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言，“不学《诗》，无以言”如同“不学英语，就看不懂英语书”一样，是个现实层面的逻辑。《诗》在当时是一种现实应用的语言系统，是要“赋《诗》”应对的。诗经臆读——弁言一：《诗》在成为“经”之前是什么

先秦赋诗，与后世赋诗不同。后世是“赋诗”，是自己作一首诗；先秦是“赋《诗》”，是诵《诗三百》里的篇章。而赋《诗》，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赋《诗》以就己意，根据当下的情景和语境，使这首诗显出别的意思来，并不拘于其原意如何。

这种赋《诗》的传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并不是什么很隔膜的东西。比如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会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表达某种情绪或道理，而陆游作此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一个真实的景色境况的描述而已。人在引用这句诗的时候，赋予了它别的意义和内涵，这就是赋诗。

《左传》《国语》等典籍中记载某某赋某诗，大抵都是这样，并非他作了那首诗，而是他诵《诗》中的那一篇，断章取义，用于当下。皮锡瑞《经学通论》说：“《传》载当时君臣之赋诗，皆是断章取义，故《杜注》皆云取某句

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赋诗，《左传》所载的各种场合的赋《诗》应对自然大多是如此。然“断章取义”某诗某章，作为某种准则或格言，却也不少。

《论语》中言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并非《诗》中的一篇，而是《大雅·抑》中的两句，其句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白圭就是白玉，白玉上有斑点，还可以磨掉，人说的话却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要有差错，可没办法收回。南容反复诵读这句诗，是以此自省，要慎言。像“南容三复白圭”的这种情况，就是所谓“诗言志”最初的意思。

“诗言志”，是赋《诗》言志，这其实也是今日仍有的形式。人们大抵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弄上一段他喜欢的话或诗句，作为自己的签名，以表达自我，而旁人也从这签名内容对其人有个第一印象和判断。这种引用别的书中的句子来表达自我的形式，就是先秦的赋《诗》言志。只不过先秦典籍少，选择少，人们大多只赋《诗》言志，如今选择却多了。

后来文学进入自觉创作的阶段，诗的体式也发展完整之后，“诗言志”才逐渐转变为“作诗言志”。但同时诗歌的创作却也由“诗言志”逐渐向“诗缘情”倾斜。诗也更侧重情感的表达。作诗都注重情感的表达了，那引诗自然也不全是言志，也就有了借古人诗来表达自己情绪这一路，就是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春秋时对《诗》各种形式的应用，都是断章取义式的，这是当时之人对《诗》的普遍认知。《论语》里孔子两次称赞其弟子“可与言诗”，都是其弟子就《诗》而取义，赋予了另外的道理。所以后人称赞曰：“夫子论贫富，而子贡悟及切磋，夫子言绘事，而子夏悟及礼后，皆善于说《诗》，为夫子所许。”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先秦典籍之引《诗》，多从义理的角度进行阐发，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那实在是当时对《诗》的普遍认知，是自然而然的。

《中庸》曰：“《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直接以《诗》佐证义理，引出君子应该如何。《荀子·不苟》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曲屈信变应故也。”直接以义理阐释诗义。《大学》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这是对《诗》进一步的阐发以明义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大抵先秦典籍引《诗》，皆如此类。

《诗》成为“经”之后，儒生知有经而不知有诗，穿凿附会，为后人所诟病。但就春秋以来人对《诗》的认知应用而言，后来以“经”的方式解《诗》，倒并不突兀，而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诗》在成为“经”之前，人们也都是赋《诗》以就己意的应用，引《诗》以就义理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