来了。徐斌反复说好话，总算把大家给劝住了。

徐斌说——

刚开始什么都乱，外面联络乱，内部协调乱，经过最初的几天混乱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个临时团队应该分工和管理。于是我和汤红秋还有几个核心成员开始给大群分组。这个时候才想起来给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起名字。一商量，叫美德吧。为什么叫联盟？这是一种胸怀。除了分组，我们还对群成员进行安全管理，还给这个临时团队设计了一个徽标，我们甚至还成立了宣传组，后来还建立了心灵方舱。

城市的孩子

那个十一个月大、全家八个人患病的孩子把陶子震住了。她是美德志愿者团队外联组负责人，她在群里发信息，求助联系医院和护送，但首先要确定孩子是否也患病。一位志愿者回复，说武汉市儿童医院同意给孩子做核酸检测；又有一位志愿者回复，她愿意带孩子去检测。

销售从业者陶子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女儿。她十五年前离开武汉，在苏州安家。她和武汉的联系并不单单是父母和亲友在这里，也不是这个城市里的有她的客户。

刘唱和余淑芳也是汤红秋的朋友，她们在疫情全面暴发之前离开武汉，刘唱去了广西北海，余淑芳去了浙江杭州，本来准备旅游过年，却因为是武汉人，在旅游地被隔离。余淑芳全家被隔离十四天，期满检测全家无人感染，被放行。但因为是武汉人，酒店不敢让他们再住了，好在余淑芳从事酒店职业，通过朋友关系周转，在杭州租住下来，但不能在杭州自由行动，也不能回武汉。刘唱在北海也差不多。她们用手机和家乡武汉的汤红秋联系，被汤红秋拉进志愿者团队。

滞留在远方的这个城市的孩子们，每天都在等待城市康复的那一天。刘唱和余淑芳都说，她们现在特别想念这个城市，想念往日讨厌的堵车的样子，也想念那种喧嚣和热气腾腾。好想回到那个满大街都是尾气，满街叫骂的时候。

被困在城里的志愿者们按捺不住了，他们每天关注着疫情数字变化，关注着物资，关注着这个城市每天的一切。刘启安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出生在河北，大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武汉。他对“汉骂”之类的不良习俗一直抵触，但这次疫情让他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新的归属感。

疫情严峻。这一群由热情和冲动聚集起来的志愿者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了，只是一杯水，解不了城市的渴。

他们每天晚上都在微信群里碰头，很多次都一无所获，甚至是一片沉默。有人甚至不敢在群里发消息，一发就是坏消息。

有一回陈蓉在群里只发了一个字——哎。她还没有发下文，就能感觉到几百人的群在震动！所有人都在担心。

刚满十八岁的志愿者徐强，本来已随父母在美国读书，他回武汉是为了举行成人礼仪式，没想到碰上疫情。他开着自己的车每天当志愿者。妈妈劝他不要干，他不听，坚持每天早出晚归。远在美国的妈妈一边流泪一边叮嘱他保护好自己。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成人礼，有遗憾也有疼痛。有一天，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家属打电话请他帮忙接人，他抽不开身，等空闲下来打电话过去，对方用低沉的声音告诉他，不用去接了，老人已经去世了。

最艰难的时刻

徐斌还在为广州来的那一批货着急。两个不同团队的志愿者陆续散去，只剩下几个人。天太冷了，大家都缩着脖子。徐斌开始不停地打电话，打了三个多小时，联系广州捐助方的各个层级，寻找广东医疗队，寻找可以解决司机出城问题的各方人士。电池打光了，又掏出充电宝，边充电边打。

天色一寸一寸暗下来。他开始饿了，手一直发抖。他开始给三个司机联系盒饭。有一个司机缩在驾驶室里坚决不开门，认为外面的空气会传染他。后面人们反复劝他，他才接下盒饭。

徐斌没有吃饭。他吃不下去。他不知道这两辆车会停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这是美德联盟搭建的第三周。

联盟发起人汤红秋后来说，最艰难的时候在第二周和第三周。

郭晓和陶子也都说，第二周和第三周是“至暗时刻”。

有人在喊加油。有些电视和报纸也天天在喊。武汉加油！武汉加油！喊来喊去志愿者们感觉身上还是没有力量，油加不上来。这个城市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似乎需要更多更多的医生护士，似乎需要更多更多的物资。

每天都有无数坏消息传来。

在医院排队的人，有的甚至要等七八个小时，才能拿点药回家去，一个床位几乎就是一条命。微信群里求助信息太多了。一个志愿者说她每天早上打开手机，最多时能看到一千多条求助信息。

得病而没有住上院的人，通过朋友转朋友告急。待在家里隔离的人一天一天严重，打市长热线，打120急救，打警察电话，都打不进，打电话的人太多了。

这是一种新型病毒，目前没有治疗这种病毒的特效药。

报纸和电视天天在宣传，似乎雷神山和火神山这两所医院一建好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志愿者们天天和医院打交道，这两所医院只能容纳2600人，从每天的求助信息来看，远远不够啊。所幸后来方舱医院建起来了。

汤红秋的一个同学是一家医院的护士。护士同学说她们上班一天只有一个口罩和一套防护服，一上班就要穿十个小时。有一天口罩没有了，有个护士不敢去给病人打针，受到领导训斥。那个护士坚持不住了，大哭着要辞职。她们打仗可以，但要有盔甲和子弹啊！这个消息扯动着汤红秋的心。

汤红秋和上海的朋友陈蓉共同募集到一笔资金，想买一批医用口罩给上海支援武汉的医生护士，也给她同学那个医院一批，但是等她们筹到了钱，联系上的口罩厂家却停产了，坊间消息说是因为春节工人加班工价高，并且原材料稀缺。

怎么会停产？

现在是打仗！医生护士就是战士，前面战士没有子弹，后面还有一批一批的人往上冲！这是干什么啊！汤红秋在电话里和陈蓉两个哭泣。

这个城市会不会倒下？这个城市似乎要倒下了。

陶子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崩溃的。有一天她给一个七十五岁的确诊老人在医院找床位，打了三个多小时电话，口腔都打溃疡了，还没有协调好，她一下子崩溃了，大哭起来，打电话对着汤红秋大吼：汤红秋！你为什么要把我拉到这个群啊！

志愿者郭晓在团队里负责物资对接，她的工作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她要和医院打交道，要协调其他人，有时候也亲自出门送货，充满风险。有一个志愿者司机在送医生和病人的时候感染，几天以后离开了人世。郭晓每天基本上都要忙到夜里一两点，加上每天都听到坏消息，精神接近崩溃。

那一阵子她天天失眠。一旦感染了怎么办？她当然可以撒手不干，但是我不干了这个城市还有那么多人，又怎么办？

有一天夜里，她睡不着觉，忽然想起要留遗嘱。

她一旦感染，她的父母怎么办？她问她先生。

她要先生承诺，万一她感染，他一定要赡养她父母。

先生承诺完毕，打电话给汤红秋，说，你们这些志愿者都变成神经病了啊。

城市接力

那个十一个月大的孩子被志愿者抱着在武汉市儿童医院做了核酸检测，结果要一个星期之后才知道。这一个星期孩子待在哪里？如果离开医院，谁来带孩子？孩子会不会传染别人？住在医院边打针边等结果当然安全一点，但医院提出要求，必须有一个健康人全程陪护。谁来陪？

愿意陪护孩子的志愿者找到了，小崔，一个没结婚的小姑娘，还从其他志愿者团队找了一个叫周杰的男生。两人都没带过孩子，但在这么急的情况下，只有他们顶着上了。

那就开始吧。两个新手学着带孩子，轮流倒班，一个人十二小时。

给那个即将生孩子的孕妇送防护服的事也解决了，前后用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最先发现这个需求信息的还是冯丹丹。她半夜给汤红秋打电话，最后送去的是徐斌，他在一个天很黑的夜晚从南湖的桂安社区出发，先到江夏区去拿防护服，又送到青山区的白玉山康达社区孕妇家中，来回接近一百公里。徐斌清楚记得那天的情景。孕妇的丈夫姓黄，他们的社区被封了，他是翻墙出来拿防护服的。他给徐斌打了张收条，上面写上了他的姓名电话，还写了下面三行字：“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一月二十一日晚，孕妇生产了，一个健康的女婴！

陶子说——

我们这个团队做事，大部分靠接力。没有哪个人有那么大本事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比如这个十一个月大的孩子，她的防护服是一个人送的，口罩是另一个人送的，送到儿童医院做核酸检测是一个人，带孩子又是另外两个人。有些人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帮助过的人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说你们派人送的东西收到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派，他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只知道一个微信名或网名。

这个孕妇的故事也是。冯丹丹找汤红秋，汤红秋找到我，我就在那个大群里发公告，因为我是那个群的管理员，我@了所有人，然后就搜那个孕妇的地址，把地址发出来。消息发出后，有几个人私信联系我，说要提供防护服。这个时候郭晓很细心，她提醒我说孕妇要住院，防护服要好一点的。我就问那几个志愿者，结果防护服质量不够，最后到夜里徐斌大哥才帮忙落实下来。

有一个药品接力的事最搞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要买胰岛素，他住在武汉市很远的郊区东西湖。我把信息发在群里，三十秒之后有两个人跳出来。一个说有药，另外一个人就住在附近。现在送药是大问题，城市的交通禁行了，快递只有顺丰和邮政。顺丰这么远的郊区也不送。结果呢，两个半小时以后，那个人告诉我，我们派的人把药送到了。他们两个是如何对接的？骑自行车还是什么方式？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加我微信。

这就是我们团队的特点，做事不留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是一点小事儿，是应该的。

志愿者刘启安为武昌民族路社区联系喷雾器的故事，也是一个典型的接力。刘启安的一个朋友在微信里发出需求，说他的社区紧缺一个消毒喷雾器。这个平常不起眼的东西现在成了紧俏物资，每个社区只发一个。他那个社区的喷雾器杆子坏了。

刘启安让陶子和陈蓉在群里发消息，一两天都没有人接这个活儿。

后来，刘启安让他们学校的后勤人员到乡下的农资商店去买。学校在鄂州市华容区，也全城封锁了。从乡镇买到后送到学校，没有办法送到武汉。怎么办？刘启安打电话给当地参加抗疫的书记，由书记把这个东西带到鄂州市抗疫指挥部，又请抗疫指挥部用顺路车带到武汉，在武汉由志愿者接住，再送到社区。一个小小的消毒物件，最后到达社区，经过了五次接力。

等待着那一天

志愿者小崔开始在医院里面陪护那个十一个月大的婴儿了。疫情发生之前，她是一名销售员，加入美德志愿者团队之后，她的工作是帮忙联络信息，并调配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车队。现在她和周杰轮流照顾孩子，虽然很忙乱，但也很有成就感。毕竟面对的是一个这么有朝气的小生命。

三个小时喂一次奶，用二百毫升水兑六勺四分之三的奶粉。抱着的时候婴儿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机灵的大眼睛会到处看。眼睛盯住一个地方不动时，就是要睡觉了。

孩子喜欢音乐，用手机放儿歌给她听，她会拍手！身体也会随着音乐晃动！他们用视频联系上孩子的妈妈池女士，让池女士看看孩子，池女士病情已经好转。两个没带过孩子的志愿者把孩子带得这么好，这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七天之后，医院里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这个女婴没有染上新冠肺炎。

消息传到群里，大家都乐坏了！这个孩子，真是百毒不侵啊！

城市在明显地发生着变化。

徐斌认为变化是从方舱医院建设以后，人流朝医院里潮涌的现象开始缓解，再就是全国医疗队和军队医疗队一批一批进入。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社区，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才叫封住了。

这个城市没有倒下。

他们期待的一股更大的力量——来自国家的力量已经到来，正全面铺开，全面发力。

美德志愿者的工作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募集资金和物资已经不是主要工作了，政府采购力量加大，全国大批调配以后，美德志愿者团队开始朝城市服务发力。

社区老人，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养老院这些容易被忽视遗忘的地方成了他们服务的重点。

他们把二十吨84消毒水运送到武汉的六十家养老院，用了四个志愿者车队，志愿者们全部用的是私家车。因为“封城”，酒店关门，很多滞留在武汉的人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他们给滞留在火车站附近在地下隧道里住宿的人送被子和开水，方便面和面包；在一个老社区，里面的住户年纪偏大，大多不会使用手机网上购物，“封城”之后，附近的超市都关门了，他们联系了四吨大米和蔬菜，给两百多个老人逐一发放。

正在前方帮广州的运货司机协调卸货和司机相关证明的徐斌在现场碰到戏剧性的反转，他协调好工作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一帮原本要打架吵着离开的人，又开着车返回了。

卸货现场出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流行的号子声，不知道是谁开始喊的，有人在车上扔，有人在车下接，有人在扛包，有人在码货，一片嘿哟嘿之声。

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人给徐斌点烟，说，都是志愿者，不打不相识！

徐斌被公认为整个团队最坚忍的人，他用他的沉默、定力和宽厚，陪伴团队度过一个又一个混乱而艰难的日子。每天晚上他们几个核心人员都要开视频会议，会上大家都发牢骚，他并不劝解，只是听，甚至不用安慰，发完了第二天接着干。有人在说疫情快结束了，但迟迟也不到来，大家都问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儿？他说他也不知道。

结束就是头。

他比谁都关心疫情结束。他说，武汉一直是我的城市。

陶子说，我今天跟我的一个客户说，我一直低估了我们这个城市和老百姓。我原来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但是通过这场疫情我才明白了通平凡人之间的那种力量，他们团结在一起，力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汤红秋说，我现在特别想很多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即使在外面很乱的夜市，只要大家是健康的，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赏花，只要是热闹的，只要在武汉。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0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