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0期，原文标题《<金都>：关于自由的探讨》，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记者/张月寒

《金都》讲述了自由的主题

一座破败的香港商场，一个适婚年龄的女性，《金都》讲述的自由是很多层面的，选择和束缚，拥有和放弃，影片切入点小而精准，反而更引人思索。

身份自由

故事的缘起是香港女孩阿芳，决定和交往7年的男友爱德华结婚，却发现自己是已婚身份。10年前为了从家里搬出来，她通过中介和内地人杨树伟假结婚，获得了一笔钱。中介失踪，她糊里糊涂也没再管这件事，离婚也一直未办。巧的是，有一日，她和杨树伟在金都商场重逢，影片关于自由的主题由此引出。

杨树伟申请香港身份证，并不是为了留在香港，而是想达到一种人生的不设限。他向往的是另一个异国，觉得那里空气都是自由的，而一纸香港身份证可以让他实现全球位移、人生无限可能。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写道，人会容易囿于习惯和普遍观念中，对财产和熟悉的场景产生一种狭隘的眷恋，“仿佛我们每个人分泌出一种壳，它会慢慢变硬并囚禁我们”。

杨树伟的出现，就像捅破了什么，让阿芳意识到，她正蜷缩在这样一种壳中，白白浪费了前者苦苦追求的身份证。即便身处所谓的自由之地，阿芳为什么没有好好利用这种“自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为什么她还是时常觉得被束缚、脱不开身？

经济压力、社会凡俗、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的多方制约，造就了阿芳的不自由。但影片告诉我们，即便重重制约，一切仍然有“选择”的可能。纵使绝对自由无法达到（绝对自由在这世界上也许根本不存在），但人总可以做些什么，达到相对自由。

这部电影是黄绮琳的处女作。黄绮琳是之前两部热门港剧《叹息桥》《马嘉烈与大卫·绿豆》的编剧，这两部港剧很受好评，被认为是近年来港剧的一个小高峰，制作精良，叙事和画面上有新的尝试。黄绮琳在这两部里塑造的复杂而真实的“港女”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作为电影处女作，《金都》的成绩很好，一举斩获了金像奖的最佳新导演奖，以及第14届亚洲电影大奖。总有人说近年来香港电影冷淡凋敝，但《金都》似乎代表了香港年轻一代导演探索港片的新可能。

影片通过阿芳的故事，刻画了香港都市青年面临的集体困境，但既不拿困境作借口，也不一味地发牢骚，只静静地把困境摆出来。相比于其他观点激烈的作品，《金都》更像是导演和观众一起思索问题的答案。

影片里，杨树伟和阿芳一明一暗，作为两种自由叙事的对照。杨树伟明着宣告追寻自由，但结局却是因女朋友怀孕，放弃香港身份证，安心留在内地，结婚生子。阿芳是暗处的，但她小小的挣扎、一点点的挣脱，似乎才是离现实更近的自由的可能。

影片中很多情节都具有象征意味。阿芳关掉了手机的定位服务，使时刻都要知晓自己一举一动的男友再也联系不上自己。阿芳终于下单买了自己心仪但却没有地方放的餐桌，不再管男友的家放不放得下。影片结尾，她穿上了开头男友并不赞许的那套衣服。这些改变看似微小，但代表了主角的一种觉醒。就像萨特所说，觉醒的人，既不是在咖啡馆和公园盯着东西看的罗冈丹（《恶心》里的一个人物），也不是像汤姆·索亚粉刷篱笆一样假装快乐地把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他是一个有目的地去做事，而且对所做之事的意义充满信心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金都》并不是说主角关掉定位、买了餐桌，就一定能实现自由，真正重要的是，她“有目的”了，这才是一切的起点。

婚姻自由

这部作品对婚姻的态度，从它的海报上就可看出一二。大大的繁体字，乍一看是“囍”，仔细一看，却发现是由四个“苦”拼成。女主角身着大红的喜庆衣服，表情却是落寞的，身后的一片背景也是苍白的。

阿芳和爱德华的感情，看似稳定，但影片却用渐强的节奏，一点一点堆积，最终发现，她已经嫌弃了很久了。那些嫌弃细碎而真实。刚开头，阿芳穿了一件领口比较大的衣服，内衣的肩带不时露出来。短短一段路，爱德华好几次帮她把领子拉严实。爱德华从英国留学回来，学电影，却又满足于在香港一间旧商场的摄影工作室做那种婚礼一条龙服务的摄影师。同居，上洗手间不关门，剪完指甲的指甲刀连盖子都懒得合上，随手乱扔。阿芳本就是那种温吞又憋的性子，于是一切隐忍不说，最终，积聚、积聚，产生心理上大的叛逃。

如果你说她仅仅是因为这些小细节而不想结婚，则显然不是。阿芳不想结婚，更多是对婚姻这件事本身有了怀疑。婚姻是这个社会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但却很少有人反思这个规则。有些人即使有疑虑，但终究抵不过世俗的声音，结了婚，入了彀，过着并不开心的一生。

这种被淹没感，“金都商场”的烘托功不可没。这座商场在香港真实存在，主打平价婚庆服务。在那里，所有幸福似乎都是能被承包的。你结婚吗？这里有最便宜的婚纱，最实惠的摄影。你需要礼服吗？这里从婆婆到媳妇穿的礼服，应有尽有，价格亲民。150多间的婚礼服务商铺，保证了婚礼上你所能想到的一切，这里都有。但金都商场却无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结婚，真的能保证一个人幸福吗？

每日处在这样一个婚庆文化氛围中的阿芳，被杨树伟唤起了对自由的思考后，也渐渐质疑，自己和爱德华结婚，是必须吗？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吗？结婚，究竟是否是一个女人一生中必须去完成的一件事？

导演黄绮琳在采访中坦言，她希望拍一部让人们“看完后就想离婚”的电影，但自己看完成片后也觉得这一目的没有达到，“没有很锋利，比较柔”。

影片最后，阿芳蹲在地上，问来港采购奶粉的杨树伟：“你决定结婚了，那么，你不要自由了吗？”

杨树伟反问：“不结婚，就自由了吗？”

《金都》虽然没有告诉我们，阿芳究竟要去哪儿，但至少告诉我们，阿芳不要去哪儿。她从爱德华家出走的一瞬间，其实就是一种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