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派新闻记者皇冠

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可能意味着某种表演，通过文字的积累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作为中国建筑师，乔亮已在德国工作多年。他参与创办了一份民间建筑学杂志《Der Zug》，该杂志由正在和曾经求学德国（德语区）的年轻人自发筹办，面向建筑学专业人士又面向建筑爱好者，专注于对德语区建筑文化的观察、理解、转译、引介、释义、阐发，使其转化为中文语境的建筑学资源。近日，澎湃新闻对乔亮进行了采访，请他讲述青年建筑师群体在德国的生活状态。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去德国的，最先抵达的是哪个城市？当时，对德国城市的第一印象，和在国内时的想象一样吗？

乔亮：我是2010年来的德国，最先抵达的城市就是柏林，然后一口气就在这儿呆了超过十年。

从机场到柏林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内，城市景观的巨大转变，对我冲击很大。

来柏林之前，我只是通过书本知道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国会大厦这些单体建筑，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概念。

而此时眼前的柏林给我一种很强的破碎感，似乎每转过一个街角就会出现不同的面貌和氛围，宁静与不安在城市中交替，这与之前我在巴黎或罗马短暂旅行时形成的对欧洲城市的印象很不同。

柏林即景。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澎湃新闻：目前有很多中国青年建筑师在德国工作，他们的作品或工作成果，是否存在一些共性？这与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吗？或者，与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乔亮：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毕竟我认识的在德国工作的中国建筑师基本都是打工群体，工作成果就是展现公司的设计理念及实现公司的设计项目，并不能和国内如火如荼的独立建筑师们实践下的作品进行比较。我只能说，我所了解的中国建筑师们在德国事务所的融合度很高。如果一定要说共性的话，那可能是在成长经历中形成的、比德国年轻人更强的抗压能力吧。

澎湃新闻：疫情给您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乔亮：疫情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我的交通工具从公交、地铁变成了自行车。因为柏林的公共交通非常便利，再加上之前上学期间有廉价学期票，让搭公交地铁穿行城市成了我的习惯，后来也一直懒得改变。

今年二月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后，我感觉整个生活都变样了。骑车上下班来回共16公里的路程还挺幸苦，不过也加深了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工作方面的改变，就是让居家办公成为未来可以考虑的工作模式。

澎湃新闻：疫情是一个大事件，它会给未来留下哪些印迹？德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您又怎样看待他们的看法？

乔亮：疫情被大家称作让二战后的德国经济受到最大冲击的事件。我不清楚它会给未来留下哪些印迹，但肯定不止在经济发展这一个方面。

尽管目前第二波的疫情在持续管控下没有明显好转，但我所见到的德国人在疫情面前并不恐慌。大部分人都是平静地接受了改变生活习惯、减少日常社交的事实，同时也比较乐观地看待转变所带来的好处，带着“我们可以”（wir schaffen das）的态度面对疫情。

自从疫情之初，德国政府就采取了信息公开的政策。所以不管是防疫措施、救助手段还是疫情之后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从媒体到学界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管控促成的居家办公，成了被迫尝试却非常成功的体验，社会整体也因此并没有陷入停滞。很多人都认为，疫情是反思与转变的契机，是一个良性转变的开始，我认同这样的看法。

澎湃新闻：有一种担忧是，如今全球都在面临收缩，不再向往流动和交往。您怎么看待这种担忧，身边是否也存在一些变化，您是如何应对的？

乔亮：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但就我所听到的德国媒体上各行业人士的讨论来说，我并不担心也不认为大多数人会不再向往流动和交往，比如我身边的同事和邻居们，就都在期待明年疫苗推出后，可以到处旅行。

只是即便管控结束，一切恢复了正常化，“日常”也应该不会再与疫情之前完全相同了。我想，如何发现和接受新的流动方式和交往方式，将会是我个人未来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责任编辑：吴英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