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公用

“在我茫然的心里，悲伤的不是已经枯萎，而是我已经把那转瞬即逝的痕迹埋在染红的日子里。见《电影评介》 1990年第5期，第9页)

1988年春天，已经声名远播的青年演员吕晶在日记中写下了像诗一样有些悲切的文章。产生这种复杂的心情是因为当时她主演的，著名导演林农执导的电影《孔府秘事》在经过事先时事好评的情况下，遇到了银幕外的“横向干预”，下令“封锁”，暂停上映。这次本可以成为旅程演艺生涯的闪亮场面，但以另一种方式颠倒了她的人生轨迹，让世事变幻无常。 从那以后，李靖逐渐从舞台前退到舞台后，慢慢远离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试图追求她的踪迹时所能得到的只是不完美的部分。

《孔府秘事》海报

那么，《孔府秘事》讲什么故事呢？为什么会成为有“问题”的电影？那流产的原因是什么？时间过去了30多年，当年参与拍摄的亲历者和后来的电影资料整理者都没有人故意谈论这部电影的命运。(电影)好像拍摄过，后来被封了，仅此而已。历史的细节被历史的结果所掩盖，浮躁无知。

在电影史的写作中，《孔府秘事》成为继民国初年孔子第76代嫡孙、连成功孔令宏易(1892-1919)、裴度、侧室王某之后继续学习的“历史题材的悲剧电影”，这部电影是“通过很多人物的活动，鲜为人知的学习内宅生活”

因为是历史制裁，所以必须有历史依据。事实上，早在1984年底，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工作室和前卫艺术中心准备拍摄这部电影时，就将推出《中国封建社会称之为“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学习的真相秘史》(《中国百年艺术影片》 1984年12月12月3日)。为此，制作组亲自进行了学习、孔庙、孔林外景拍摄，大众演员也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为学习服务的官员，道具、服装都来自部长旧物。“真实性”可以说是贯穿《光明日报》的核心原则，也是电影对外宣传时引人注目的名片。

这种“极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坚决支持这位电影作家的人是孔子第77代直孙女孔德慕和她的女儿古兰经。孔德茂1917年出生于学习，出狱前17年在家内生后，与历史学家KMAC INYUA KKLALFAN结婚，移居北京太宗寺街。对过去学习中的这段生活经历，功德深藏在心里，时时忘记或忘记。特别是1979年夏天，她应地方政府的邀请，与古兰经一起回到了离别数十年的故乡曲阜，政府特地为她修复了新的学习花园。看事物、思考人、感怀往事这次回访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一本书的出现，即《孔府秘事》。此后接连发生的《孔府内宅轶事》电影《风波》、孔氏家族《争敌说》传闻等诸多事件都与书密切相关。因此，这也是一个书、影子和人混杂在一起的曲折故事。

《孔府秘事》

《孔府内宅轶事》里的文章是1981年1月《内部发行》的《孔府内宅轶事》第13辑，作者署名孔德慕。这篇文章主要描述了孔德慕和同母的姐妹德治、弟弟德成(1920-2008年)的童年，大部分是直接听到的往事，但混杂着从风传中得到的确切内容。次年3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单行本。书约有11万字，结构、篇幅比以前的版本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扩大，特别加上了能吸引人的副标题——《孔子后裔的回忆》，希望向人们展示其叙述内容的真实性。根据古兰经写的《后期》，这本书是根据莫孔德母的《回忆口述》来“整理”的，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学习文件，采访了很多学习老人，努力“尊重历史，反映历史的真相”。出版前夕，《孔府内宅轶事》杂志(1982年第一期)以序言的形式作了简要评论。

从严格的口述史学规范来看，孔德慕和古兰经母女没有明确区分他们在《读书》文本生成过程中分担的角色，也没有留下今天人们可以调查的音频资料或采访记录，甚至模糊了适当的版权概念，通过这种“合作”产生的口述回忆同时吸引了广大读者的视线。代表着弱势、可怜、道氏的欺凌和虐待，在生下“小圣人”孔德成后不久去世，进一步增加了命运的悲剧色彩。

。基于这种阶级对立式的先入理解，该书首次向外界详细披露了陶氏“毒杀”王氏、强收他人子嗣、专断孔府大权等诸多“历史细节”。由于孔德懋身份特殊，况且是揭秘府内生活暗面，使得这些说法甫一出现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被当作理解民国初年孔府内部森严礼教和权术斗争的“历史事实”，甚至渗透到了学术研究领域，形塑起新的大众认知与历史记忆。

脱胎于《孔府内宅轶事》的电影剧本《孔府秘事》，最初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的《大众文学》，由孔德懋和柯兰联合署名。究其编创初衷，正如孔德懋在剧中所言：“母亲是被人毒死的……瞑目追忆，如在眼前，怎不让人心碎？为了缅怀我那善良的母亲，我和女儿柯兰，在孔府新居内，编写了这个剧本《孔府秘事》。”除了“序幕”和“尾声”，剧本主体分为上、下两集，聚焦的正是孔德成出生前后那段敏感、不安的时期。剧中贯穿着两条主要线索：一是孔府继嗣。衍圣公孔令贻年近半百尚无男嗣，孔氏近支后裔纷至沓来争立承继之权；令贻去世之前，方知侧室王氏已有身孕，留下生男悬念；遗腹子孔德成顺利出生，袭爵衍圣公。二是王氏之死。先期通过一些生动事例，展现王氏性情温柔与心地善良，反衬陶氏之严苛残忍；王氏产下德成之初，陶氏佯作体贴关怀，实则阴施毒计；王氏之死一度引起族人猜疑，却也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最后是陶氏独掌孔府大权。当然，这两条线索彼此常有交错和叠加，共同构成一套紧凑而完整的叙事。

单从剧本编写和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孔府秘事》堪称一次成功尝试，尤其将素以神秘著称、不为外界所见的孔府内宅景象搬上荧屏，确属“突破千年历史禁区”。黎静（饰演王氏）等演创人员对角色的用心体悟和细腻拿捏，也使影片的情感意蕴得以充分表达。看过剧本或试片的观众，想必会对其中的多重“反差”留下深刻印象：比如，陶氏之暴虐与王氏之柔弱；又如，家族近支争立继嗣之时，人皆声言为公，却又各怀私心；再如，孔府表面上宣扬的礼仪仁爱与实际里上演的尔虞我诈，等等。这些迭次紧绷的戏剧冲突场景，恰恰构成了对旧式家族生活的巨大反讽。借由这样的批判性呈现，孔德懋也抒发了对早亡生母的无限惋惜和深切追念。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通常被视为历史剧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周而复与钱锺书论历史小说创作时亦说：“重大事件应符合史实，但若干细节中人物与事件、时间、地点等，无需完全本诸史实，如曾发生者或可能发生者，即放手撰写，不必拘于史实也。”（《人民日报》1998年7月24日）易言之，一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恰恰可能映衬出真实的人物性格，足见“虚”“实”并非拒斥难容，一如“艺术”和“真实”可以同时用来评价同一部历史剧作。然而问题在于，怎样划定“虚”“实”之间的界限？多大程度上的“虚”是被允许的？

在形成《孔府秘事》剧本之前，《孔府内宅轶事》就已经随着它的热销而引起一些争议，尤其对书中为何如此着墨挞伐陶氏、自曝府内丑闻，众多孔氏近支后裔颇感错愕与不解。而最值得关注的反映，则来自远在海峡对岸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懋的胞弟孔德成。有资料显示，孔德成第一时间通过香港《大成》杂志了解到了孔德懋书中观点，尤其所云自己生母王氏系被继母陶氏“毒杀”一说，令他很感难过，多日不欢不语。作为回应，孔德成于1982年5月15日撰就《吾家大事》一文，寄交《大成》杂志发表。该文重点表达出三层意思：其一，王氏产下孔德成后十七天骤逝，病因系“产褥热”，属正常亡故；其二，陶氏在孔令贻早逝、孔德成年幼的岁月里，对孔府平稳运转起到了中坚作用；其三，陶氏严格培养了孔德成及其两位姐姐，确保他们没有因时局动荡而荒废学业。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条分缕析，列以确据，展现出的陶氏形象和王氏死因，均构成了对《孔府内宅轶事》的极大“反转”。

不过，受当时信息阻滞等客观条件所限，孔德成的表态非但没有被大量内地读者所闻见，甚至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影响到其胞姐孔德懋。最直接的表现是，接下来十余年间，《孔府内宅轶事》一再重印，并被译成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台北几家出版社也相继推出繁体字本（聚珍书屋出版社1984年版、千华出版公司1989年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却都是一仍其旧，延续“陶氏毒杀王氏”等观点。这便不难理解，作为专门呈现这些场景的《孔府秘事》剧本，同样会遵循书里说法，且为了表演需要而作进一步夸张处理。

根据相关报道和访谈，我们可以梳理出《孔府秘事》从孕育到流产的大致时间脉络。1984年11月，影片开机拍摄，次年7月基本杀青，预计10月份和观众见面；1985年12月，中央广电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决定“将该片封存，不得对外组织放映”。后经摄制单位与孔德懋向有关部门申诉和拉锯谈判，于1987年11月重获上映许可，日期定于次年4月。1988年3月底公映前夕，《孔府秘事》再次被紧急下线，“暂缓发行”。这也成了它的最终命运。

1988年9月，张文奇在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三期发表了《〈孔府秘事〉的风波》一文，胪列参与此事的有关要员和人事纠葛，或有可靠信息来源。最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何以这样一部影片，会遭受这么多的波折，更何况影片原著《孔府内宅轶事》一书已流传多年，影片只是把它形象化而已。其原因何在？”在张文奇看来，问题根源或可追溯到孔氏族人“嫡系之争”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社会上对孔子思想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孔氏嫡系和近支后裔重新受到人们瞩目。《孔府内宅轶事》风行海内外，强化了孔德懋作为“大陆唯一孔子嫡裔”的身份标签。从1983年起，她连续三次受邀参加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与此同时，来自孔府“八府”的孔令朋（已故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孔令仁（已故山东大学教授）兄妹，也因系孔氏近支后裔，同样多次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被赋予对外交流和文化统战的重要使命。既为同根，今又并重于世，两支孔氏后裔之间的关系难免让人觉得微妙，诸种围绕“争嫡”的传闻也由此滋生。比如，张文奇前文坚主孔令朋、孔令仁等人阻挠《孔府秘事》上映，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将孔府内宅的事公诸于社会，使他们在‘嫡系之争’上失去浑水摸鱼的机会”。

这一论断不乏臆测和夸张成分，毕竟孔氏各支脉络均有族谱可查，乃是不争事实。另外，在很多个公私场合，孔令朋的自我定位均是“孔子嫡系近支第七十六代孙”，并宣称“对孔族来说，孔德成是全族的总代表，我只是大陆孔族嫡系近支的一员”（孔令朋：《今生今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317页）。“争嫡”云云，本无实据。但《孔府秘事》影片之所以遭到封存禁映，又的确与孔令朋、孔令仁兄妹的活动直接相关。

据孔令朋回忆，1985年《孔府秘事》拍成后，拟首在香港公映，“我既忝为孔裔，面对这被称为‘历史地、真实地、艺术地再现神秘孔府内宅生活’的荒谬影片，实难缄默”。出于“尊重孔府地位，维护孔族声誉”的考量，他以孔德成所撰《吾家大事》为根据，对片中内容逐项批驳，力证其非，“详细陈说如任其公映将在海内外造成影响之恶劣，丧失举世华胄对大陆当局之信任，必以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如不支持纵容则任何影片无法制成，而实际是制作者置中央及省委劝谕于不顾”。本来，《孔府秘事》所揭“家丑”与孔令朋所在的“八府”并无关联，但其中捏造衍圣公孔令贻逝后全族蜂拥阴谋袭位和“陶氏毒杀王氏”两节，会使不明真相者以为确有其事，“如果我不据理声辩，力斥其妄，这些丑闻必将成为孔族陋恶的信史”。为此，他上书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转呈中央；又与二妹令仁向山东省委领导面陈意见，其结果便是前述广电部下令将影片紧急叫停，封存不演（《今生今世》，327-328页）。

至此应当了然，《孔府秘事》遭遇禁映主要受了孔氏近支成员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但出发点并非借此“争嫡”，而是不满于片中歪曲历史事实，呈现家族丑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曾说：“自我当了副部长以来，没有一部电影片是因为受到上级单位的干预而枪毙、搁浅的，但横向的干预实在太多了。”他紧接着举了一个例子，正是刚刚被禁映的《孔府秘事》，认为“尽管整部影片是歌颂性的，但孔子后裔中仍然有人反对”，就是因为自动对号入座者太多了，使得电影工作者无所适从（《电影评介》1988年第十二期，29页）。

不少人对《孔府秘事》的遭遇怀有惋惜和同情之感。一位叫胡北仿的观众，当时公开发表了一首题为《影坛怪事》的打油诗，诗中有句：“《孔府秘事》一百多万元，就因某部长一个指示：有损孔家后裔的名声呀。至今还不能公开问世。”因此，他疾呼“迅速排除这些拦路虎，赶快踢开这些绊脚石”（《电影评介》1989年第八期，20页）。应孔德懋之邀担任该剧历史顾问的董一博，对剧中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始终保持肯定态度，指出要借着批评孔府封建生活，帮助人们认识封建制度，不应把写孔府视作禁区（《中国政协报》1987年12月15日）。还有观察者说，《孔府秘事》“暂缓发行”事件，证明了“孔夫子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难怪有的人一听见要反封建就皱眉头”（牧惠：《读完写下》，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5页）。

如果说“横向干预”是决定《孔府秘事》命运的显见力量，此事背后所牵涉出的历史剧作真实与虚构之别、内在定位与外在表现之错位，恐怕才是惹得相关“风波”的深层症结。因为从编创到拍摄，《孔府秘事》始终都在标称它的“真实”特性，但很多所谓“真实”仅是建立于作者的个人回忆之上，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事后认知成分。再经过后来的艺术加工与虚构处理，可能就愈加偏离了历史本相。对观众尤其孔氏近支后裔而言，面对这样一部以“真实”立足的历史剧作，自然有理由去核验里面的情节真伪，甚至从学术层面展开考据和辨正。试想一下，倘若剧中注明“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可能会省去诸多不必要的误会与纷争，那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折故事了。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