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会害怕】没有工作的世界，我们应该高兴还是害怕？-拍拖百科

取款机不仅可以替代银行柜员，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补充。自动取款机并没有提高银行柜员发放现金的效率，但确实可以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其他活动上，比如提供面对面的服务和财务指导。这意味着走进银行的客户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客户前来。自动取款机还有助于降低开设分行的成本，让银行以更优惠的价格来吸引更多的客流。

与此同时，自动取款机间接地补充了银行柜员。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做大蛋糕效应”：随着自动取款机和无数其他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居民的收入增加了，对银行和其余在银行工作的职员的需求量也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能是由“更新蛋糕效应”造成的：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其需求可能已经从简单的存款和取款转向了现在银行职员所提供的“关系银行”服务。

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何时到来？

硅谷风云人物罗伊·阿马拉曾说过：“我们往往会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却又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 这句话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未来。

当前人们对人类工作需求即将崩溃的担忧过于夸张。短期内，我们的挑战将是如何避免摩擦性技术失业：人类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足够的工作可做，而主要的风险是有些人可能无法胜任这些工作。但是从长远来看，根据阿马拉定律，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结构性技术失业带来的挑战，因为从长期来看人类劳动将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

但是，这种挑战离我们有多远？如果像凯恩斯打趣的那样，“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为什么还要担心呢？当我在写技术的长期进步时，我想到的是几十年后而不是几个世纪后。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比凯恩斯更加乐观：我希望我的读者和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技术的长期发展。即使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孩子也一定能看到。为了他们，我们也至少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未来工作岗位稀缺的问题。如今摩擦性技术失业的现象已显而易见，在当今经济生活的某些领域，我们也可以窥见结构性技术失业可能的发生方式。鉴于目前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很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挑战不会变得越来越严峻。例如，令人警醒的是，如果未来80 年，科技以与过去80年同样的速度进步，那么到2100年，我们的系统和机器将比它们当今的功能强大一万亿倍，而今天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已然令很多人吃惊不已。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趋势可以持久，而且计算力也不是全部。但是，我相信，稍微类似的进步都将使技术性（科技性）失业成为21世纪的一个关键挑战。

而且，我们可以在科技性失业成为问题之前，而不必等待大批人类被机器取代后再采取行动。当前有关工作未来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假设，只有当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时才需要担心。但是，即使在占比只有15％或20％的少数人失去工作时，我们也应该开始担心不作为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请记住，在1932年，德国失业率上升到24％，这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当然，失业率高并不是他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存在类似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转向法西斯主义。但是德国的经历应该促使我们正襟危坐，保持警醒。

如果人们不再工作将如何生活？

在一个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的世界里，我们将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寻找生活的意义。人们常说，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收入，更是为了实现人生目标。因此，如果就业岗位枯竭，那么我们的方向感从何而来？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是社会秩序的来源；韦伯认为，工作赋予人们更宏伟的目标；雅霍达认为，工作创造了组织感和方向感。除了这些学术思考之外，还有很多在工作中寻求目标的人们更熟悉、更日常的例子。走进书店，我们会发现无数告诉读者如何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书籍。找新工作时，热切的雇主为了吸引你，除了承诺可观的收入，还会诱以职业的价值与意义。跟一个自豪的家庭支柱聊天时，他们会提到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荣耀感。与新手父母讨论为了新的家庭角色放弃工作时，即便是暂时的放弃工作，他们也常常会指出一种远超工资收入损失的失落感。再看看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完全可以不用工作的人，很多人经历了短暂的退休生活之后，发现这样的退休体验并不舒服，又继续天天早起去办公室工作。宴会时，可能会有个陌生人坐过来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大家通常假设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对他的身份有重要意义。

所以如果人们不需要通过工作来谋生，那么他们会做些什么呢？恐怕目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对于有工作的人，工作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是美妙的：努力付出之后，他们既收获了收入作为金钱回报，又收获了目标感作为精神回报。但对于失业者，这种联系反而可能成为不适和困窘的根源。如果工作提供了通往有意义生活的道路，那么失业者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工作提供了地位和社会尊重，他们可能因感到没有社会地位而垂头丧气。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失业者经常感到沮丧、羞愧，以及为什么他们的自杀率会高达工作人员自杀率的2.5倍。

在我们的世界里，工作是生活的中心，很难想象我们会用何种不同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的斗争正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个月中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英国的面粉、木材和纺织品严重短缺，因为人们开始从事烘焙、园艺和手工制作来充实业余生活；美国也遭遇了类似的破坏性需求飙升。但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关于更大问题的公开讨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价值、城市生活的优点、如何更好地打发空闲时间、如何在困难时期保持心理健康。英国成年人的抑郁症患病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几乎翻了一番，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心理健康热线收到的咨询短信数量增长了近 1000%。这些讨论让人感觉如此新颖，但结论有时显得如此随性和不令人满意，这使我的一些感觉更加强烈了，即传统的工作生活分散了人类的本质，然而直到现在才引起了我们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关注。

在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我们将需要再次思考其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问题将不仅是如何生活，而且是如何好好地生活。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过有意义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