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
秦是本名张方书，字正等着呢。
靳以为1930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三号上发表小说《偕奔》时首次使用的笔名，后即以此名闻世。他的笔名还有章依、陈涓、陈欣、丹乌、方序、柳青、方肃、苏麟、吕坚、苏凌、舒凌、黎微、若安等。兹按笔名使用先后，略加辑述，以飨同好。章依 早在南开中学就读时，靳以曾以“章依”的笔名在1927年1月19日《南中周刊》第六十期上发表过小说《桂花香时》，这也是目前所见靳以最早发表的作品。后来他先后在《语丝》《小说月报》《现代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新诗，多次用过这个笔名。
靳以 靳以母亲姓靳，故取此名。最早以“靳以”为笔名，是1930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三号上发表小说《偕奔》的时候。他此后的大多数作品发表都署靳以，尤其是小说和散文。
陈涓 陈欣 分别见署于193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期《父亲》及1936年10月1日《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冬晚》，但这两个笔名以后没有再用过。《文学季刊》为1936年6月靳以与巴金在上海合编的文学刊物。
丹乌1932年秋，靳以从复旦国际贸易系毕业后，曾到东北哈尔滨盘桓半年之久。随后于1933年夏到北京，开始和郑振铎等筹办《文学季刊》。在1934年《新生周刊》3月１０日第五期，３月１７日第六期，４月１４日第十期，４月２８日第十二期上发表《东北行（一）哈尔滨》《东北行（二）梅林正治》《东北行（三）告密》《东北行（四）寄信与邮政》，前两篇署名：靳以，后两篇署名：丹乌。以“丹乌”为笔名的《告密》《寄信与邮政》所叙内容与靳以本人经历是相合的。同时，这两篇文章在内容与文风上与前两篇是完全延续的，均以一个故地重游、暂住友人家中的爱国青年的视角来审视日伪管辖下的“满洲国”。故丹乌当为靳以的笔名。
方序为靳以学名方叙的谐音。靳以在1935年6月10日《水星》第二卷第三期上发表《没有春天》首用此名。同年，在与郑振铎合办的《文学季刊》的第二卷第三期及第四期上发表《亡者》《短简》，亦署用。1937年《文丛》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烛》、1938年《文丛》第二卷第三期发表《短简》、1942年在《现代文艺》第五卷第二期及第五期上发表《散文三试》《白兔的死亡》，亦署用。其中《文丛》是靳以于1937年3月创办的进步刊物，后因抗战爆发，移至内地发行。而《现代文艺》则创刊于1940年4月，在福建永安的艰苦环境中连续出版超过两年。靳以一直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1942年1月29日第四卷第四期起他接替王西彦担任该刊的主编。
柳青 1936年11月出版的《文季月刊》一卷六期上，有一篇题作《冷落》的散文，署名“柳青”。 靳以自己没有说过这个名字，但《冷落》为他所作，是毫无疑义的，此文不久即收录于1937年1月出版的散文集《猫与短简》一书。据此，就可以确定“柳青”为他的笔名。
方肃 1938年10月，靳以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国民日报》副刊《文群》的主编。从1939年1月17日至1943年5月24日，《文群》共刊出五百十六期。1939年1月19日在《文群》第二期上所刊载的署名“方肃”的《卑污的屠杀》一文，与1940年4月出版的靳以散文集《火花》（此书由重庆烽火社发行，为“烽火小丛书”第十七种）所收录的同名作品内容完全相同，是知，靳以曾用过“方肃”这一笔名。靳以还曾用笔名“方肃”在1938年《文丛》二卷二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给日本兵士》的文章。
“方肃”这个笔名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是靳以为夫人陶肃琼而取的。1938年，刚高中毕业的陶肃琼，满怀爱国热情，跟随靳以离开上海，一路颠沛流离终达内地重庆。次年夏，两人正式步入婚姻。陶肃琼是一位美丽而勇敢的女性。“方肃”二字，是靳以将自己的学名“章方叙”和夫人的名字“陶肃琼”结合而成，这个笔名本身是两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爱情的见证。
苏麟 靳以曾多次使用“苏麟”这个笔名。最先见署于1939年2月7日《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第十期《人世百图：楔子》，此后在《文群》上以这个笔名发表杂文近三十篇。这些文章后均收入1943年11月由福建南平国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世百图》一书中。1941年4月19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上的《人世百图之小引、启事一则》，同年发表的《人世百图之耕牛、胞衣、广告》（刊载于1941年5月20日《西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时，亦署用。最后，1946年7月27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发表杂文《父子俩》，所署也是苏麟。
在1939年2月7日《文群》第10期上以笔名“苏麟”发表《人世百图：楔子》
吕坚 “吕坚”这个笔名，则见署于1941年3月29日《文群》第279期《父亲和猪》一文，此文后收入1943年11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世百图》。这个笔名在靳以自己所主编的副刊中使用一次后，未见再用。
苏凌、舒凌.靳以还曾用过“苏凌”“舒凌”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少见的笔名，均见署于福建改进出版社编辑发行的《现代文艺》这份抗战文艺刊物上。在永安这个山僻之处，印刷、发行条件皆十分恶劣，靳以秉持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以不同笔名进行创作，为宣传抗战作不懈的努力。1941年在《现代文艺》11月25日第四卷第二期以及12月25日的第四卷第三期上先后发表《信》和《我坐在公路车上》，均署“苏凌”。《信》亦见载于1942年2月10日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第393期（署名：方序），后与《我坐在公路车上》一起收入散文集《红烛》（1942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舒凌”这个笔名仅在1942年《现代文艺》上发表《他们十九个》中使用一次，该文后收入小说集《众神》（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渝版）。“吕坚”这个笔名，则见署于1941年3月29日《文群》第279期《父亲和猪》一文，此文后收入1943年11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世百图》。这个笔名在靳以自己所主编的副刊中使用一次后，未见再用。#FormatStrongID_11# 靳以还曾用过“苏凌”“舒凌”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少见的笔名，均见署于福建改进出版社编辑发行的《现代文艺》这份抗战文艺刊物上。在永安这个山僻之处，印刷、发行条件皆十分恶劣，靳以秉持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以不同笔名进行创作，为宣传抗战作不懈的努力。1941年在《现代文艺》11月25日第四卷第二期以及12月25日的第四卷第三期上先后发表《信》和《我坐在公路车上》，均署“苏凌”。《信》亦见载于1942年2月10日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第393期（署名：方序），后与《我坐在公路车上》一起收入散文集《红烛》（1942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舒凌”这个笔名仅在1942年《现代文艺》上发表《他们十九个》中使用一次，该文后收入小说集《众神》（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渝版）。
靳以主编《国民公报》副刊《文群》，并在1941年3月29日《文群》第279期以笔名“吕坚”发表《父亲和猪》
“苏凌”“舒凌”这两个笔名，应系“苏麟”的谐音变化而来。靳以对这个名字特别钟情，于是，由“凌”“麟” 、“苏”“舒”之谐音，成了“苏凌”和“舒凌”。
黎微、若安 这是靳以鲜为人知的两个笔名。1947年的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上曾刊载署名“黎微”和“若安”的作品，每篇作品的标题下的作者名字，皆是靳以的手迹。其中署名“黎微”的《我辈是狗—人世百图之一》《人世百图——呆子、老丑角》（分别刊载于《大公报》1947年6月15日《星期文艺》第36期及7月13日第40期）；署名“若安”的《人间小品》则发表于1947年6月15日《星期文艺》第36期，全文分五个小标题，分别是：牛的路、人的悲哀、奴才的笑、魔鬼的纷扰、神的灭亡。上述两组文章，与靳以本人1948年2月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的《人世百图》所收录的同名作品，文字内容完全相同。且从目录编次来看，正是该书再版时所增补的篇目。是知，靳以确曾用过“黎微”“若安”这一笔名，“黎微”“若安”即靳以本人。当时靳以随复旦回沪不久，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他又热心编辑《大公报·星期文艺》，该刊通讯处就是“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章靳以先生转”。
署名“黎微”的《狗皮膏药》，发表于1948年9月27日的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副标题为“人世百图之一”，这篇文章以简短精炼的文字，揭露走方郎中卖狗皮膏药的欺骗本质，同时也讽刺了不辨真假的随众者的愚昧行为。其短悍辛辣的风格与靳以后来结集的《人世百图》十分相近。不知为何，该文后未见收入于这本作品集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靳以之所以用不同笔名，与当时的黑暗局势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他自己在《再记<人世百图>》中所说：“创造了新的笔名，极力掩饰自己的风格和笔调，看大事，写小文章，其中实在是由说不出来的苦衷。那还正是战时，为了怕‘泄漏秘密’‘危害抗战’，检查先生们正用全副精神执掌红笔东勾西抹，对付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靳以编辑或主编的刊物几乎都曾受到过反动势力的压迫，“我所编辑的杂志，差不多是被查禁的；只出了五期的《文丛》，就被查禁过三次。就是在抗战时期，我所编的‘文群’经常受到警告。在福建，只是代看一部分稿件的《现代文艺》，曾因一篇文章，触怒了文化特务，扬言要查封刊物，逮捕编者。”所以无论是苏凌、舒凌，还是黎微、若安等，这些笔名正是靳以当年为了写出心中的愤怒和抗议而不惜用生命进行斗争的有力见证。
作者：陈启明
编辑制作：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