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钱穆，大家最熟悉的是他的“国学大师”的名字。

钱穆

田武(1895-1990)，贾斌4，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移居香港。创立新亚书院担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在台湾去世。

人们最熟悉的传武作品是这两本——

《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但事实上，传武一生写了80多部、1700万句话，他对中国文学也颇有见解。

就在昨天，传武的《中国文学史》正式上市。这本书推出后，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节操显露出来，传武师生超越时空的友谊引起了今天学者们的反思。

第一，钱穆坪文学，杜甫比李白高

钱穆在新亚学院提供授课情景。

钱穆《中国文学史》共31章，他从《诗经》到明清长篇小说贯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个脉络，共记录了12万字。原稿出自20世纪50年代，是香港新亚书院传武的讲课记录。这本书整理了传武的学生叶龙记录，尘封时隔60年出版。

艺龙回忆说，传武说的是《中国文学史》，贾言写的是“以死人的心情死去的人”，也就是带着悲伤的心情死去的文学。以前的“死者”是指面对传武“新闻学新生，旧文学已经死了”的文学环境，充满悲伤。后者的“死者”是指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西方文明翻滚，中国传统文化更难入驻。

但是传武在悲伤的心境中说了古代文学，但个性十足，才华横溢。例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有着独特的独到见解。他对曹操的评价很高。《短歌行》的《关于酒的歌，人生几何》？比如晨露，一天辛苦很多。“他认为这是符洛娲大众的平民诗，”后来指挥诸葛亮、羽生结弦毛巾和三军，他做的《出师表》像经常和朋友说话一样学习曹操。

与其他文学史不同，更注重严谨，传武评价名家简直是活灵活现。他说：“孔子的伟大，像百货商店一样，东西是真的，很值钱。”他评论历代文人，说陶渊明的性格像老虎，那首诗更可爱。王伟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是喜欢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不仅如此，传武认为《熟人论世》是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作者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像“李，二”一样，传武认为杜甫很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融为一体，与历史有很大关系。

第二，香港讲座笔记，学生们珍藏了60年

锐龙手写的钱穆《中国文学史》

钱穆的这个讲座笔记被学生艺龙珍藏了60年。今年88岁的艺龙专门研究清代东城派，退休前是香港陵人书院院长。

《中国文学史》特邀企划、深圳记者刘留洋通过朋友认识了叶老，2014年初作为客人来到香港青衣省的叶老家，才发现战友们珍藏着当年《中国文学史》讲课的课堂笔记，搬家十多次也不可惜。

“笔记本是破旧的牛皮纸封面，像山水笔记本一样，是狭长的横行。”刘儒阳说，叶老的字整齐秀丽，和男孩写的字不太一样。他不仅因为他独唱草书，写字写得很快，而且因为他是江浙、钱社说的无锡国语，所以他百分之百能听懂。“例子告诉我，在新亚书院上学时的课堂笔记要打分。当时得了最高分。钱穆后来做了各种演讲，经常让他帮忙整理文字。”刘留洋说。

1990年7月30日，田武和艺龙在台北小西楼合影。拍这张照片不到一个月，传武就去世了。

刘留洋听艺龙回忆。在新亚书院，传武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两次，一次是从1955年秋天到1956年夏天，一次是从1958年到1959年。每次讲课都是一个年级。从中国文学的起源到一直清末章回小说，自己都有了完整的体系。但是随着时局的动摇，传武始终没能把稿子整理成书。

但是艺龙很幸运地保存了这些演讲，保存了很多关于恩师的记忆。钱社是校长，但绝对不讲课。

不马虎，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每次来上课，必带一叠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就算讲同一门课，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叶龙说，钱穆会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最新发现、最新思考添加进来。“有的教师一本讲义用一生，退休以后再出版。钱先生不会，他不停地备课，很用心。”

三、大师有疏误，老编审来挑错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讲稿此后在《深圳商报》进行了连载，“叶老是个老派文人，活在过去时代，有作品发表，他也认为第一时间应该给纸媒。”刘悠扬说。连载进行了约50期，每期一千多字，总共发表了书稿的一半左右，这对叶龙来说如同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

其间，叶老又获意外之喜。华夏盛轩图书副总编辑张万文回忆道，2014年3月底，他陪作家阿来到广州领奖，后来参加一个朋友饭局，席间得知《深圳商报》正在连载钱穆的《中国文学史》，立刻决定要出这本书，“太好了，我们要马上联系叶先生。”

张万文打通了叶龙的电话，老先生听说出版意向后，特别激动。叶龙随后分三批交付整理稿，稿纸誊写，繁体竖排，全是他一笔一画写的。书稿整理、校订历时一年多，几位老编审、学者更被请来给钱穆挑错。

胡双宝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编审，今年84岁。“钱先生对于所讲的问题烂熟于心，但难免临时有一些疏误。”他说，而且记录人的记录、按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第八篇 楚辞（上）》，里面讲“二南”时，提到陈国的位置。原稿写的是“桐柏山的东南方即陈国”。胡双宝审稿后提出位置有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并给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证，还亲自为这一条做了注释。

【学界观点】

个性化文学史，如今难再现

《中国文学史》个性十足，让今天的学者感叹这样的文学史已难再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自作主张”的文学史。“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中国文学史》简单的寥寥数语，详尽的则细细考论，对均衡不甚讲究。“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漏记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衡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他认为，但笔录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

在学界看来，该书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更是直言不讳，现如今，满目都是正襟危坐的文学史，这种有个性的文学史倒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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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路艳霞

本期编辑：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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