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60年要多久吗？

60年足以使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6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在位时间，60年是甲子，陈一良先生从事福州一中语文教育的时间，到今天实际上应该是61年。

1960年，福州一中获得了“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那年八月，一位年轻人从福建师范学院毕业，来到这里担任语文教师。

时光穿梭一个天干地支的轮回，在2020的八月，已过耄耋之年的他坐在福州一中老校区的校史馆里，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的语文人生。

01 「误入」教师队伍：

「梦坠空云泪初弹，入土为泥心未甘」

对于走上语文老师这条道路，甚至是选择中文系和师范学院，对于日亮老师来说都纯属偶然。他至今依然认为，自己是“误入”教师队伍的。

“我考大学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可谓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填志愿的时候没人指导，就填了三个，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复旦，第三南京。结果录取的时候拿到福建师范学院的通知书，我躺在床铺上，半天起不来，根本没想到。”大学时期的他还做着文学梦，但满怀热血的“青春文学梦”却坠在了现实的无奈之下。鲁迅有一句诗，“梦坠空云齿发寒”，他便将其化用为了“梦坠空云泪初弹”。

日亮老师认为自己有个特点，那便是“忍”和“韧”，还有点“宿命”的思想。当时大学生的工作都是由国家计划分配的，他在最初的意外和难过后转念一想，能把自己安排这个地方也还好，至少还能留在家乡，那就在这安身立命吧。他向别人打听到，福州一中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个是生源优秀，最好的学生都在这里；第二个是师资雄厚；第三，管理严格——“我怕的就是这第三句话”。日亮老师回忆起当年才二十出头、有点桀骜的那个年轻人，笑着摇了摇头。

作为教育厅直管的中学，福州一中当年的作息时间表、课程表和教学计划表都必须送给厅长审批，到了学校后，陈日亮才知道，厅长还经常来视察。“李白有一句诗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我想，我还是还可以被‘用一用’，所以也算自然而然地，就当上语文老师了。后来想想自己的水平也就到这了，所以也便适应了，就这么教一辈子书，就在这里教一辈子书。” 在拥有了一定的人生积淀之后的日亮老师，已经能够坦然与年少的自己和解了。“现在应该感谢福州一中。如果我到了一般的中学去，或者到了山区农村的中学去，即使还是当一辈子教师的命运，也不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小有名气的教师，能做出一点贡献。”

那个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60年的夏末，自那个年轻人第一次走进三牧坊至今，已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

02 教学初的体验：

「天才可贵，培养天才的泥土更可贵」

怀着复杂的心情，陈日亮推开了高二（5）班的班门。一般大学毕业生来到学校都是从初一教起，好一些的从高一教起，但陈日亮被安排接替了一位老师的班，1962届毕业的5、6班成为了他最早的一批学生。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他曾完全没听说过的学校里的学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第一节课上， 他与学生们就相互吸引了对方。“一个中学生优秀在什么地方，就是他有向上的精神，有专注的目光。”陈日亮对他的学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自己很容易与他们产生交流。他发现，福州一中的学生和他的母校福建师大附中的同学十分相似。“他们都非常好学，从眼神就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学生在觉得老师讲得精彩的地方不会以鼓掌的形式表达，但陈日亮马上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老师最首要的就是受到信赖。这位新老师感受到了自己与学生的双向交流，也为那群青年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陈日亮从刚从教时起教学方法就颇具特色，每当他开始一篇课文的教学时，都要自己感情充沛地朗读一遍。对此，日亮老师特意补充道：“我当时普通话可比现在好得多。我在大学里面说过相声，还能够说单口相声。”他大学时曾把鲁迅的杂文《牺牲谟》编成单口相声，足见口才之佳。学生们鲜少听到老师这么动情的、带有自己体验的阅读，也便更容易产生情感反馈。

作为一个“有个性”的老师，陈日亮从来不按照教参进行授课，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他的课堂绝不是刻板生硬的，凡是跟课文有联系的课外知识点都会出现在黑板上，尤其是词语。陈日亮认为课本要求掌握的词语过于少和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联想和拓展向学生展现出语文世界的丰富多彩。自然，从未有这种“奇妙感觉”的学生们不禁发出感叹——这个老师怎么肚子里有这么多东西？

福州一中高中部语文课

这样的感叹，源于他独具一格的教学理念。

他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拿出来与学生共享，通过课外知识的拓展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语文这个学科要是没兴趣就别教了，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像学习数理化，只要学生能够进入它的世界，顺着逻辑思路慢慢去学，自然而然就会被‘抓住’，但语文课文谁都看得懂，老师不教学生也能看，你没有教得更好，学生就不听你的了，很简单的道理。”日亮老师到现在仍坚持认为，一个语文老师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让自己的课堂吸引学生，第二便是要用自己的智“镇住”学生。他这样解释道：“就是让你感觉必须听我这堂课，不听我的课就学不好，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语文老师一定要有才华。”在他看来，一个老师究竟只是一个“教书匠”，还是一个学问型的老师，学生只需要大约一个学期就可以看出来。“教书匠的那一套”学生不感兴趣，但就算再调皮再自大的学生，面对有学问的老师都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和信服。

在当年的福州一中，一个青年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就得带着行李远去其他地方其他学校。很快全身心投入教学事业后，陈日亮不愿意离开这里了，他坚定地想要“站住脚”。一个学期过去后，他怀着满满自信。

他在这里站住了。

他的两大法宝，一是善于言传，二是不吃老本。他给自己的要求是要“口吐莲花”，把课文最精华的东西精彩地传达出来，并且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像一些年轻气盛的老师一样抱着“我大学毕业，还不够教你？”这样的态度。他从不看轻学生的能力，在他心中，即使是表现不突出、成绩不优异的学生也可能偶然看到一本老师没看到的书，了解到老师不具备的知识。为了在学生提出各方面疑问时都能回答得上，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不中断学习。他认为在大学里主修现代文学的自己在古文方面比起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存在太大的距离，为了弥补短板，他大量阅读古典文学，甚至在闲暇时把厚厚的《辞源》当书来读。

日亮老师告诉记者们：“我到福州一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感觉到这个地方能促进你不停地提升自我，而不会自满，不画地自限。这是多么好的环境，多么好的土壤。”初入福州一中的他引用了鲁迅的“梦坠空云齿发寒”，但到了这时候，他则对另一句“天才可贵,培养天才的泥土更可贵”*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是不容易做的，但泥土大家都可以做，天才也要靠泥土来培养。泥土也不容易做，一定要把它做好。

于是他下定决心落地成泥，在福州一中这块优质土壤中做成一块好的泥土。

*出自鲁迅《未有天才之前》，原文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艰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

03 青年时期的求索：

「何以为教，贵穷本然，化为践履，左右逢源。」

新老师陈日亮在福州一中站稳了脚跟，也得到了老教师的器重。从那时起，他就有了听课的习惯。

他常去前辈的课堂上学习，也因此受益匪浅。怀着“在他们面前绝对不敢翘尾巴，人家的学问可要大得多”的谦逊态度，陈日亮经常向老教师请教问题，而被他视作“活字典”的陈淇老师*的一个习惯深深影响了他。当他在课外看书产生疑问时，就给陈淇老师写个纸条，大多数时候都能直接得到答复，但若是遇见无法马上回答的问题，陈淇老师便将纸条带走，第二天把写好答案的纸条还给陈日亮。日亮老师传承了这个习惯并沿袭至今，学生问他的问题尽量当场回答，不能答的一定想尽办法查遍资料，在第二天给出一个回应。

*陈淇（1911-1995），福州一中语文教师，诗人，著有《中学文言文教学十讲》《古文段议》《微吟小辑》《闽教竹枝词》《当代新乐府》等。

思及青年教师时期最难忘的记忆，日亮老师的思绪飘回了1963年。那一年，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到访福州一中，对其满怀敬仰的“文学青年”陈日亮兴奋不已。叶圣陶先生留下了一幅题词，“何以为教，贵穷本然，化为践履，左右逢源。”叶老或许没有想到，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深深记下了这句话，并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一生。在未来近六十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中，陈日亮一直以这句话为出发点去思考、去实践，将它视作座右铭一般的存在。“文革”期间，许多珍贵材料丢失，待风波平息，已时隔整整二十年，没有人还记得这句话——除了陈日亮。也因此，这十六个字至今才能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教师队伍，为教育之路燃着不熄的长灯。

在求索的漫漫长路上，收获有时，遗憾也难免。六十年代的教学与现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观念有所不同，在“传道授业解惑中”，老师们往往只注重前两者。日亮老师回忆道：“我在传道授业方面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写教案都要写得漂亮得像一篇文章一样，字迹必须要写得工整，这个教案谁看？学校是不收上去看的，只是我自己要做到这样。”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没有把“解惑”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他对一件事印象极为深刻。在一节课上，当年的一位科代表对他所教授的一个概念并不认同——这在现在的日亮老师看来，有不一样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福州一中的学生本就该有敢于质疑的精神”，但当时尚且年轻的他只觉得下不来台，非要说服那位学生，课堂气氛一时间紧张起来。虽然这样的紧张气氛不过一瞬便过去了，但他在很久以后想起这件事，却觉得颇为不痛快。

福州一中高中部语文课

八十年代的不算特别的一天里，陈日亮在一节初三的课上讲到一篇著名的的文章——方纪写国共重庆谈判的报告文学《挥手之间》。那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著名的镜头，也是同名摄影作品——毛主席站在飞机前，把他的盔式帽一挥。陈日亮告诉学生们，就在这个时刻，党中央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正当他兴致高昂地讲述时，一位名叫朱旋的女生提出了质疑。日亮老师对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她说，老师，不可能吧，党中央不会在这个时候才做出伟大决定，应该早就做了决定了！一瞬间全班同学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说，我刚才是这样讲的吗？学生的眼神告诉我，‘你刚才就是这么讲的’，我便说，‘那好，我从头再讲一遍’。”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那是因为，在那一刻，在那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想起了二十年前同样平凡的一天，那一天他面对课代表提出的质疑只叫他坐下，然后继续按着自己的想法讲了下去。二十年过去，陈日亮的教学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课堂是民主而活跃的，学生与老师一起讨论，共同思考。于是他想起自己刚刚走上讲台时的那件事，始终觉得是自己最后悔的事情。“他们那么喜欢我，喜欢我的课，我也应该要与他们多多交流。”

04 特殊时期的坚持：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在这二十年之间，让日亮老师的思想逐步发生巨大转变的，不仅是他教学经验的沉淀和积累，还有「十年浩劫」的磨砺。对于他而言，特别的十年虽然给自己带来了很多苦难，但也存在着正面的影响，比如，让他的心彻底“沉”了下来。

再把时间轴拨回到六十年代初。

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常到福州一中视察，每每告诫青年教师们，切记不能骄傲。王于畊知道，他们都是大学里的优秀毕业学子，难免会有些骄傲的思想，这是不应当的，但当时的年轻人们却未必放在心上。

*王于畊（1921-1993），知名教育家，原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将军的夫人，在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教育厅厅长，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共北师大党委副书记、顾问。

日亮老师总结他的经历与经验，认为一名教师一般在开始教学后的五年会有一个收获期，快一些的三年，但他刚刚过了一年就感觉自己已经小有成就了——“那时我到学校里刚教了一年书，学生就这么喜欢我，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甚至有时候还觉得自己不输一些老教师。”但他记住王厅长的话：“三年学艺，五年出师，七八年再看看能不能‘放个屁’。”日亮老师说：“你学艺还不精就不能随便自己‘出头露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王于畊的教诲，被他深深铭记在心。

在陈日亮的职业生涯走过五年时，他正经历着重要的收获期。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老教师能教高三的学生，但他仅仅教了两年高二就升到了高三，“那个时候和今天不一样，能上高三太不容易了！”在这个多由老教师组成的教研组里，他是相当特别且出色的一个，而且，这时候的陈日亮已经被选入到高考评卷组中，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不久，“文革”的浪潮迎面卷来，带给他一记重击。

对于这段经历，日亮老师做了个比喻：“我就好像是一株作物，在抽穗灌浆的时候，突然间被迫终止了生长，‘没了’。”

在新的十年快要到来之际，1969年，陈日亮与部分同事被迫离开了福州一中。当时的他以为，离开福州一中这么好的一个土壤，便不可能再回来了。在被下放到顺昌县的时候，他把所有家当都带走了，菜刀砧板，一样不落。他做好了当农民的准备，最好的可能或许是当个乡村教师。“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离开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离开我能够教的最好的学生，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可以说是非常失落、非常绝望。但没想到的是，没过两年，我就和四五位老师又调回来了。”不过当时的他还尚未不知将要发生的事。

在蒙受冤屈的日子里，陈日亮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剖析和内省。他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思想还有待巩固。“大学四年里我没想到会成为老师，到了福州一中以后虽然很受学生欢迎，也觉得自己教得还可以，但我并没有很坚定地要想做一辈子语文老师，做一辈子好的老师。”可来到顺昌，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把教学当作了要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断教学的那几年里，我一直在想，‘我哪一天能够再回到讲坛上？哪怕不是一中的讲坛，能够在农村的讲坛上也好，我也能在这里成为一块泥土。’”

陈日亮的信念坚定了，但现实问题又出现了。物质条件，尤其是学习资源的极度匮乏，令他求书若渴。除了随身带去的鲁迅著作，他没什么别的书可以看。偶然得到一本《趣味力学》，都看得津津有味。陈日亮在高中时并不擅长物理，尤其认为力学最为难懂，但在这时，他却觉得“怎么物理学这么容易”。自然，他自己也明白，物理书上的内容没有变化，不一样的是自己的心境和对知识的渴求。对于“幸免于难”的《鲁迅全集》，他更是珍惜非常，每日里翻来覆去地阅读、摘抄，做起了读书笔记《鲁挹》。即使是天寒地冻、手几乎要抓不住笔的时候，他也只是用“炭婆子”暖了暖手就继续工作。《送东阳马生序》中所谓“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的情景再现，大约便是如此了。

*在此补充《我即语文》p272中的一个片段：“我独占了队里记工分的一张大圆桌，再准备一个‘炭婆子’——农民冬天装上炭火可以手提取暖的小缽篮，常常一坐就是三四个钟头，手指僵冷得不听使唤了，便放在‘炭婆子’上烤一烤，然后继续以点点滴滴的笔墨将鲁迅思想文字的精华采撷到本子上。”

如今再回想起这些，日亮老师感叹：“在‘文革’前我只偶尔做一些读书笔记，但从顺昌回来后，我想，在那样的环境里我都能做到，现在不用挨冻了，手也不僵了，就更要保持这样的习惯。‘朝斯夕斯，念兹在兹’，就是这样形成的了。”曾经在九点前就能完成备课任务的陈日亮，在失而复得教师身份后拼命地读书，每晚备课到一点过后。而对于做读书笔记这件事，他一坚持便是几十年。《救忘录》已在2014年出版，但他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现如今，他每天还要读读写写，继续做他的语文作业。

*《救忘录：一个特级教师的读书零札》收录了日亮老师几十年的阅读札记，涉及文史、哲学、教育、文学等领域，既有其因书与汪曾祺等人相遇相识相交的故事，又有因书罹祸仍嗜书如命的经历。

日亮老师还告诉记者，身陷困境中的他没有想到自己能回到福州一中，但还是以福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笔耕不辍。对于个中原因，他表示：“我自己也没法说得很清楚，可能就是有一种跟绝望抗争的潜意识驱使着我。”而这种不言放弃的坚韧，还得得益于苦难岁月中追随着的伟大灵魂。

他一生崇拜鲁迅，深受其思想影响。在他看来，鲁迅最大的性格特点，正是与绝望抗争的精神。在中学时期，他便与鲁迅相遇，而在绝望的年代里，他们在思想上重逢了。

1974年，已经回到福州一中的陈日亮请校友书法家、篆刻家林健先生书写了鲁迅《希望》中所引用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陈日亮这样解读：许多人认为希望常会破灭，成了虚妄的东西，却不知道绝望带给我们的同样也是虚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再去怀抱希望呢？

05 六年教学改革：

「与实社会接触，把书读活起来」

丰富的社会实践一直是福州一中教育理念中的重要特点，它开始得很早，即使经历了多年风雨，也被师生们坚持做了下来，60年代时，《人民日报》头版甚至专门为福州一中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实践的社论，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情！

鲁迅主张“把书读活起来”，于是陈日亮在读书时便尝试着先把一篇文章反复阅读多遍，再与多篇文章联系起来，从读一本书到了解更多著作，从读联系到写，再从课内联系到课外，从书本联系到人生，从读书联系到做人。于是，为了学习全国劳动模范、一位来自北京的挑粪工人时传祥的劳动精神，当时教着文科班的陈日亮带着一群学生，在深更半夜清洁工人上班时，与他们一起到三坊七巷的人家里去倒马桶、刷马桶，叶飞*和王于畊的女儿也在其中。福一学生这样的“不怕苦不怕臭，什么都能干”的精神便这样传递了下来，如今的文科班学生在到连城社会实践时，也得人人体验过挑粪才行。

*叶飞（1914—1999），军事家、政治家。1932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拨乱反正后，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临，八十年代到来了。这时的陈日亮，对鲁迅先生所说的“与实社会接触”具有了更深刻的感触，教学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关于最直接的动机，日亮老师说道：“我发现福州一中的学生是‘吃不饱’的，课堂上的教学不能满足学生们的需求，他们的潜力很大，他们的个性需要被给予一个发展的空间。”

这个“实验”从80年进行到86年，是日亮老师心目自己教学生涯中最光辉的、最有收获的一段时期。1980年，他从初一教起，一直教到这届学生高三毕业。在这些学生高一的时候，陈日亮曾带他们到三明去社会实践，还和他们一起到东百去“站柜台”，这些学生中就有福州市教育局局长唐希*。在过去近四十年后，这位学生还向老师谈起：“在你带我去社会实践时，我还去卖过肥皂。”

*唐希，男，汉族，1968年4月出生，福建福州人，现任福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在日亮老师看来，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学习语文，尤其是作文不只能在脑子里凭空想象，一定要从生活中产生灵感。在城市中长大的学生们只有到山区去感受，到社会中去劳动，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题材可供写作。他认为自己的语文修养很大程度上与课外的广泛阅读有关，于是也想要把自己的经验带给学生。“语文需要把书读‘活’了，才能把作文写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自己读高中时，日亮老师就开始写“日札”，这源于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日札优于作文”的观念，在从教后，他也把自己的习惯带给了学生。他的学生们不用定期写命题作文，而是每周都交上一篇“日札”。后来，《日札集锦》也因此在学生中“出版问世”，切磋交流。他还设置了每周一节的“语文之窗”，在这节课上他不进行教学，同学们甚至可以不用带课本。这是他在自己的课上特意留给学生自己课外学习和汇报学习情况的时间，而对其他必修课，作为副校长的他也主张减掉一个课时，让学生拥有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日亮老师说：“可能那个时候大家的思想比较能够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学校就同意了，把课时减下来”。虽然课时变少了，但他要求学生们要养成自觉预习的习惯，要自己先读、先学，再在课上听讲。

*黎锦熙（1890—1978），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1915年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1916年成立了“中华国语研究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

福州一中高中部语文课

除此之外，选修课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直到记者毕业时，学校依然沿袭着这样的课时安排传统。

对于教学改革，日亮老师总结道：“到了今天，别的学科我不敢讲，但对语文来说，6年的改革实验应该传承下来的，是大量的优质的阅读和自主的课外写作——不是‘乱看’，而需要老师推荐好的文章给学生；不要命题作文，而要有自己的选材和思想。”他还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特意与书店达成约定，每周五下午书商在福一校门口摆上书摊，这位时任副校长便与他们一起卖书。每一批被售卖的书都要经他看过，图书馆每进一本书也要经他同意。如今福一学生每周或隔周就要写的读书笔记和“自由天地”便是这么来的了。不论是写周记还是写散文，甚至以此为窗口和老师对话、开始自己的连载小说撰写，都是被允许且受到肯定的，老师们不仅会在文末留下评语，还会在文中关键处进行批注，并在课上择优进行分享交流。

零星的思想交锋积沙成塔，很多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就养成了对语文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保持阅读、热爱写作的习惯。

06「我即语文」的道路：

「磨砺以须，及锋而试」，俯读仰思，知困而行

谈起从“传道受业”到更加深入地研究语文教学方法的滥觞，日亮老师回忆起那段“知困”的岁月：“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是从搞不明白开始，从有困惑开始，没有困惑就不会去研究。”学界有“钱学森之问”，而当时的语文界也有着“吕叔湘之问”。1978年，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文中写道：“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同一声惊雷，震响在语文教育界，震动在陈日亮心里。“高耗低效啊！高耗低效！”想到自己和同行们辛勤的付出和与之不相匹配的成效，困于“少、慢、差、废”的教育现状，日亮老师激动地叩了叩桌面，“语文花的课时特别多，老师们也很辛苦。可是语文学得好吗？大部分同学学得好吗？对语文真的感兴趣吗？为什么这么多时间进去，2700多课时啊，语文还是不过关？甚至有的学生厌烦这个学科，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好像哪怕你教得再好，学生也不一定学得好……到现在还是这个情况。”

四十多年过去，“吕叔湘之问”依然在日亮老师心里盘桓不去，不断地刺激着他去寻找答案。他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我的学生是喜欢我的，但为什么他们总体上的语文成绩却提不高？高耗低效是什么原因？

“有的人有疑惑却不去深究，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我一定要把它问到底。”于是日亮老师开始在知困中不断追问，又在追问中体验，在体验中体认，寻找语文学习的规律。“语文成为独立学科是一九零三年的事，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它还是‘这个样子’——这是我开始语文研究的动机，那这研究便在我自己身上开始试验吧。”他先把自己的语文学习过程作为“体验”的个案，又通过组织实验和个案积累尽可能地去揭开语文学习的规律，将感性的“体验”转化为理性的“体认”。“在高中时我的语文学得并不好，语言也比较贫乏，还做了不少蠢事傻事，比如说拿一个本子（把词语）从词典里面搬过来，以为这就是积累语言。但并不是这样的。我先在自己的语文学习过程中体验，对语文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产生认知，了解它的特点是怎样，要按照怎样的规律去教。”

日亮老师提炼了几个词来概括他的语文岁月，“知困！追问？体验。体认。体现。”寥寥十字，花了他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去概括、去总结、去实践。

《知困者言》 陈日亮著

“‘体认’完最后必须要‘体现’，我的作品都是我的体现，但只有动笔写出来、讲出来、用起来，东西才会变成你的。”而这种“体现”获得的关注与成就感也反作用为激励着他不断探索下去的推力，有越来越多的平台给他输出观点的机会，这样的外部动机又促使着他在学科领域不断钻研，“磨砺以须，及锋而试”。

“还有，我喜欢思考，常常在思考，只要一思考就能够进入研究状态，我很享受它带来的乐趣。”日亮老师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给一间居室起名叫“俯仰斋”，而“俯读仰思”，也正是他日常生活状态的写照。

另外，课堂教学实践，也刺激着他不断地思考。“在教的过程中学，在学的过程中教”，日亮老师不仅对自己的课堂产生思考，更用无数次听课的所得不断比较——“教书而不交流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不容易产生自己的思想，但听其他老师的课就会有比较，于是新的认识就产生了”。他用理论指导着自己的教学行为，又用自己的生动实践印证并丰富着理论，使自己的思维成果提升为一种理论形态。“思想是不会凭空出现的，一切事情、一切问题都出自课堂。在课堂上会发现很多东西，这也是我研究的开始。”他最畅销的《如是我读》一书，就是他退休后十数年如一日听课、思考、呈现的结晶。

正如日亮老师在他的著作《知困者言》的前言中所写，“我只是一直在摸索和穷究的途中，并将随时的观察、体验和体认书写下来，反复省思琢磨……困惑引发追问，追问催生思考，思考赋形文字。”凡有所悟必付诸践履，凡有所行必遵循规律。他的研究就这样因着“知困”自然而然地往下探寻了。

当被问起语文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日亮老师沉吟许久，表示明确的时间节点难以划分：“最初和语文结缘是因为这就是我的职业，但由于我对它产生了无限的兴趣和热爱，慢慢地，我就被它浸透了。语文从我的身外物内化成身上的东西，到现在已经成为我本身的一部分了。这个缘分到什么时候呢？也许很多语文老师在退休那一刻起就与它缘断了，但我还愿意继续和它打交道。”由 “职业”到“志业”，语文于陈日亮而言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职业和手段，而是他人生的一种自觉行为和一种精神归依。

庄生晓梦迷蝴蝶，“蝴蝶是我，而我就是蝴蝶”*，而陈日亮投身语文教学六十载，语文是他，他即是语文。

*摘自歌曲《庄周》

07 关于满身「标签」：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在陈日亮身上有很多令人瞩目的“标签”：福州一中第一位特级教师、连任四届的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特殊待遇……每一个都令人肃然起敬。但当问及他怎样看待这些“标签”时，他却十分淡然，甚至有着特别的解读，“‘特级教师’这个‘特’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不是把教师做到这个级别，而是我对语文的感情、专注、投入与众不同，比其他人‘特别’。”而对于能够担任人大代表，日亮老师则认为只有三分属于自己，七分该归功于福州一中这所名校的声望。

事实上，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人大代表。很多人都知道教师法的存在，却不知他是中国第一部《教师法》的领衔提案人。“对我来说，当人大代表不能只是去北京开个会、鼓鼓掌就算了，一定要做些实质性的事情。我个人很看重‘实至名归’，只有‘实’到了，‘名’才能归给你。国家给我这样一个荣誉，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和这个头衔相称，做到不辱荣誉，无愧于心。”在一次开会时，日亮老师恰好和一位民法专家同屋，在这专家的启发下，本着维护教师权益的初衷，日亮老师成为了最早提出制订《教师法》的人大代表。

当初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人大代表的日亮老师最后连任了四届。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他在全国人民的最高议政席上为国家的建设方略，特别是谋求国家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奔走、呼告，并为《教师法》的出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于此，他自己也认为，“这个人大代表应该可以说是不辱使命，没有白当了。”

如今，大多数人往往只看见了陈日亮的“标签”，却忽略了在“标签”背后数十年如一日的积淀，忽视了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淡泊。但凡和日亮老师曾有过接触的人便能知道，这些外在的荣誉或褒奖于他而言，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的身外之物。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讲台上，这位长者自我介绍的第一句永远都是，“我是陈日亮，是一名教师。”

而先前谈论“头衔”时格外平静的他，提到阅读和教学时眼睛都亮了起来：“我个人觉得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太大的东西，如果真要说有什么，那就是我‘终身都处在阅读状态之中’，这句话是钱理群先生为《我即语文》这本书做序时写的，这一点很重要，我始终在研究的状态下学，在学习的状态下教，所以说一辈子教一辈子研究。至于研究出什么结果，有什么贡献——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大概也是因为这样跳脱出名利场的自在心态，日亮老师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职业产生倦怠。相反，当谈起语文，他是“瞻望心犹热”，对教育，他还有着无限的热情。他每周都去福州一中听课，有时甚至还会一时技痒，与年轻教师商量着，“让我上去教他一教”。

08 贺年卡的故事：

开始于「功利」，坚持于热爱

在采访如今活跃在语文组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时，每一位老师一定会提到的，就是日亮老师亲手设计、绘制、题字的贺岁名片。杨卫民老师还曾写过《日亮师的贺年卡片》一文，记录日亮老师贺卡中折射出的真性情与“殷勤以待后生”的长者风范。

自1998年开始，日亮老师制作贺岁名片的习惯已经坚持了二十多个年头。小小的卡片不过手掌大，却颇富巧思，任谁看了都眉开眼笑，忍不住玩索一番，最后好好珍藏。日亮老师坦率地说，自己最初是出于实用性的考量才开始这每年一次的“工程”的。因着和亲友祝福往来的贺卡需求大，而邮电大楼出售的贺卡却越卖越贵、设计又如出一辙无甚新意，为着省钱，更是为着“脱俗”，兼之受一些老友、故人亲手设计贺卡的启发，日亮老师开始了他的贺卡制作。

“第一年是虎年，1998年，我就用剪纸做了一个‘虎’字，经过一番设计后到刻印店里把它做出来——做得比较大张，也很贵。后来我就把它的尺寸缩小了。”说起贺岁名片，日亮老师如数家珍，“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小的贺岁名片是从99年开始，那年是兔年，我的本命年。我画了一个兔，题上了一些‘平安’类的祝福，寄到海外去给我父亲。这第一第二年做了，往后就不能不做了是不是？人家会来问你是不是做了没给他。”

虽然起源于被他自嘲为“功利”的考量，但言谈之中，无不透露出日亮老师设计贺岁名片时的趣味盎然和一番文人的自得其乐——二十多款贺岁名片，有活灵活现富有性情的生肖涂鸦，有言约义丰情感丰盈的年度关键词，更有巧妙双关、呼应生肖时事的或抒怀或祝福的新年贺词。“在图案设计上，我想自己画点和别人不一样的。文字上，须得琢磨几句话来表达我今年的心情和对别人的祝愿，而且一定要和当年的生肖特点有点关系。这其实也是在考验自己的语文能力和智力有没有退步。”譬如羊年的贺岁名片上，日亮老师放上了一种来自西藏的、角生得巨大的羊，上书“美好”两个大字。由于那年开始反腐，他便又写了句“敞笼囚大虎，攒角战贪狼”——“我们习主席要把老虎关起来，敞开笼子，囚大虎，把角攒在一起，战贪狼，这既呼应了生肖羊，也跟国家大事有关。”

这时再看那一张张轻巧的贺岁名片，在如此这般的精心设计下，着实变得厚重了。

这是他成为教师的第60年，是一个甲子的轮回，是他制作贺岁名片的第24年，亦是两轮生肖的更迭。此时是八月末，日亮老师又要开始构思下一年的贺岁名片了。再过一个四季轮回，三牧坊的紫藤花又该开了。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桃李花开又一载，“我即语文”六十年。

来源：福州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