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1日，中央网络申请启动了“青朗夏季改善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直播，严厉查处并打击“网红儿童”行为。

同一天下午，拥有770万粉丝的抖音账号“SASA的丸子妹”在微博上通知粉丝：“以后丸丸不会再直播出镜啦。”丸子妹是一名两岁半的小女孩，圆嘟嘟的可爱形象广受喜爱，俘获了大批“云养娃”的叔叔阿姨级铁粉。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一些未成年人成为“UP主”。他们中有的表演才艺、有的演段子、有的“卖萌”，其中不乏像丸子妹一样粉丝在百万级以上的“网红儿童”。套上了流量枷锁的他们，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推上了成长的“催熟路”。

利益之下，“工具人”诞生

4月23日，丸子妹在长沙举行粉丝见面会，热情的粉丝举着手机，将她和父母围得水泄不通。为了满足粉丝，母亲抱着丸子妹劝说她给大家唱一首《小兔子乖乖》，丸子妹显得局促不安，表情严肃紧绷。现场粉丝不停地喊叫，有人甚至直接对其捏脸摸手，这些举动吓到了丸子妹，主办方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事实上，这仅是丸子妹“被迫营业”的一部分。走红之后，她的行程紧锣密鼓——父母带着一起出镜直播、为自己的童装店做模特、去上海时装周走秀、到湖南卫视上综艺、接广告宣传……

父母的一系列操作，让一部分粉丝开始质疑甚至愤怒。网友评论道：“她好可爱，也好可怜，被爸妈当赚钱工具。”“拿孩子当工具，没完没了地消费孩子。”“她就是另一个阿拉蕾。”……

网友所说的“阿拉蕾”，是曾在《爸爸去哪儿》节目中走红的素人萌娃崔雅涵。当时4岁的她善良懂事，深受观众喜爱。节目中，被问及“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时，阿拉蕾哭着说“为了给我弟弟赚钱”，令不少观众唏嘘。之后阿拉蕾接连活跃在各类综艺节目、商演活动、

影视演出中，在节目里吐槽自己“从来都没有度过假”。当童年被大人们的欲望所裹挟时，儿童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互联网时代，有流量就意味着有变现能力。这些萌娃为其家人们提供了一条“创业途径”——通过出镜积攒人气和粉丝，成为“网红儿童”后再带货或接广告进行商业变现。在家长的操纵下，儿童沦为“工具人”，父母渐成“啃小族”。市场需求和利益刺激，让部分家长挖空心思迎合网民，甚至置孩子身心健康于不顾。

2018年，一个网名叫佩琪的女孩因一段跳舞视频“火了”，随后父母为了维持热度，给孩子开起了“吃播”。3岁的佩琪在视频里不断进食汉堡、炸鸡、烤串等高热量食物，体重飙升至70斤，父母还在强调“马上突破100斤”。最后在网友的举报之下，才得以封停。

这种“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式的家长，在生活里并不罕见。据了解，在童装之都浙江湖州织里，童模是炙手可热的行业。每年数以千计的父母带着孩子到织里“童漂”，追逐童星梦。有的孩子仅有1岁多，有的孩子告别幼儿园，专注于拍摄，收入高者可日入过万。

造成“网红儿童”的泛滥，除了商业利益的驱使，还有观众的推波助澜。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刘肖岑分析道：“我们有一种心理叫娃娃脸效应，一张孩子脸会天然地引起我们的兴趣，让我们接纳他、喜欢他，所以在网上很多儿童的视频会传播得很快。”

价值错位，童年没有童真

每一位“网红儿童”的背后，都有作为“推手”的家长，甚至有专门的商业机构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包装。

权律二是一名2013年出生的韩国小网红，因妈妈经常在社交平台发布她丰富夸张的面部表情和动作而走红，被冠以“表情包女王”的称号。6岁时，权律二开始做“吃播”，面对镜头，一举一动宛如大人，拥有了不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成熟。网友直呼“油腻”，“一点都看不出是6岁小女孩”。

“变油腻”的不止她一个。去年，山东济南一档歌唱比赛请来一名8岁童星做评委，童星以“老资格”的口吻，指点着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辈的参赛选手，引来一片质疑声。而童星的经纪人却反怼：“你有她火吗？你们有她出名吗？”

本应是无忧无虑成长的年龄，“网红儿童”却被流量、广告、合同、走穴催熟成为“小大人”，揠苗助长。过早地遵循成人世界的名利场逻辑，儿童的穿戴、言语、举止变得成人化，带着浓厚的包装痕迹。刘肖岑认为，“这会对孩子身体和心智发育造成较大影响”。

一般而言，网络红人在有一定知名度后，为了保持较高热度和流量，需持续输出内容，其关键点在于“卖人设”，本质上是在虚拟情景中展现迎合网友预期、讨好大众审美的自己。为了博眼球，不少账号设计剧本、挑起话题，有的用力过猛，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媚俗炒作，类似“全网最小渣男”“全网最小妈妈”等三观崩坏的内容，令人咋舌。儿童带着人设表演，也极易迷失在人设之中。

出身江西偏僻农村的范小勤，因长相酷似马云，8岁时在网络爆红。之后一家公司将他带离老家，开始“小马云”的生活。四年后，范小勤被诊断患有矮小症，商业价值降低，于是被“退回”了老家。经过几年的熏染，如今面对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范小勤依然逢人便说“我是小马总”，经常演唱“阿里，阿里巴巴”，面对镜头熟练地做飞吻，拍完之后还不忘向拍摄者索要费用。

儿童时期是塑造自我概念的关键期，如果活在虚拟的人设中，容易导致自我概念不完整、不稳定。对范小勤来说，被家庭、商业机构和围观者消费的他，或许已经分不清“真实”与“人设”。“谎言说多了，就以为是真实。比如我们发自拍照时，都会美颜一下，长此以往，有人会感觉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其实，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心理。”刘肖岑说道。

在商业文化被过度渲染的氛围下，对网红的热捧、对物质的追求、对名利的角逐，很多孩子已不再“天真”，造成了价值观的错位。

2020年，腾讯育儿联合企鹅童话发起《网红经济对青少年的影响》社会调研，结果显示，有49.6%的青少年想要成为网红。在他们眼中，网红被人关注、收益多、好玩。有超过四成的家长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网红会模糊青少年的价值观标准，使他们过度相信一夜成名，忽略奋斗的意义，甚至会刻意模仿网红，审美观被扭曲。

忧心局面的形成，与部分平台监管不力不无关系。平台本应做到严格监管、自律规范，但往往是在舆论发酵、政策发布之后，才发起自查自纠。好在，随着政策的出台与落地，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越来越严。“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不能被转让、被利用，他们有自己的权利，需要被人们尊重。”在刘肖岑看来，家长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而不是如何利用孩子获利，“啃小”的结果，无异于“坑小”。

（作者：冉智渊）

来源： 《教育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