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最早的时候在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时候，因为我爱人也是画画的，我们一起画了一对小鸟在风雪里边。那幅画我现在还留着。后来我们一直画鸟，风景在不断的变化，有的时候风景变得很灿烂，这跟时代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也有很大的关系。

Q：在80岁这样的年纪，您还能有许多新的人生感悟，是因为您个人有探索精神，还是因为时下社会变得太快？

冯骥才：80年代初的时候，从一个封闭的比较艰辛的时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我那时候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一年写几十万字。实在扛不住了，忽然重病一场。

在大病的时候，我的前一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严文井先生，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里边有一句话，他说冯骥才一定要活得久，你只有活得久，你对人、对人生的理解会才会更深透。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人生、对命运，对人、对很多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只有你活长了，你把生活的各个面都看了，包括你同时代人的命运，你也跟他共同经历了，你自己的命运经历也太多了，这样你对于生活、对人生的感受才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会更丰富，也可能更深刻。

Q：您祖籍是浙江宁波慈城，1942年出生在天津，童年时居住在英租界大理道，家中有六兄妹。从家族这方面来说，您认为您父母的哪些教导让您终身受益？

冯骥才：我母亲是山东济宁人，济宁这个地方是又文又武，文的方面，是孟子和孔子的故乡；武的方面，水泊梁山在我母亲的家乡，武松鲁智深当年都活跃在母亲的老家。我父亲家从唐代以来就在宁波，世代都是文人或者为官，到现在还有很多家族的遗迹。

我家里的两种文化对我都有影响，都从父母身上带来。一个就是孔孟的东西，尤其山东人，这个地方的人重情重义，特别是重义，而且厚道、忠厚、朴实。另外山东文化里边的一种阳刚之气，也从母亲这个体系带来。浙江人就不一样了。宁波是越剧的故乡，那个地方的人比较细腻，比较重情，慈孝文化很发达。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宁波帮爱宁波”，宁波这个地方因为慈孝文化，重视自己的故乡故土，热爱自己的故乡故土，这一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父母的影响不是几句话的事儿，真正影响你是在骨子里、在精神上。

所以我50岁的时候，在我的老家办一个画展，叫“敬乡画展”。我第一个画展就到我老家去，我敬我的老乡，敬我的老家，那是我生命的发源地。结果我跟我的老家有了密切的关系，我也为老家做了好些事情。

我知道贺知章的祠堂要拆，拆的时候给文联，文联没有钱修。我第一次卖画就是在我老家宁波，我在画展里边选了5幅我最自己最喜欢的画，把这5幅画卖掉了以后，把钱捐给政府，修贺知章的祠堂，要不就拆掉了。修好了以后给了宁波文联，现在还是归宁波文联管，但是又变成了宁波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和旅游的景点。

这样的事情我做得挺多。没有任何功利，没有任何想法，就是因为热爱，就是因为是我老家的东西，觉得它分外地亲切。

我们追求自己精神来源，都能找到自己的源头。所以直到今天我80岁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研究一个知识分子跟土地的关系？因为我在天津这个地方80年，做了很多天津老城老街的保护，我也跟这块土地有了很深的关联。

在文学和绘画之间甜蜜往返

Q：作为一位在文学和绘画领域双栖的作家，您曾经说“写作于我，更多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更多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能否谈谈您的绘画与写作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冯骥才：我最早是画家。我画了15年的画，现在当然还在画，但是不多了。绘画我觉得对于我更私人化一些，更多是一种个人的心灵生活感受，一种排遣，一种抒发。

文学更多的承担了一些社会的责任，阐发对生活的思考，和读者一起来认识生活，这都是我的文学追求。文学影响了我的绘画，比如说在绘画里追求文学性，追求诗意，追求意境，这也是中国绘画的传统，特别是文人画的传统。

那么绘画也影响我的文学，因为绘画跟文学有共通的一点，都要产生视觉的形象，要唤起读者的一种形象的想象。另外要给读者营造一个看得见的空间，看得见的人物，看得见的一种景象，而且越鲜明、越简洁越好。所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看得见我的人物，甚至有很多人物面孔的细节我也看到了，但是我不见得写下来。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看到了再来写这个人物，跟我没看到是不一样的。

Q：在写作和绘画两件事上，您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两件事对您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

冯骥才：我不需要分配时间。我有文学的想法的时候，我有文学创作冲动的时候，我一定到我书房里去，我就埋头去写。

而当我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我觉得用画可以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走进画室。所以我的画室跟我的书房是在我家里一个廊子上的两头。我住一个复式的房子，上一层就是我的写作的地方和画画的地方。我有时候走上来，如果是为了文学的想象，有文学创作的冲动，我就去到书房。可有时候写着写着，会产生绘画的感觉，一种用艺术表达的欲望，我又会钻到画室里去。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很幸福，很幸福。

《画室一洞天》完稿留影

Q：《书房一世界》和《画室一洞天》是不是您写得最轻松最快乐的作品？就像是自己和老朋友对话，完全在一种放松状态。

冯骥才：《书房一世界》《画室一洞天》两本书，虽然写的是身边的，我天天和它相处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每个东西里边的故事，我知道它的记忆，我知道哪些东西是值得写出来的，是有意味的，是不能忽视的。

所以写这些东西就像宋人写笔记一样，的确很轻松，散文随笔式的一种写法，但是我也比较注意语言，用一些白描的，非常简单的，不雕琢的，不刻意的语言来写，也写出平淡的生活里的那种意味。

Q：《多瑙河峡谷》中5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对您来说都是崭新的文学尝试。是什么让您在写作中始终有着热情，并敢于创新？

冯骥才：我觉得对文学对艺术的热爱都是一种天性。当他有了对生活的热情的时候，他必须要用文字表达，那就是搞文学的人的天性；他必须要用笔墨用色彩去表达，那就是搞绘画的人的天性。

《多瑙河峡谷》这部集子里，只有《多瑙河峡谷》这一篇是现实主义的写法，其他几篇有的比较荒诞，有的更像一个寓言。不同的写法，原因跟我写《艺术家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艺术家们》写完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从这小说里出不来。尽管我还想写别的长篇，偶尔还会有冲动，还会有想象，但是我从那个小说，从人物内心的氛围和小说的境界里出不来，因为我对我们这一代的搞艺术的人，我们精神的经历，我们心灵的经历钻得太深了。

所以我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怎么办？我要放开我的想法。

第一个是写《木佛》。我有意识地换一个角度，用物来写人，把物人格化，变成一个有精神的、有思考的、有灵魂的人去写。我写进去以后就钻进了一个特殊的生活范畴。因为我喜欢收藏，收藏就必须要了解收藏界，了解这个行当。古玩这个行当我很熟悉。当我进入这个小说之后，特别是进入这种独特的想象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就从《艺术家们》里退出来了，这个感觉特别好。

退出来以后我觉得特别自由，好像我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空间里，连空气的感觉都不一样。

当《木佛》这篇小说写完了之后，我觉得自由了。因为我脑子里冒出了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生活素材，它变成了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故事在脑子里产生。那个时候思维特别活跃，一口气写了好几篇，包括《跛脚猫》。

基本这几个小说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多瑙河峡谷》这一篇写完以后，我也有点出不来。但是我觉得最近很好，因为我最近把小说写作全放下了。我在做一个学科建设的事情，纯学科的理论的文化的事情。我必须要使我完全出来了，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才好写下一部。

2021年10月12日，刚写完中短篇集《多瑙河峡谷》留影

Q：《多瑙河峡谷》这篇小说涉及了现代社会的很多命题，比如爱情的脆弱，人的选择，人的有限性等等，非常切中当下这个时代。很想知道这个小说的灵感来源是怎样的，里边的人物和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原型？

冯骥才：实际作家写一个小说的时候，不见得是来自于一个情节或者来自一个原型，往往来自于对生活的感情、感觉。

像我一个80岁的人，应该说是生活里的过来人，常常感受到你刚才说的一个词儿，脆弱。人的脆弱，命运的脆弱，个体的脆弱。

个体经常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未知的，经常会感到无奈和无助。你选择不了生活，虽然有的时候你也能选择生活，当你选择的时候，那些古往今来有价值有意义的箴言，前人的一些积极的思考，是能起到作用的。但有的时候你不能发挥你的选择，你选择不了，你是被动的，这时候你就感受到你的脆弱。

我经常感受到生活的阴错阳差，人在命运中的阴错阳差。我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写到小说里。这个小说你看完了你还会思考，如果当时情节不是这样，中间有好些环节，如果不是这样，谁要是先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或者谁不知道这个真相，这小说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在阴错阳差中，我的所有的主人公，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也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进程。

但是这个故事的后边有一个东西是珍贵的，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这些东西在他们心里边仍然是最有价值的，仍然是他们对待生活的一个出发点。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人应该坚守的是什么东西。

一辈子不会跟文化遗产保护松绑

Q：从《俗世奇人》到去年的《艺术家们》，再到今年的《多瑙河峡谷》，您近些年的重点是否从文学文化遗产保护回到文学上了？

冯骥才：从写作的意义上，我跟文学阔别了20年。但是我不会离开文学，为什么？因为我热爱文学，所以在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经常有文学的冲动，有文学的想象，但是我不可能写，因为我没时间。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例子。我的文学想象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特别是坐在汽车里的时候，感觉特别深。夜里开着汽车听听音乐，从这个省到那个省要走几个小时，甚至更长。在奔走的时候忽然文学想象出来了，忽然自己过去思考过的一个细节在心里冒出来，然后联想出好些情节，想到甚至于很冲动，但是没时间写。

当司机师傅说，冯老师咱们到了。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小说就没了，就中断了，断电了，以后的想象跟它也接不上。这就是我那个时期的文学生活。

偶尔的时候，看我同辈的作家或者年轻人出新书，我也有一点苦涩，觉得自己热爱的东西没法做。有一点，但是仅此而已。因为我知道我做文化遗产保护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我不能选择。

当我现在有了时间写作，这些东西一涌而来，有的时候同时几个想法涌过来。我现在跟以前写作有一点不同。以前我写作可能是更希望跟读者一块去认识生活。现在，我觉得写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给文学留下审美形象，你对时代的思考，你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包括种种哲思，都要通过独特的审美形象体现出来。

所以这种写作是创造的快乐。实际上我是回到一种审美创造的快乐里了。所以现在我止不住自己，还在一篇一篇地写。

有的记者问我有什么计划，时候好像没什么计划。它就一涌而来，因为过去压抑的时间太多了，20年生活积累的太多了，看的也太多了，认识的也太多了。

但是我这辈子既然跟文化遗产捆绑在一起，是永远不会松绑的。如果现在让我回到60岁有体力的时候，我还是要放下小说，还是要去做文化遗产抢救。我现在仍然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些不断出现的新的问题甚至于困境感到焦虑，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

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要在高校里建立非遗学的学科，要给国家多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个学科的建立得到国家的批准了。我们今年就开始要招第一批非遗学的学生。我们要招生、要建立这个学科，我在文化遗产保护这方面恐怕要更深入。

Q：作为一个作家和画家，是什么让您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这么大的行动力？

冯骥才：以前有记者问我，有的人碰到文化遗产濒危的问题，就是替它呼吁、呐喊，你为什么要投身去做？我想起一句话，当你的亲人孩子，一个车忽然把他撞倒的时候，你只喊吗？你一定会扑上去啊，这是我的心情。

天津市老城是600年的老城。我生活的城市是很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中国唯一一个有建成纪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号，这是一个有建成日的城市，这个城市里的肌理全在。90年代忽然一个通知，就要把这城全拆了。

还有一个广告，说要建得跟香港的铜锣湾一样，广告词说，将来你在这个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觉得是在香港的铜锣湾。我急了，我不能光呐喊，就开始做抢救。

一开始做天津老街的抢救。当时和一个主管部门达成协议，保留老街的几个历史建筑。这个期间法国的一个人文基金会请我到法国做一个交流，我主要想研究法国巴黎的保护都是什么力、什么人、什么想法在起作用。我知道雨果等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到法国去做研究的时候，忽然告诉我这条街拆了，原来定好不拆的也拆了。我从巴黎赶回来，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一看老街整个拆空了，历史建筑就是这样，一旦拆了就永远没办法了，重建根本不是历史。所以当时我站在街上忽然就哭了。后来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冯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场，反正因为我抢救老街变成了一个焦点，所以我去会有一些人去。那时候城市到处墙上都写“拆”字，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对全国影响很大。

Q：您在从事文化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期间，曾经卖画换钱，筹措经费，请谈谈其中的困难与成就。您还说“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能否详细谈一谈？

冯骥才：我卖画解决不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问题，我记得当时跟记者讲过这句话，我说我凭着我卖画那些钱，解决不了大地上处濒危的千千万万的文化遗产的问题。

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整理出来的国家4级的文化遗产名录，包括县一级的、市一级的、省一级的、国家一级的一共大概10万项，我们的传统村落现在整理出来是6819个，数量这么庞大的民间文化遗产，你卖一点画能起什么作用？

但是它起一个作用，一定有人想，冯骥才为什么要卖自己的画？他卖画到底为什么？我觉得能唤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在苏州博物馆卖完画的时候，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那些画摘走了，我的一些好画都没有了。当时我有一种悲壮感，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做的事情里有一点悲壮感，男人嘛，做的事情总希望有一点壮烈的东西。在这种悲壮感里，我把我的心给了大地了。它鼓舞了我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问题。如果说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遗产的抢救性的保护，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学保护。当我们把文化遗产抢救下来，刚才我说了非遗10万项，传统村落6819个，通过这一代人的20年来的努力把文化遗产抢救下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保护的标准，没有规范，没有专业的人才，我们仍然对它不放心。

所以我们在大学必须开启这样的非遗学科教育，就是说非遗的这种专业教育，必须要进入我们的高等教育的体系里来，这件事跟文化遗产保护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仍然坚持要做。

Q：您的画室里摆着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物件，其中最古老的，一件是河姆渡的鱼纹红陶钵，一件是河姆渡的陶猪。这些古物是怎么得来的？您还会收藏一些民间的艺术品比如泥塑、年画等等，它们不像文物字画具有那么高的“价值”，但为什么让您喜爱？

冯骥才：前年我从一个收藏的朋友手里看到一个画册，就从伦敦拍卖市场拍卖这两件东西，价钱并不贵。河姆渡的东西私人收藏的并不多。河姆渡是中国的农耕文明最早的村落之一，它保留着6000年以上的我们先人的文化创造，这些东西都带是代表性的。我特别喜欢陶猪的造型，还有陶钵上鱼的那种很流畅的黑色线条。我觉得买回来，将来放到学院的博物馆里边，很好，特别是我们博物馆里边会有一些大文化遗址的内容，所以把它买回来了。我既喜欢一些古代的精美的文物，同时又喜欢一些民间的泥塑和年画。你问我这些东西没有很高的价值，你说的对，它是在经济上没有价值，但是它在文化上很有价值。

文化有地域性。比如年画的地域性，天津的杨柳青年画，苏州的桃花坞年画，山东的杨家埠年画，四川的绵竹年画，都有它地域的特点。实际上，精英文化没有地方特点。比如说石涛的画，你能说他是哪个地方的画吗？你说不出来。吴冠中的画是哪个地方的画？说不出来。但杨柳青年画一看就是天津的，桃花坞年画一看就是苏州的。为什么？因为地方民间的东西是集体创造，集体认同的，一个地域的艺术，它最有地域性，这些东西别的东西不能替代。

另外民间的东西因为过去的历史是不是很重视，往往有些东西产生了，后来就消失了，所以留下来的东西很少，应该特别珍惜。

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