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各种鲁迅形象。(图片/周接)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兆生说，他于1986年从南京大学世界文学系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从那时起，他就没有停止过鲁迅的研究。到现在已经35年了。

据他说：“当时对鲁迅不熟悉。”所以刚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时候，他从早教研究院开始，在实验室编写刊物，附带跟着学习。

刚到馆的那几年正是社会思想活跃的时候，90年代初学术文化有些沉寂，当时人们都很享受去南方，包括一些高校的教师，开始去广州、深圳等地做生意。就是人们常说的“年”。

黄兆生倒没打算下海，只是除了读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也能读。他认为了解鲁迅的家庭关系很重要。黄兆生试图澄清鲁迅身边的人物。——他和萧红、萧军有什么关系？胡风，和秋白是什么关系？黄兆生通过实际研究逐渐描绘出鲁迅的更多背景，本来只是一个鲁迅形象，研究结果显示他周围是一群人。

周作人的结局不太好，但他在鲁迅的成长过程中，包括鲁迅生平资料的补充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黄巧生说。

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10多年对鲁迅的研究，黄兆生参与编辑了《回望鲁迅》 (22卷)、《回望周作人》 (8卷)、关于周氏三兄弟的《度尽劫波》。

黄兆生的作品《度尽劫波》是他进行研究的起点。21世纪初，学术研究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近50岁的黄兆生在经过30年的潜心研究后皱了皱眉头。他在整理资料的同时，把鲁迅及其同时代的感想和认识写在了书上。比如黄兆生写的《八道湾11号》这本书，因为八道湾是《阿Q正传》的创作地，也是周氏三兄弟共同生活的居所。

“如果拆除、变成平地或建造高层建筑，读者将再也看不到与文化和地理相关的这种景象。即使收集资料，写一本书也很好。黄巧生说。

鲁迅是多方面的

在黄兆生眼中，鲁迅不仅是横美冷对的形象，他更是复杂而多方面的。鲁迅是一位简明、明快、“严正”的文学家，不是通俗的作家，不是张爱玲，不是张翰，也不是老舍、郭沫若。作为文人中的斗士，鲁迅的文章自己光明正大。

鲁迅的立场很高，他的胸怀和抱负高于普通人，文章中有风华雪月、景庆、我、我，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有点干燥，但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前起伏不定的国民，心中的怨恨和忧郁都在鲁迅的文章中表现出来。

尽管阴郁、疑问和讽刺，但这种感情是正当的。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展现出耿直的一面和强硬的一面是宝贵的。

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文章，鲁迅恰好出现了，他的文章也成为时代的征兆，与郭沫若、张爱玲等相比，鲁迅的文章更成为主流。

“这种主流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反映了儒家的担当、理学的正气，结合了西方的人道主义。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仅是文化的主流，也是我们中国文明的主流。”黄巧生说。

这些年来，在描绘鲁迅多方面形象的过程中，黄兆生对鲁迅的家书和照片进行了大量研究后，写了《鲁迅家书》 《鲁迅像传》等书。

“现在鲁迅慈祥、慈爱、温和的一面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甚至太充分了，吸引鲁迅进入另一个极端的——，这是小事、家人、八卦之类的。这样做不好。以严正为主，辅佐温情的形象是正确的。”黄巧生说。

严正不等于“强强”。有人认为鲁迅喜欢吵架，说奇怪的话，但从鲁迅的家书来看，家族中的鲁迅是集情趣、幽默、严肃和温情于一身的人。例如，当他和母亲说话时，他并不严重，反而让母亲明白自己的委屈和无奈。在《两地书》中，这位文学大师脱掉了华丽的外衣，回到了现实中的普通男人。

黄兆生说：“我们对照片的研究也能窥见鲁迅穿的变化。”“在日本可以窥见西装或和服。”回到中国后反而是长袍马褂。

鲁迅给人的感觉是不改边幅，不注意衣服。但事实上，他的品位很高，应该可以自己设计类似中山装的衣服。而且，有一个例证——萧红在书中写道。有一次第一次见到鲁迅时，鲁迅指出，那天服装不太协调，颜色不合适，需要改正。鲁迅还有一件特别的便装，就是许光平给他织的毛衣，他穿着这件毛衣拍照。我认为这是一张充满现代家庭生活情感和爱情象征性的照片。”。

黄兆生还讲了他为鲁迅展览选择照片的有趣故事。改革开放前，黄兆生选择鲁迅50多岁时最坚强的照片作为标准形象。因为这很稳定。改革开放后，黄兆生希望通过照片恢复鲁迅的鲜活，于是换成了鲁迅53岁微笑的照片。

黄超生策展的时候，偶尔抽出那件毛衣的照片，结果观众们说：“这么严肃的博物馆、展览，怎么能写出这样的照片呢？”的反应。"对此，黄兆生哈哈大笑地说。"这就是鲁迅的另一面。" "

黄兆生认为鲁迅的形象应该有多方面的——

“他远没有我们现在描述的那么严肃、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在我眼中，他是一个鲜活的鲁迅，也是一个诗意的鲁迅。”黄乔生说。

北京鲁迅博物馆，也是鲁迅的旧居。（图/ 视觉中国）

坚守还是死板？

黄乔生将一生奉献给了研究鲁迅的事业。“有人认为这是坚守，也有人认为这是死板。但我认为，这都不重要。有人在外面东跑西跑看世界有所得，而我坐在这里，也有所得，我看得很近，但是很深。人生总是充满遗憾，但是也有很多选择。”

他认为，鲁迅也一直在选择，而恰好是选择成就了他的人生。

黄乔生表示，从成为研究员那天开始，他的“文化场域”就固定了，每天两点一线，从家到博物馆，再从博物馆到家，较少的社会交往，换来的是他能对鲁迅有一个从头到尾的、比较系统的认识。

黄乔生认为，鲁迅是个文化巨人，社会地位高，牵涉面也很广；作为研究者，黄乔生自觉所认识的远远不够。“我实际上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从单一到繁复，从鲁迅的个人到他的群体、时代文化氛围，再到如今聚焦鲁迅、重返简单的过程。” 黄乔生说。

今年，为纪念鲁迅诞生140周年、逝世85周年，以“鲁迅的道路”为主题的“鲁迅生平陈列”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

作为策展人的黄乔生，特别为展厅添加了暖色调——比如，刚进展厅，一幅野草丛生的巨幅画像中，一条路蜿蜒曲折伸向远方，这与鲁迅曾说过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十分切合。策展团队的设想原本是荒凉感，但是黄乔生希望能给人一种力量，于是添加了大量的蓝黄色调，整个画面壮阔豪迈但不乏生气。

鲁迅生平陈列馆，就是一个回归简约的过程。黄乔生认为，所谓的原点，就是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或者说是一位诗人，代表着文学中最高的层级。

整个“鲁迅生平陈列”展览都以诗句作为线索，串联鲁迅的整个生平，摒弃了以往“新文化运动”“整理古籍”，或者“左翼活动”等标题，采用诗句和地点的形式，凸显鲁迅作为一位文学巨匠的形象。

“尽管鲁迅的诗很少，但是写诗少不代表他不是诗人。他的《杂感》简短又准确，不就是语言的精华吗？只要汉字一直存在，鲁迅的文本将会一直在汉语课本中出现。”黄乔生说。

黄乔生研究鲁迅的著作从不故作高深，也没有那么晦涩难懂。对此，黄乔生回应道：“研究鲁迅就像酿酒，放置的时间一长，酒的辣味就变成了香味，喝起来柔绵可口，大家就更爱喝了。”

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展示的鲁迅家庭照。（图/ 周叠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