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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陕西嘉县的尼赫居村36亩的千年古秋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这里也是全国、世界上最古老的枣树林。

主持这项行动的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博士孙庆忠的总结是：“在寻找各种乡土重建路径的今天，有一种普遍性的认识，也就是村庄的希望是让外出者回流。如果让年轻人回归，必须有情感的归属，必须有产业的支撑，这是乡土文化复育的重要前提。”唤醒村庄的集体记忆，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而随后搜集2000余幅珍贵影像图片百万字资料的过程，成为唤醒泥河沟村活力的开端。

泥河沟村，所有可以种东西的土地都拿来种枣树了。不是人们对枣树情有独钟，而是十年九旱八雹灾的自然条件，只适合种枣树，家家户户的收入也主要来自红枣，尽管如此，泥河沟村依然是一个贫困村。

“2014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时，泥河沟村的情况是，全村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158人，有111人年逾花甲。”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庆忠第一次走进泥河沟村看到的是破败的窑洞和暮气沉沉的留守老人，“乡村更像是‘废弃的生命’。”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经考证原来是中国枣的重要起源地，千年枣树仍郁郁葱葱，精神传承却出现了枯萎的迹象，需要唤醒的，是这个村子的精气神。

泥河沟村村貌。计云 摄

缘起于36亩古枣树

最近十来天小雨就没停过。在泥河沟村，连续下雨可不是什么好事。此时红枣即将成熟，果肉开始膨大，雨水过多会让鲜枣开裂、霉烂。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朱家坬镇泥河沟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河边村”，它依傍的是中国两大母亲河之一的黄河。几字形的黄河，用“竖弯钩”的一竖劈开了晋陕峡谷，泥河沟村就藏在黄河的西岸，峭壁深谷里。

“在我们这儿，泥河沟的枣是最好的，一般优质鲜枣，地头收购价一市斤能卖到5块钱，价格还是不错的。”原佳县红枣产业办公室主任高峰告诉记者，“不过我们佳县已经连续7、8年每到枣子接近成熟的时候就下雨，今年裂果比较严重。”

高峰不是泥河沟村人，但是自从1978年大学毕业，就一直跟红枣打交道。1994年，在一次驻村工作时，他在泥河沟村待了一年，仔细研究了这里的千年枣园。

“泥河沟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地。”高峰说话时，普通话里带有陕北口音，基本上能听懂，但是，吐字的重音会略有不同，比如说到“泥河沟”时，“河”字就轻轻地滑了过去，让人听起来，以为是在说另一个地方。“泥河沟千年枣园是惟一以古枣园为载体申报成功的。”

那场申报的成功，改变了佳县泥河沟村。2014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把该村有千年历史的古枣园系统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古代先民把山地酸枣引入黄河滩地，本身就是创举，他们世世代代依靠泥河沟周围丰富的酸枣资源，不断培育，按照人们的需求提炼枣的优良性状，形成了独特的古枣园和农艺传统，并将红枣融于当地民俗传统文化之中，其文化传承源远流长，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种植枣树的鲜活证据，甚至被誉为“天下红枣第一村”。

村民的记忆总是跟枣树相关

早在1994年，当时为了搞清楚“泥河沟村古枣园的神奇之处”，高峰仔细考察了枣树生长环境，走遍了这里的沟沟坎坎，对泥河沟村周边的路况了如指掌。

他发现，正是因为交通不便，使得泥河沟没能搭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车，“好处是，反而比较完整地保护了枣林。”

高峰调查后发现，历史上泥河沟村经过水运和陆运两个阶段。靠水运的时期，泥河沟村的码头叫“宁河口渡”，在宋朝，已经是著名的水路码头，只不过泥河沟村三面环山，村口很小，不容易发现村里还有一大片枣林。改为陆路运输后，“泥河沟全村不养一头驴，因为都是石台阶，驴无法进村子，交通十分不便。”

高峰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回到佳县成了一名“红枣专干”，围绕枣树一干就是40年，是名副其实的枣树专家。他告诉记者：“佳县这个地方，十年九旱，可巧，泥河沟村边的车会沟给当地枣园提供了灌溉水，枣树成熟的时节需要相对的高温，泥河沟村四周裸露的石坡白天吸热，晚上放热，为枣树提供能量，所以，这里的枣树长得特别好，最大一棵古树胸径3.45米，两个人都围抱不过来。”

高峰所说的古树，就是村里那株距今1300多年历史的“枣树王”，后来被《中国红枣志》誉为“活化石”，“枣树王”栽下的时候，中国还是隋朝。

恶劣的气候特点，让这片土地只适合种枣、杂粮等耐瘠薄的树种、作物。在泥河沟村这样的土石山区，用于耕作的土层比较浅。据村民武国柱回忆，“泥河沟在1946年以前是个富庶村子。”1933年出生的武国柱，小的时候是泥河沟后村的孩子王，特别能打架，孩子们跟着他出去不会吃亏，后因读书离开了村子。据他回忆，“我们村东、黄河西岸1000多亩水地，有枣林，地上产粮、空中结枣……村民生活较为富足。1946年黄河发了一场大水，把水地都推走了……村里连最低生活也维持不了。”

村民正在捡枣。贾玥 摄

武国柱作为历史口述人和另外39人的讲述被收录在《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里，同时定格泥河沟历史的还有《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孙庆忠带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和村民一起，共同重温了乡村的过往。在村民和县镇村干部的口述中，为古枣园、传统村落存留了2000余幅珍贵的影像图片和100多万字的资料，这一过程成为唤醒泥河沟村活力的开端。

《村史留痕》中，村民会提到千百年来在适应自然的过程时，当地流传的一套“枣、粮、蔬间作立体种植法”。

立体种植的意思是，在黄河滩地上栽种耐受瘠薄的枣树，枣树林里种上杂粮和蔬菜。“泥河沟村能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古老却很高效的种植模式。”高峰说。

另外，在村民的记忆里，他们的生命几乎都和红枣相关。在和泥河沟千年枣园的缘分里，高峰甚至曾被枣树救过一命。

就在1994年，他调查枣树几乎到了痴迷程度，“有一次中午已经过了，我实在累得不行，不知道怎么地就从石崖上掉了下来……我想我掉下来却没死，是因为一棵枣树的枝条在中间把我撑了一下。”这一经历被记录在《村史留痕》里。高峰作为最懂千年枣树的人，和泥河沟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了老人的记忆，村落的历史就不再苍白

出于人类学者的好奇，2014年5月，孙庆忠第一次走进泥河沟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破败的窑洞，村子完全没有活力。村里住着111位60岁以上的老人，在村里只看到一个年轻人，是一位八零后。”

走访之后，感受到乡村凋敝的同时，让孙庆忠错愕的是，记载泥河沟村历史的文字，加在一起不超过300字。

孙庆忠并不担心村庄没有文字记载，“因为，我始终坚信，只要有人在，文化就在。只要能发掘出活的文化，乡村就不仅仅只有几孔破窑，不仅仅有还能结果子的枣树，更有跟它相伴的人的因素。人对于自然的相依相合，人对枣树的呵护，才有了物质化的村庄，才有一份记忆，所以，就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发掘深藏在泥土里的情感。”

和考古差不多，村史挖掘从老人们开始了。

进村之前，孙庆忠打听到村里最有学问的是一位叫武国雄的人，“他当过小学校长，大队书记，这都是宝贝级人物了。”等进了村里，村民说：“你来找武国雄吗？如果去年来，能看见老爷子咽气。”上了年纪的村民、衰老的村庄，都在催促搜集口述史的工作加快进程。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博士孙庆忠（左二）带领研究团队外出探访。熊悦 摄

调研团队先后采访到泥河沟村武姓四大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其中，按照年龄排序，武爱雄排在第一个。1925年出生的武爱雄，小名叫“玉书”。

武爱雄的童年记忆是这样的，“戏楼上蹲三个娃娃，头上顶着村里三大庙神灵的牌位。他们面对着戏台，因为唱戏是唱给神听的。当时的讲究是娃娃们比较纯洁，神的位置要比人高。每个顶神灵牌位的娃娃都能得到一个枣卷卷吃，不去就没有枣卷卷。那时候可苦了，吃不到面，娃娃们都抢着顶牌牌，谁跑到前面就让谁顶……我没有顶过，胆子小嘛……”

“老年人讲故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传递功能，但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对口承知识的依赖越来越小，老年人在乡村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孙庆忠教授说，“缺失了老年人的生活记忆和生命体验，村落的历史将是苍白的。”

访谈、拍摄的同时，还举办了“泥河沟大讲堂”，对做这些的目的，孙庆忠解释说，“让那些为生活忙碌、为生计漂泊的年轻人，不忘祖先的历史，让年迈的老人能因存留前辈的记忆而有一份生存的尊严。”

泥河沟村的活力能吸引年轻人返乡吗

从一开始，孙庆忠的想法就很明确——“通过重塑村庄的集体记忆，让子孙不至于丧失与祖先对话的能力，与此同时，用这种特殊的文化干预，在重现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命历程时，积蓄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随着乡村记忆的苏醒，泥河沟村的变化也随之而来。

作为泥河沟村驻村干部，朱家坬镇长苗小军和泥河沟村的交集开始于2011年，当时他负责沿黄公路、调水工程等政府项目在泥河沟一段的落实。他对泥河沟村的变化体会最深。

“2014年以后，泥河沟人的变化非常大，”苗小军告诉记者，“除了人居条件改善以外，关键是人的精神面貌变好了。今年9月11日，佳县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泥河沟村举办，村域环境布置都是村民自己做的。”

尽管丰收节活动只举办了两天，持续的阴雨天气让山村很快恢复了往日的清静，不过村里老人们用红枣和黄色玉米粒组合成的五星红旗，还是成了人们争相拍照的网红景点，“这些都是村民加班，连夜做的，这种场景很多年都没见到了。”

村里老人用红枣和玉米粒组成五星红旗。受访者供图

“泥河沟人都有一个集体主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泥河沟的荣辱关系到自己。村里有了大事，老人们乐意参与其中。”苗小军说。

这种参与意识在年轻人身上也能看到。孙庆忠教授5年前见到的那位八零后叫武小斌。由于多年在外闯荡，见多识广。回村后，“看到村里的事，就觉得自己非要管一管。”

2015年起，创业青年武小斌给村里的年轻人建了一个微信群，村里有事就在群里招呼一声。他告诉记者：“现在外出的年轻人有啥事都能回来。特别是白事，必须都回来帮忙，因为白事用的人多。现在用就用我们年轻人，老的干不了了。”

苗小军告诉记者，为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集体投资开发了沿黄公路泥河沟段的葡萄观光绿色长廊，另外一个8亩多的红枣大棚，适合种植反季节上市的红枣。“现在基础设施都已经陆续就位，就等着本村青年回来经营。”

目前，武小斌和刘美玲两位年轻人都已经在村里开起了农家乐，住宿的游客大多是摄影爱好者、享受退休时光的老年人，乡村小店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回头客……申报农业文化遗产那时，村里人还总想着把千年枣园的古老石头围墙换成城里的砖头水泥，现在不会这么想了，他们觉得村里的古树、旧墙、老工艺都是值得珍视的东西。

村里如今确立了“一树、一院、一品”的特色民俗发展模式，利用各方资源进行众筹共造，并正在打造一支卫生队伍、一支文化队伍、一支创业队伍、一支窑洞建筑队伍和一个乡友会，甚至开始产业品牌孵化，设计文化产品。再过一阵子，老村将迎来自己最美好的场景，漫山遍野红枣成熟，家家户户都是红枣的世界。

“在寻找各种乡土重建路径的今天，有一种普遍性的认识，也就是村庄的希望是让外出者回流。如果让年轻人回归，必须有情感的归属，必须有产业的支撑，这是乡土文化复育的重要前提。”孙庆忠教授说。“共同的记忆是一条连接着祖先和后辈的精神纽带，它让我们始终带着祖先的生存智慧，坚定而从容地走下去。”

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