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顿涅茨克第一时间去军队医院看望安德烈。

安德烈是白俄罗斯明斯克人，一米九的大个子，因为从小从事搏击运动，浑身肌肉，外型是个力量的男人。

20年前，我妹帮助我在莫斯科南区买了房，托人找关系将每平米1110美元降到876美元，在13楼选了间82平方米的中套，为了省钱就找了个乌兹别克小伙子装修，叫卡富，这小子聪明好学，什么活儿都能捣鼓一下。

我就将那辆光明日报驻俄记者转卖的红色小奔驰，让他开去买材料。

一个晚上，卡富闯红灯撞了附近一个老板的座车，对方狮子口大开，要赔3000美元。

出场的人就是安德烈。

安德烈说，限时限期一分不少交费。

我东借西筹备齐了数字。

等交钱的那天，安德烈对我说，你不用交钱了，我给你摆平。

原来他知道我向一位俄罗斯大哥调头的事儿，那位大哥是安德烈的师傅。

俄罗斯黑社会打手主要由退役的特种兵青睐的职业，从上到下都有严密组织，主要包干区域内的饭店、桑拿、赌场、洗车店等收取保护费。

我认识的大哥是我在车臣战争中结识的生死朋友，他来自梁赞的伞兵，曾担任过俄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的保镖，政坛关系有很深的功底。

就这样，因为同住一个小区，我与安德烈成为了朋友。

有一年，我妹工厂在莫斯科组织服装展，零售的4800美元不知去向，安德烈得知后，粗暴地将所有人关在小房内搜身，最后钱在俄某共和国经济发展部的一个助展副处长的裤裆内，用透明胶带粘得完好。

最后，那名副处长要告安德烈非法拘禁，但也只是过过嘴瘾罢了。

因为与安德烈住的近，常常走动，也帮他揽过不少华人受欺负的案子，不过都处理得很好。安德烈游走于警匪之间得心应手，使许多华人报了仇，解决了难题，当然也付出了费用，好事多磨，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特殊年代。

2012年10月，我心肌梗塞送入医院，家庭骤间溃散。

两个幼小的孩子2天没有吃饭和上学，安德烈就主动当起了家长，让其女友请假在我家照顾儿子和女儿。

当安德烈将两个孩子带到莫斯科西南的巴库列娃心脏专科医院病房时，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许多次单位出差跑长途没有司机，安德烈就主动派小兄弟帮我排忧解难。

有时候单位几个人出差在外，突然需要钱，没处周转，就会给安德烈打电话。

两三万美元也不是个小数目，安德烈总会一句也不说什么，转眼间卢布就到帐了。

原来安德烈将收保护费的老板都借了个遍。

知道后，我再也不信口开河了。

我有许多俄国家党团杜马议员的好朋友，2013年，我就介绍安德烈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安德烈在选举中立功，被任命为自民党莫斯科委员会的负责干事。

安德烈碰到不开心的事总会给我打电话，他叫我“布拉特”就是兄弟的意思。

今年2月24日，俄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来又进行动员，安德烈属于预备役，成为自民党第一批应征人员。

由于各自相忙，我们多次在顿巴斯失之交臂。

今年10月，在赫尔松前线右岸的市区，我采访了安德烈所在的国民警卫队特种分队，这天安德烈去了新卡霍夫卡水电站，没有见到面，但是，通了电话。

安德烈说，他儿子符拉特也应征动员去了卢甘斯克。

符拉特与我儿子同岁，小时候一起长大，我儿子基尼斯也去了俄国防部红星电视台驻顿巴斯记者组，我有个心愿，在顿涅茨克两家人前线团聚。

后来，我在马里乌波尔负伤，符拉特也在红色利曼战斗中被蝴蝶雷炸伤左脚，这件事就搁置下来。

安德烈是11月25日在梅里托波尔被乌军火箭弹炸伤，弹片飞进右腿。

在卢甘斯克军医院外科病房里，安德烈靠在病床上，好像瘦了许多，我们聊起了孩子，聊起了女人，人生中走过的错道，浪费的时光和白眼狼，还有许多许多不靠谱的往事。

男人间透明亮地交心，没有遮掩也没有作秀，大声骂人，说着爆粗口的话，沉浸在最幸福的真面目时刻。

安德烈说，刚上前线时，遭遇乌军昏天黑地的炮火，他想起女儿，真想当逃兵。

可是，他就想起到我，一个与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却不惧死亡，为打破西方信息垄断而奔走在生死最前线。

安德烈是少校副营长，他负责特种分队的业务工作，每次生死关头，他都会与手下说一个东方记者与俄罗斯的故事。

他说与人为镜才能相形见拙。

安德烈的话真的感动了我，我从小读水浒长大。

实际上，一个人一生中并不需要交很多朋友，有时一个就够。

是的，人与人的友谊，把多数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而生死与共；也有种奋不顾身，以命相换，这叫守护。

男人之间的交情，有时候虽然一杯酒，却可以凿穿一座城池，让天下人醉倒。

2022.12.9 写于马林卡战役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