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交配人将失业。"“不是公司的变故，而是产业消失了。

徐子墨失业了。

此前他在新东方当了五年数学老师。大约一个月前，徐子墨被主管叫进办公室，得到了不再被排课的消息。短短几句话在他脑子里飞速转了几秒，很快变得“面目”清晰起来——这是裁人的“惯用手法”。

“没有什么确切理由。说学历不太好。我合同恰好也快到期了。说白了，都是幌子，就是不想让你干了。”徐子墨有些无奈地摆摆手。

尽管教培行业大变的风声由来已久，但徐子墨并未过多关注，更是压根没想到这样的命运会落在他这种“准金牌讲师”头上。接到消息后，他停下手头的工作，环顾四周，才慢慢得知这已是最近圈中很多人共同的遭遇：刚刚拿到offer的应届毕业生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入职就失了业；作业帮、高途等在线教育公司的前同事们也接二连三被裁。

7月24日，“靴子”落地：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严肃整顿教培行业已成定局。

30条“双减”意见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指引尤为突出。其中指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线上培训要注重保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

更多机构在“靴子落地”后开始裁员或寻求转型。7月26日早间，新东方发布公告称，正考虑采取适当的合规措施；7月28日，猿辅导宣布转型素质教育，并推出科学启蒙教育产品“南瓜科学”；据新浪科技消息，字节跳动旗下大力教育于8月5日开始裁员，旗下瓜瓜龙、清北网校、你拍一等项目都开始实行n+2的补偿计划，部分人员转岗或投到新项目中。

顾不上忧伤，徐子墨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自救”——带着四十多个学生一起从新东方离开，开一个私下的小班课——“靴子正式落地”前，他原本还期待着自己创业，趟出一条新路来。

7月底的一个晚上，徐子墨刚刚结束了一天从早上九点半到晚上八点半的课程，回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瘫在沙发上，喝了一大口水，打开外卖准备吃晚饭。

这是他的培训小班开课的第十天。班上只有他一个老师，密集的课程加上繁杂的琐事，让他失去了准点吃饭的时间和心情。小班培训的资质问题更让他提心吊胆。连日来，他找朋友聊天、咨询，自己也琢磨着各式各样的、也许还将行得通的新出路。

2021年3月24日，湖北宜昌，校外培训招牌。图源：cfp

乱象

徐子墨当老师的念头缘起于大三那年。彼时，他正在一个普通高校读工科类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大学所在城市的新东方学校当助教实习。那会儿，他听说新东方的老师“一年能挣四五十万”，一下子就被这一充满激情又回报颇丰的职业牢牢吸引了。

2015年毕业时，徐子墨立志要投身教培事业。最开始，他去了一个小机构先干了教培销售，没到一年就跳槽“回到”了新东方，应聘成了一个初中数学老师。

之后的几年，教培行业一度成为资本宠儿。去年10月，猿辅导一举拿下G1和G2轮共计22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155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教育科技独角兽；作业帮则在2020年12月完成E+轮融资，投后估值110亿美元。

大量优秀年轻人，包括高校应届生，都在高薪诱惑下，跑步“冲”进了这条赛道。

成为“数学老师”对徐子墨来说没那么容易。他说自己在小学初中时代不爱学习，上高中才慢慢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关于数学这门课，大学毕业后早就忘光了，再捡起时无异于“从头开始学”。

他最初会四处请教人，一个题一个题地啃，“约着要好的同事一块做题，一块讲”。但之后的徐子墨发展出了一种独有的竞争力——“我很能理解大家的问题、出问题的地方和心态。如果是一个成绩特好的人，肯定会觉得这还用讲？不会站在他们（差生）的角度去分析和思考。”

回忆起刚入行的那段时间，徐子墨感叹自己“赶上了红利期”。他记得，2016-2017年那会儿，每年校区内都会招来大批学生上50元的低价体验课，上过6-8堂体验课后，老师们靠各自能力留住人，把体验课转化成续正价课。转化率成为评价老师业绩的指标。

徐子墨的业绩常年位列新东方同科目中全市前几名。暑假及平时的周末，他的时间表上总会从早到晚塞上满满当当的课程，晚上九点多下课后甚至还会接“1对1”的小课。他知道，“教培老师的工作是7*24小时的，和生活完全拆分不开”，学生们有题不会做，深夜会发微信来问，他也得及时响应。

相应的，徐子墨也得到了相对丰厚的回报——在新东方头一年，他的年收入税后20多万，后来逐年递增，到2020年已经翻了三倍多。今年，他即将升级成金牌讲师，课时费还会翻数倍。

2021年8月5日，安徽省合肥市临泉路附近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大门已关闭。图源：cfp

想要像徐子墨一样拿到丰厚的薪水，除了课程质量过关外，还得习得一些自我包装之类的技巧。

2020年入职猿辅导的陆凡既是老师，也是“销售”。“转化率”是衡量一名主讲业绩的最核心，也基本上是唯一的数据。他需要把课程和自己推销给学生和家长，尽力实现更高的“转化”。

最紧张的就是一期课程结束后的几天，行话叫“窗口期”——那是家长买课的时段，也是主讲老师们和流量赛跑的日子。陆凡回忆，那段时间里，主管每天都会在主讲群里更新课程续报的最新数据。所有老师数据多少，排名几何一目了然。

每名老师背后都是一个小团队，包含主讲和助教，他们更像是互联网公司里的内容和运营：主讲做课，助教销售，双方也会相互配合，比如助教会告诉陆凡，如何去派福利，如何刺激续报等。

2020年年末，陆凡离开了猿辅导，回到南方家乡的一家教育机构。他认为，在教培行业里“独善其身”是件比较困难的事。

和陆凡同一年入职新东方在线的关诚则总被意料之外的压迫感围绕。最开始，他意识到新东方在线的应届生招收是“撒网”模式：“先给你招进来，再一点点淘汰”。入职前一天，公司通知他参加了一场面试，面试上，他被通知从原先定好的课程研发与教学方向转为了运营。“懵逼，只能答应。”关诚说。

去运营是因为运营缺人。但关诚从未有过运营工作经验，只能做些打杂的活计，有时候，领导还把修电器这种工作派给他。这一年，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也频繁变动。他刚来没几个月，就赶上了总监以上层级领导的大换血，有一次人员变动中，关诚还差点被裁掉。

在新东方在线，关诚运营、授课、教研三部分工作都做过，每次调动都是被迫为之，“哪缺人就去哪”。在线教育的经营模式也是先通过低价“引流班”拉来用户，再逐步筛选，吸引留住部分家长续报“正价班”，以达到盈利。关诚曾被安排讲过两节“引流课”，但由于并非正式主讲老师，无权带“正价班”。当学生们在课程结尾询问是否还能继续上他的课时，他无法回答。

关诚发现，公司管理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运营为了完成业绩会大量吸收学员进入“引流班”，但实际上，不少客户根本不可能报名最后的正价班：有的孩子根本未达到学龄，还有人报班就是为了拿到免费发放的福利赠品。这导致“转化率”常常达不到要求，影响主讲方面的业绩。

这其中，经营小学教育“更挣钱”。关诚觉得，是因为这一群体的家长更加焦虑，而且课程难度简单，“不用教真东西”。据他透露，公司里有些小学主讲，至今连教师资格证都没考下来。三四线，甚至四五线城市的“下沉市场”是公司主要的客源。主讲和学生连麦时发现，学生身后的背景是自家农田。

2021年3月31日，上海，一儿童通过在线教育学习。图源：cfp

“销售上做得太多了，已经不是完全辅导知识的感觉了。”林喆认为。林喆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在2020年加入了教培行业，现在是一家教育培训公司的高中语文老师。跳槽到现公司之前，他曾在新东方在线工作半年。他往往要在课前的十分钟向学生宣讲优惠政策：“我们真的很便宜，你下次要接着买我们的课”。这样做，为了就是让学生们能够“续班”。

为了提高业绩，林喆还会把“有些东西藏着掖着”。比如，如果想让学生下学期报作文班，他就会在上一个学期先讲一节课的作文，然后告诉学生，如果想继续学下去，下学期就要继续报名参加课程。但实际上，在林喆看来，把同一个内容分散到不同学期，会导致效果变差。

身处新东方线下校区的徐子墨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被KPI支配的压力。由于没有底薪，工资全靠业绩，每年做招生转化的5月是他最忙的时候。徐子墨认为，业绩考核的僵化形式让老师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拉人，“有的学生就适合上一对一，但你教着大班课就只能让他上大班，有的学生既不适合一对一也不适合大班，就不用上课，但你为了考核压力，还得让他上。”

起风了

教培行业的乱象引起了官方注意。8月2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报称，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已依法查处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其中利用清华北大校徽做广告、虚称押中考题的学大教育，以及无证办学的ABC外语培训学校通州分校和虚假宣传的51talk因发布违法广告被点名，并处罚合计近200万元。

2020年9月6日，北京，2020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现场，猿辅导设直播教室，一名观众在体验。图源：cfp

实际上，徐子墨早就注意到了铺天盖地的教培广告和层出不穷的各种培训班乱象，也听说了过培训机构收钱后“跑路”的新闻。他察觉到状态不对，“太热了，广告做得太狠了”，也预感政府监管教培行业势在必行，但相信管的一定是资本无序带来的行业内卷，而非自己这样的“正经培训”。

徐子墨觉得自己是被连累和误伤的，“如果他们不这么疯狂做广告，谁也不跑路，也不至于这样整治教育培训机构。”他在朋友圈感叹：这下真的完了。

关诚也在7月30日接到了人力部门的通知，工资由两万降到定薪6000元。这是一个“在北京没法生存”的数字。但他已经料想到了这个结果，这份通知对他来说不过是靴子落地。

行业变动的消息在圈子里已经传了一段日子。一两个月前，有位跳槽到高途的总监说要把关诚一起带过去。关诚犹豫要不要去的过程中，那头便传出消息——高途裁员30%。就在前些天，他的一名同事，本来应该三天后正式转正，但突然被人力突然通知当天就是last day，由于在试用期内，公司无需付出任何赔偿。

2019年8月25日，北京，学而思大量投放户外广告。图源：cfp

“不是公司变故，而是行业没了。”关诚说。原来部门还计划着把秋季学期的直播课程转为录播。新政正式落地，意味着这个方案都没法继续进行。

外教课方面也遭遇腰斩。关诚所在的工作组负责外教课程的制作，外教团队由一家海外公司外包，老师不在国内。新政下来，只有在中国的外籍员工有权授课，这部分课程也只得终止。

这种情形下，关诚能做的只有另谋生路。但现在所有行业里的人都在往外涌，他不像产品和技术岗，还可以转去其他互联网公司；继续去公立学校做教育也不太现实——他目前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设计课件，又没讲过课，公立学校并不会设有他目前正从事的职位。作为对在线教育这个行业依附性最强的基层员工，他的选择非常少。

眼看着老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失业，李月难过极了。这之前，她曾经在教培行业工作过半年。

4年前本科毕业时，由于是非师范生，李月没法应聘公立学校教师。因为单纯热爱教书，她加入了一家广州的小型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李月回忆，那是一段匆忙而疲惫的时光：“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只要有学生就会给你塞”；旺季更加如此，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只有中午能休息两个小时。

2020年9月14日，武汉光谷某商圈写字楼內，“猿辅导”培训中心老师在房间内进行线上教学。图源：cfp

累得实在吃不消，加上工资不理想，李月辞了职去考研，今年硕士毕业考入了一家公立学校的事业编制。回想起来，李月感叹自己十分幸运——及时“上岸了”。

“双减”消息出来那晚，微博上哀声一片。李月刷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教培老师发的微博，“起风了，教培人要失业了”。她看了难过，打出了哭脸的表情，鼓励博主：“姐妹加油考编，以后在公立学校当老师！”

这样的安慰和鼓励李月最近说了很多次。但她知道这句话太过轻松，终究只是安慰而已。年轻人还好，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前同事的境遇最让她忧心——这位曾经在公办学校任职的老师，因为妻子生病缺钱，辞职从体制里出来，成了教培老师，没干几年就赶上了教培寒冬。到了这个年纪，饭碗摇摇欲坠，又很难再回体制内。“他得病的老婆最近都打算去应聘超市收银员了，现在真的挺难过的”。李月说。

出路

“觉得需要转型，但不知道该如何转。”林喆说。7月底的新政出台后，他所在的部门氛围开始变化，同部门的老师普遍看衰这一行业。他们均为清北毕业，在行业兴盛期入行，如今开始忧心。

新东方在线近期的窘境，林喆也早有耳闻。“有人的工资降到了6000”，对他来说，如果在现公司的收入也受到影响，“肯定就跑、就撤”。至于刚投身教培行业不久的关诚，虽然还未离职，但也在努力寻找着新的工作机会，焦急地观望着。

而已经离开原岗成为“自由教师”的徐子墨，则在日夜思索着他的培训小班该如何生存下去——这不仅是他的生计，也是几十个学生和家长不愿轻易放弃的学业。他正在进行一家教育咨询公司的注册，但迟迟未能审批下来。

2021年3月10日，杭州街头随处可见各类线上教育品牌广告。图源：cfp

徐子墨说，很多学生从初一开始就跟着他学，“粘性很强，不愿意轻易换老师”。因此，当他离职选择出来单干时，大部分老学员二话不说都跟了出来。在他看来，这些学生是真的有心要提高成绩、巩固学习成果的孩子，如果半途而废，实在不值。徐子墨计划着，至少要把手头这些学生带到初中毕业，才算对得起他们和自己。

作为一个曾经的“差生”，徐子墨坚信补课和做题的意义：“一方面是学生要考，另一方面，通过学这些东西会让他自身变得很优秀”。当被问及“成绩好是否就能代表优秀”时，徐子墨解释：学生在把成绩变好的过程中会学到上进、自律和坚持等品质，而那些成绩不好的人会少了很多让自己变优秀的习惯。

一直以来，除了做校外教培，徐子墨还在另一家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做兼职老师。

多年的教学经验让他相信，总有一部分学生客观存在课后补习的需求，而校内老师恐怕也很难完全承接起这部分工作。“（未来）公立学校可能会用一部分钱引入（补课老师），类似政府采购服务，我又认识学校的人。我可以出人给做辅导，相当于他们花钱买我们补课的服务”，徐子墨猜测道，像是抓住了又一线生机。他想着，再不济，凭借自己多年积攒的资源、口碑和能力，未来也可以接些“1对1”的课程养活自己。

这段时间，从一些外界评论中，徐子墨感受到了许多针对教培行业的“恶意”，但家长和学生对于升学的焦虑又是真实存在的，这让他有些分裂：“我可能在行业里头太久了，就觉得如果考得不好确实是不行的。我其实特别想知道，社会上更普遍的人都怎么看（课外培训）的？真的是毫不需要的吗？”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