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繁的争吵最近已经没有提起，作为公共话题讨论的现象也基本消失了。这是好事，是专门的话题，不适合普通民众讨论，只会增加口水。

国家可以用繁体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古籍整理和研究、书法艺术等复印、学校整理、学术专著。

只要复印好，简当然没什么问题。因为有纠正的例子，所以纠正、错误也相对较少。学术专著容易出问题。因为很多大陆的新名词，繁体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很苦恼。比如古代人名，因为有可以作证的字，所以很容易推测：赵云字用、云宗用，所以繁体字一定要写成赵云。现代人名很麻烦。我知道是李云龙。叫尹迪李是要用繁体字写云彩还是云？

而且考虑到输入法的问题，一般学者往往先写简体文，然后点击繁简转换。简单的转换非常容易出错。古籍中不统一为字本，而要保留志、俗、别字、这种异体字中的哪一个，该改哪一个，古人到底用了什么字，要验证原文。从繁体到简体，失误少。从简体换成繁体，错误很快就会加倍。特别是在官方刊物上。

我来说说具体的事例。

一、一对多问题

例如：

1.女，用姓氏的时候要用剩下的，“多余”的意思要用剩下的。(注《通用规范汉字表》基于不恢复一个繁体字的原则，不收录名为“余”的类推简化字“余”，但《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认为“余”也是省之一，保持不变。)。

2.云代表话语的意义时会形成云。例如“字叫诗云”，“云”的意思是要写云。

3.据悉，“小气”一词是根据(音评)，“根据”、“听”等意思的时候是根据(巨星)写的。

4.在表达采集、“精神、表情”的意思时进行着色，在表达提取、收集、选择等意思时进行着色。

5.在“系”、“系统”、“中文系”等词中表示“是”的意思时，在表示“联系”、“捆绑”等意思时，是系统。

..

其中不少字属于古今字关系，古代字少，后世为了正确表达意思，以旁边为其他字，分担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些东西一直沿用到现在。例如，字点燃后，字加上土，分化成国外，字转换可以说是横向分开，令人高兴。有些后人经常混用，在汉字简化时合并。比如采集、阅读、梁、背、彩、读、梁、白字重新整合。

这样纵向看，简化字相当于两个以上的繁体字，转换后的手稿特别容易出错，只能仔细区分意思。

二、转账者问题

对异体字的定义不太统一，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严格地说，两个字的所有义项都是一样的，称为异体字。但是这种字比较少，通常避免写作习惯或笔误，例如“才子”等词。

再转账者

其来源大部分是俗人、非别者和隶书精子。

书法要避免重复，同一个词在同一个作品中再次出现时要有适当的变化(典型的是《兰亭序》的“”字)。传承，前人创新的写法，后人总是继承。像承德避暑山庄、杭州西湖的“华恒官话”这样的康熙祭祀、导游经常说康熙帝写了错别字。“躲避”者写了很多横。“鱼”字少了点，还有什么深意。事实上，只是用了异体字。

等字通常在整理文稿时改正，《敦煌变文校注》等，因为重点保存了其中的速写，所以不惜大量排版者，学界对此也有批评说，整理的目的是让今天的人们使用，不需要大量保存异体字。复印是最好的保存方法。

有些字的意思不完全一样。大陆简化的时候也用作异体字(后来部分调整)，古籍整理的时候想改的话有点麻烦。比如闲散和闲散都是闲散的繁体字，现代以闲散为正，把闲散当成别的，但是，

像《墨子閒诂》就不能写成《墨子闲诂》，要写成《墨子间诂》。还有，古人名号中常用“彊”字（如上彊村民、冒辟彊），按说此为“强”的异体，但一般并不改为“强”（因为彊还是疆字的古字）。

出版界的惯例是，宋代之前图书异体字保留从宽，之后的从严；严肃的经史图书从宽、通俗小说戏曲图书从严；文字学类著作从宽，其他类从严。从宽者尽量保留，从严者则要规范改掉，所以对异体字掌握的不同，不同的社、不同的编辑之间有差异，甚至同一种丛书中也会有不同。

三、港台标准与大陆标准差异问题

这里不谈镭射-激光、网路-网络、讯息-信息等词语差别（在word转换时可勾选，不转换词语，问题基本可以解决），只举“著”与“着”的例子。

台湾在审字时，认为“着”字为“著”的俗体字（其实就是把草字头写成两点一横而已，在行草书中很常见）而不收入BIG5码中，所以简体文稿转为繁体时，“着”字一律变成了“著”。繁体转简体时，著又一律转为着，造成“某某著”变成“某某着”的情形。

大陆标准是两字并收的，同为规范字，不过二者在个别义项上有通用。所以在规范出版物中，一般将著（“著作”等义时除外、引文除外）改为着。

四、新旧字形问题

这个也是个麻烦的事，各词典间标准也不一致，不过一般以《现代汉语词典》附录字例为准，常见的如：

呂-吕、宮-宫、說-説、溫-温、蘊-藴、顏-顔、產-産、錄-録、綠-緑、內-内、倂-併、為-爲

比较容易忽略的是頽-頹，一个从几，一个从儿，字形差异极小。当然，也有个别出版社不做此项工作，作者交来文稿字形什么样，就出版成什么样。这种大多不是专业古籍类出版社的做法。

五、人名、书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常见的比较容易判断，如陆游繁体为陸游而非陸遊，武松繁体不变而非武鬆，浙江天台不写成天臺，等等。

有时要根据意义判断。比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是写成白朴还是白樸呢?查其字为太素，樸与素意义相同，所以可以断定当为白樸。

名人容易，非名人只能推测，最可靠的还是勤查资料。前几天校一部书稿，稿中提到方孝岳先生，此“岳”字到底是应该保留原字呢还是要改成“嶽”呢?

查了旧书网，有河南人民出版社所印行的《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民国专题史丛书之一），上面写成“嶽”。

心想，毕竟非专业古籍社，再查中华书局图书：

上面明白地写成“岳”。但还是不放心，毕竟是排印本，直到看到了这一本：

有方先生亲笔签名，这才放心地认定“岳”是对的，不可改为“嶽”。

总之，在大陆环境下，编校繁体书稿是比较费事的，要反复核对引文，对于现代叙述语句，更要仔细查字典确定义项用法了。

还是那句话，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