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国家的所长王正柱

王郑州，湖北麻成城人，1915年10月15日出生，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

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回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革命战争时期，王政柱将军在彭德怀元帅身边工作了十六年，在多年的共事中，他在彭老总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作战经验和可贵的优秀品质，也发生过很多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政柱将军之子王延

近日，王政柱将军之子王延在接受《祖国》记者采访时说道：“父亲在彭德怀身边工作多年，非常了解彭老总的脾气。彭老总性格直爽、胸怀坦荡、严于律己、无私无畏，批评人从不讲情面，曾因不满父亲的劝谏，生气地说要‘枪毙’父亲。”

接着，王延向记者详细讲述了父亲的这段经历：“1947年10月27日，彭德怀亲率西北野战军主力、第1、3、6三个纵队第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榆林城墻高且坚固，久攻不下。11月8日晚上，3纵组织“敢死队”，实施爆破，舍身炸开20米缺口，我军遭内城墙敌人扫射，血流成河。父亲从情报和电报中分析，蒋介石命令西面宁夏马鸿逵、南面当时占领延安的胡宗南、东面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增援榆林，加上榆林守军邓宝珊、左协中部，形成四面反包围之势。父亲立即向彭德怀报告，建议停止攻城、马上转移，彭德怀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坚持继续攻城。两天之后，形势更加紧急，阻援战斗打响，父亲第二次提出撤退建议，彭德怀怒道：“现在气可鼓、不可泄，现在撤退，前面战士们的血不是白流了吗，你王政柱再提撤退、再动摇军心，我就枪毙你！”父亲深知彭德怀的性格，走出作战室，向习仲勋副政治委员、张宗逊副司令员汇报，得到他们的支持，习、张首长让父亲起草电报以他们名义报周副主席。16日，后勤报告粮食奇缺，通过习、张首长的工作和周副主席及时来电，彭德怀果断下令放弃攻城、进行转移，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包剿和消灭我西北野战军主力的企图。18日，野司转移至榆林南部响水堡西南20里的赵家峁，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行10天休整。一天晚饭后，彭德怀主动拉父亲散步，走到一个小山包上，彭德怀说：‘政柱，我在攻打榆林说要枪毙你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你的建议是对的，我这个人从旧军队出来养成很多毛病，特别是脾气大、好发火。’父亲对彭总说：‘你着急发火都是为了工作，我在你身边十年，如果你哪一天不发火、不发脾气，我们反而不习惯了。’彭德怀拍着父亲的肩膀说：‘王政柱，你这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啊！’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脾气极好，从不发火，恰好中和了彭总的火爆脾气，父亲遇事沉着冷静，考虑问题周到，因此失误较少。当然，父亲对彭总决不是盲从，在抗日战争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中，父亲都提出不同意见，最终被彭总采纳，因此成为彭总的得力助手。”

1946年，王政柱在枣园作战室前。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王政柱将军在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

关于父亲如何被彭老总急召入朝的经过，王延向记者讲道：“1950年11月18日，在父亲身边工作5年、派给彭德怀当军事秘书的原一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高瑞欣，赴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报到。25日11时，四架美军飞机空袭大榆洞，投下凝固汽油弹，炸毁志司作战室，毛主席长子、志司翻译、彭总机要秘书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欣当场牺牲。12月，彭总电告中央军委，急召父亲入朝。1951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3月15日，军委派飞机到兰州把父亲接到北京受命。根据总参作战部安排，父亲在北京完成与各总部、各军兵种协调工作后，于4月15日过鸭绿江，18日到达朝鲜伊川郡空寺洞志愿军总部，即协助彭德怀指挥正在进入尾声的第四次战役并谋划即将开始的第五次战役。”

毛岸英烈士

高瑞欣烈士

王政柱入朝时带了9件“宝贝”，分别是：防水牛皮箱，坑道里使用的桅灯、蜡烛台，望远镜、军用指南针、钢卷尺、派克钢笔，一本装备手册和左轮手枪。王延把其中的几件“宝贝”带到了采访现场，逐一介绍了它们的来历和用处。

王延接着说：“彭总一见面就对父亲说‘在西安机场要是知道抗美援朝，我就把你拉上飞机了。’彭总告诉父亲，朝鲜战争完全不同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要难打的多，他命令父亲认真研究美军，找出对手破绽。”

入朝后王政柱发现，分别了半年的彭总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脾气好了很多，很少发火；二是格外注意安全。熟悉彭德怀的人都知道，他打仗习惯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指挥作战，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曾多次发生险情。王政柱知道，毛岸英的牺牲是彭总心中的痛，促使他头脑更加冷静，也更加重视安全防范。

【1952年2月，中朝联合司令部部分领导在朝鲜成川郡桧仓合影。右起：副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陈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政治委员朴一禹（朝方最高代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政治部秘书长李贞、副参谋长王政柱。】

“入朝后，父亲分管司令部和直属队，彭总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好安全工作，杜绝不必要的伤亡。他命令父亲尽快制订出有效的防空措施，完善司令部工作制度，对机关和直属队进行纪律整顿。为此，父亲先后找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等人了解毛岸英牺牲的情况。空袭后，负责现场清理工作的管理处副处长张仲三汇报说，1000多度的燃烧弹把毛岸英和高瑞欣烧焦，从灰烬中清出两人的遗骸，最后是根据手表残骸判断出毛岸英的遗体（当时办公室只有毛岸英有手表）。父亲听后既非常震惊、又无比愤怒，美帝国主义是多么野蛮和凶残！他更加认识到防空和安全工作不能有半点闪失和丝毫漏洞。父亲很快制定出有效的防空和反空降措施，担任志愿军党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的父亲，亲自修订出更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安全工作规定。1951年9月20日，为兼顾东西海岸作战指挥，志愿军司令部移到平壤东北更为安全的桧仓（从大榆洞到桧仓，志愿军司令部先后转移6次）。直到停战前，再无发生美机空袭轰炸造成我总部人员伤亡的情况，父亲说毛岸英和高瑞欣烈士用生命的代价换回了司令部战友们的安全。”王延说道。

1952年2月上旬，王政柱从情报中分析，“联合国军”可能乘志愿军开展“三反运动”之机举行进攻。他向彭德怀提出建议：为了稳定军心，第一线部队应停止“三反运动”，全力应敌。彭徳怀同意并向中央军委报告。2月13日，毛主席复彭德怀电：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敌可能乘我开展“三反运动”举行进攻，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击退敌之进攻；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搞“三反运动”，全力对敌。

第五次战役后，为避敌之长、攻其之短，王政柱向彭总建议取消第六次战役，把阵地战改为坑道战，采用我军擅长的近战、夜战，使美军海空中优势发挥不出来。在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中，王政柱组织司令部各部门的领导联合办公，协调后勤保障和供应，保证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12月，志愿军党委根据中央军委防止‘联合国军’从西海岸（仁川第二次）登陆冒险的指示，对西海岸联合指挥部（简称西海指）领导做了重大调整，由邓华兼任西海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兴初任副司令，王政柱兼任参谋长。

“由于工作压力太大，父亲胆结石经常犯病，卫生部门建议回国治疗，已回国的彭总没有同意，他命令母亲罗健即刻赴朝，任西海指司令部秘书组长，同时照顾父亲生活。彭总细心周到的安排，使父亲一直坚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王延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粗中有细、有情有义、顾全大局的彭老总。

1953年，母亲罗健（右二）在朝鲜泉洞西海岸指挥所坑道前与司令部女兵合影。

1953年1月17日，西海指在朝鲜清川江畔价川以南的泉洞正式组成。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王政柱起草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配合作战的意见，组织部队完成了志愿军反登陆作战的各项准备，使“联合国军”无机可乘，不得不同意恢复中断了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为紧密配合谈判斗争，促进停战的实现，5月13日至7月27日，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至6月16日，先后展开了第一、第二次进攻，歼灭“联合国军”4.1万余人。狠狠打击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强行扣留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嚣张气焰。7月13日至27日，志愿军向南朝鲜军发起“金城战役”，歼南朝鲜军7.8万余人，扫清了破坏谈判的最后障碍。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克拉克上将后来羞愧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父亲说，彭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为高超的指挥艺术，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王延骄傲地说。

1953年11月，王政柱与罗健从朝鲜回国后在北海公园九龙壁留影。

1953年11月中旬，王政柱接到通知，由朝鲜回国。12月7日至次年1月26日，他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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