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刊登在《ELLEMEN睿士》 9月号卷轴上

原标题《乒乓教练》

那天下午我连续打了三个小时乒乓球，我的对手都是成年人。

数学老师总是有意无意嘲弄秘书长儿子，说得多了，哪怕没明说，同学们都觉得这人恐怕脑子不太灵光。后来上初中，我考过倒数第一，才发现考倒数第一的原因有很多，逃课抽烟、上课写情书或者玩BP机都有可能让你得倒数第一。体育老师王贵教大家跳高，以40cm的高度起跳。女孩子纷纷跨过去，轻盈得像东非草原上的瞪羚羊；男孩们更不用说，甚至有人侧手翻过去——王贵飞起一脚，蹬在这个捣蛋鬼屁股上。张平躲着最后一个跳，他从很远的地方助跑，临近横杆的时候急刹停下，来回往复十几次。所有人都在笑他，我怀疑很多小孩并不觉得好笑，他们在演好笑。羞耻心让他勇敢起来，他助跑，闭起眼睛纵身把自己扔向空中，右前脚尖恰好挑起横杆，膝盖着地，横杆卡在膝盖中央，杆断了。

王老师一边整理断裂的器材一边说，张平是最认真和最勇敢的一个，大家不准嘲笑他，要向他学习。

王贵另外一个身份是乒乓球教练，以及名人。这个半老头鼻梁挺拔，眉头紧锁，眼里好像装着LED灯泡那么闪烁。随时看到他都昂首挺胸，脖子笔直，你说他是芭蕾舞老师也说得过去。我从小就觉得他和大部分人看着不一样，后来看了点书，《三国志》讲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这句话也可以形容王贵，都是帅哥，只是他肯定没有八尺，顶天170。所有人都叫他王老师，校长这么叫，区长这么叫，菜场的阿姨也这么叫。

传说他是四川省体工队的老教练，为国家队输送过很多队员。有人疑问，既然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会流落到小学当体育老师？有人解释，说这个人啊，脾气太直得罪了领导；有人说他在体工队有经济问题；有人说他曾经因为手里有个好苗子，蔡振华想把这个苗子上调国家二队，他不肯，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要出世界冠军。结果他被整肃，这个苗子顺利进入国家队。总之，他是个大人物，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小镇的小学里。

王贵的乒乓球队在学校的顶楼上，他是这个空间里的神，雷厉风行，受人崇拜。每天下午15:30，乒乓球敲击球台的声音准时响起，那并不像什么高雅的交响乐，反而类似于工厂里某种机床集体运作的噪音。这种噪音，在校园里充满了神圣的意味，所有人都期望被他选中，被他选中的人从此光荣起来。你可能会成为专业队的一员，甚至有一天登上奥运赛场，听国歌，升国旗——王贵跟每个新队员畅想未来，有时候甚至眼含泪光，泪光里倒映着一台电视机，里面有奥运五环。

我是二年级被他选中的，我感到光荣又疑惑。我注意力不集中，入队一个月，还在对着空气挥拍，我压根不擅长做这种规范又重复的事情。他明明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某天，例行训话时，他指着我当众说，我们队里现在出现了一位拥有天赋的队员，你们看他手长脚长，脚步灵活，他就是我们的削球手丁松。队友们转头看向我，把惊讶、蔑视、嘲笑用眼神泼到我身上，我报之以懵懂，他们转回头再把虔诚和童真还给王贵。

乒乓球队没有暑假，小队员们这时候就感到难过了，毕竟其他小孩都在家躺着看《小龙人》，很难看，可好歹躺着。这年暑假训练依旧，王贵却不在，他说他要去上海参加农运会，再次代表四川队出征。有个大孩子说，老王上次作为教练员参加全国比赛，作为大人物，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两个月之后，大人物回来了，突然走进训练场，我正在地上和人摔跤，一半人在助威，另一半人各自玩各自的，没有人打球。惯常情况下，他会拎起几个大孩子的耳朵，举起左手扇他们另一侧脸。之后罚所有人去操场跑步，跑到他满意为止。这天他心情很好，叫大家集合，他要分享他的农运会心得。

他讲得异常投入，强调了好多次，他是坐飞机去的上海，听他讲的小朋友们大多没有坐过飞机。他说飞机加速奔跑的时候，比最好的小轿车还快十倍，腾空而起的瞬间，就好像子弹扎向天空，人会感到有点眩晕。然后慢慢攀爬，直到万米高空，这时候的飞机平稳得又像长江三峡的游船，地上的车像蚂蚁，房子像火柴盒，飞机上甚至有免费的可乐，免费的酒，他还喝了酒。他说起这一切的时候，那种神色，仿佛此刻他再一次飞到了天上。不过，当我几年后自己坐飞机的时候，觉得飞机加速并不快，起飞的瞬间甚至有点笨拙。房子就是房子，不像火柴盒，只是它变小了。

他又开始形容起上海，好像他觉得“大”等于一切的好和高级。他说南京东路相当于十个解放碑商圈；上海最好的百货公司叫八佰伴，里面有一百多个真人小丑发免费棒棒糖；东方明珠更是了不得，它高到什么程度，高到它的塔尖直插云端，比云还要高；到了顶楼之后，顶楼里面甚至有个过山车。我当时难以置信，觉得这哪里是上海，他说的可能是天堂。

曾经我怀疑他在炫耀，后来觉得不是，他很陶醉，脸上有蓝光，头顶有灵魂在跳舞。就像猫看到罐头，赌徒看到筹码，男人在站台上渴望远方的恋人。不过，至于四川队得了第几名，他倒没有提起。

农运会之后，王贵变回威猛先生，他又开始揪耳朵，扇耳光。说来奇怪，我懒惰又没天赋，却从未遭受体罚。他对我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把他自己的球拍借给我用。我领过球拍的瞬间，觉得这可能算尚方宝剑一类的东西，它是权杖，它闪着光，它有魔力，它被其他小朋友觊觎。

其他孩子心里不平衡，大孩子跟其他孩子说，王老师选中我，以及偏袒我，只是因为他知道我舅公是区长。我觉得大孩子说得有道理，王贵总是和我提起舅公，而且叫舅公的名字不带姓，感觉很熟，害得我只能装更熟——毕竟是舅公，又不是亲爹。

后来，他一度对我不客气，总是当众骂我，我觉得完蛋了，他终于发现我和我舅公没那么熟。

而后我不服气，质问大孩子，你不是说他是怕我舅公才对我好的吗？你看王老师现在，你就是在说瞎话！大孩子把我拉到墙边，问我，王老师借你球拍用多久了？我说一学期有了。大孩子晃了晃他手里的球拍，说这个拍子在老王那买的，你回去叫你爸给你70块钱，明天赶紧去老王家买副球拍。

我拿着钱，周末去老王家买球拍。大孩子没骗我，当我凑齐了球拍人品平均数之后，王贵又开始对我夸张的好了。

这好像让我找到了什么窍门，听说可以去他家买训练服的时候，我保证我是最踊跃的，至少是前三名穿上“御用”球衣；后来，我每年中秋节，都给他拎两盒月饼。

他没有对我更加的好，因为好到头了。直到有一次，我下课期间和人打乒乓球，隔壁班有个我本就讨厌的人，一直用手扶着球台左侧，影响我接球。对方回球又落到了球台左侧，我撤步过去正手拉球，尽全力转腰，挥拍，球拍击中球，球过网。同时，球拍结结实实砍到这位同学的眉心。我第一次知道，血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体里喷涌出来，旁边看球的小朋友们，有的吓懵，有的就地大哭起来。我捂住这个涌血的窟窿，拉着他往校医室跑，血在我指缝中溢出，我有点发抖，觉得他可能会死掉，那样的话，我也会杀人偿命。

校医接过冒血的同学，从柜子里抽出人头那么大一束棉花捂住伤口。校医是王贵的老婆，我送月饼的时候，见过她好几次。她冷冷看了我一眼，说，先上课去吧。我本能地没听她说话，愣愣站在那里，直到她说，没事的，小朋友打球又不是故意的，快去上课。

是的，我是故意的。我心里回答了她，转头跑向教室。

这件事最终因为校医对我的动机支持，我并没有面临更大的麻烦。奶奶买玩具，买营养品，带着我去医院给同学道歉，我记得好像我还和他握了手。后来她问我，你是不是故意的。是的，我是。我在心里回答了她。

这件事之后没多久，我决定离开乒乓球队。我跟爸妈说，打球恐怕影响学习，一蹴而就。事实上我心怀巨大的愧疚，乒乓球会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我说谎了。我甚至没有跟王贵告别，只是让班主任通知他，我不再去训练。因为他是神，他是至高无上的王教练，我只有10岁而已，不敢当面对他说不。

我和他下一次见面，在三年之后。

那天下午我打了三个小时的乒乓球，我的对手都是大人。舅公带着一众领导来我家附近的球场打球，他是区长，更是乒乓球迷。大人们和我车轮战，我把他们纷纷挑落马下。舅公最后和我交战，就在我打掉他最后一分的时候，王贵出现了。刚被我剃完光头的张平爸爸，叫来了王贵，王贵在秘书长面前，勇猛地击败了我。

又到中秋月圆，不送月饼，送书，祝各位读者平安快乐，美梦成真。

《文城》

余华

余华当然是所有文青的偶像之一，在莫言意外获奖之前，他一个人，压着一群人半个身位。《兄弟》之后，余华尝试更加贴近现代社会的《第七天》遭遇泥石流，突破自我是所有艺术家的终极命题，但川菜厨师转法餐，除了都能煮熟之外，实在很少共通之处。

他很倔强的，长篇小说之于文学，就像100米跑之于奥运会。他要在自己最光彩的舞台上重新站起来，证明他还能打。他成功了吗？《文城》好看，在民国背景下，在他擅长的乡土士绅环境里，他活过来了。他没有进步，他用力演好了“余华”，找回了尊严。只是你看他时，已大汗淋漓。

《米格尔街》

V.S.奈保尔

有两个作家，他们就像山洞里面千年修炼的大宗师，每一招一式都那么洒脱漂亮。一个是写长篇的略萨，一个是写短篇的奈保尔。略萨可以把政治、爱情、风土、肮脏、救赎，甚至还有美妙的文字，你能想到的一切都扔进他的故事里面，浑然天成。而奈保尔写短篇，稳定得像日本出产的汽油发动机。他的故事冷漠、曲折、刻薄又悲悯。

米格尔大街上住着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他们并不对这个小镇感到满意，但他们离不开这里。再小的小人物也有悲欢离合，奈保尔只是记录他们，饱含深情又冷漠地，让世界记得这个角落里也滚烫鲜活——就像里面的“诗人”替孩子创造美梦，临死前一定要自己撕碎它，让孩子感受人生的第一次幻灭。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20年以后的今天，塔利班重回阿富汗。小说《追风筝的人》里面，阿米尔懦弱，在角落看着哈桑被强暴——当他从美国返回，回到阿富汗解救哈桑儿子，发现哈桑儿子坠入他爸爸的宿命悲剧，小朋友成为塔利班的舞童成为鸡奸性奴。我们总是期望建设公平，无论贫穷富贵，都希望大家拥有同样高贵的灵魂。

太阳之下，有风卷起黄沙，黄沙之中小朋友在追逐，他们攥着风筝，想要割断其他小朋友手里的线，割断所有风筝的人是胜利者，他咧嘴笑起来，黄沙从他缺失的乳牙那里钻进口腔。而这一切变成了魔鬼的秀场，没人知道狂奔的下一站在哪，山洞里面没有神仙，黄沙不停飞舞，太阳落山不再升起。为哈桑和索博拉祝愿，千千万万遍。

《夏先生的故事》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我总是说，没有男女情感瓜葛的故事不好写。人类拥有很多的共同情绪，但苦难总是孤立的。试图理解别人的苦难，无论是政治、欲望还是权力带来的苦难，我们需要一座桥，才能连接读者和主人公，这座桥往往就是情爱。而聚斯金德不用桥，《香水》不用，《夏先生》也不用。我把这理解为一种炫耀，让世界知道他的天赋不需桥梁，从天而降。

聚斯金德古怪，离群索居，除了写作再发表，不拍照不接受采访，有人说他故意制造神秘感。如果是，这本书就是他的自白。“我”和“夏先生”都是他，热情是他，漠然是他，冷酷又孤独也是他。

《逍遥游》

班宇

两个人就造出一个定义——“东北文艺复兴”。班宇比双雪涛的阅读门槛更低，因为他写的是短篇。这是一本有意思的书，有意思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你在荒岛上等了三年，你觉得再也不会有船来了，这时候来了一艘渔船。渔船不一定能带你回家，但它给你希望。

我知道“坦克手贝吉塔”，我不知道他就是班宇。“坦克手贝吉塔”长了一根上帝的舌头，在微博上，他像复活的王小波在说话。李诞说班宇写小说的文字在苦熬，我赞同，严肃文学，不是靠刻意木讷的语言，才严肃起来的。

编辑总监 周径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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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周三前（8月25日）

选出五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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