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这样想。社会为什么对女人这么刻薄，我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往往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别人好像真的是这样。

在这种待遇之下，可真不容易过。要是置诸不闻不问，会使得讥嘲之上又加了讥嘲，要是去辩正呢，我一千个事实似乎还抵不上人家半句谣言。好像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全应该由女子做出来。就是你不曾做，硬说你做了，还不由你辩正。

—— 胡 蝶

撰写《胡蝶回忆录》

文 | 刘慧琴

大凡对于出名人物，人们对于他们的一切，姓名、出身，乃至生活琐事都有种种传说、猜测、推理，久而久之，竟成了“事实”，以致当事人百口莫辩。对于胡蝶更不例外。

为完成朱先生生前的嘱托，1985年，我开始撰写《胡蝶回忆录》。那时，胡蝶尚健在，所以有很多传言，我都尽我所能，和她一一核对。我看到报纸杂志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报道，甚至同一时期的报纸都互相矛盾，在惊讶之余，甚感不平。她总笑着劝我：“我向来不太在乎这些空穴来风，如果我对每个流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了。”她就是这样一个小事随和、大节不含糊的人。

少女胡蝶，投考电影学校时的装扮

一、有传言说胡蝶是满族、东北人。

胡蝶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女子，但她的庶母高秀贞（胡蝶父亲的妾，胡蝶亲生母亲是汉人）却是前清皇族旗人，庶母的母亲，胡蝶也尊称为姥姥。胡蝶从影后，很多时候她都跟在胡蝶身边，照料胡蝶的生活。胡蝶一口几可乱真的京白也是跟姥姥学的。也许这是她被误解为满族的原因吧！

1915 年，胡蝶（坐左1）7 岁在东北沟帮子与父胡少贡（立左1）、姑母（立左3）、母吕氏（左4），表姊（立左2）、堂妹胡珊（坐左2）

二、和张学良跳舞，当年也曾传得沸沸扬扬，事后证明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是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恨，转移目标。

当时胡蝶正在北平拍外景，由于拍摄时间紧迫，外景队吃住都在一起，根本没有个人活动的时间。后来明星影片公司及演职员曾联名登报声明。此事现在早已澄清，而受舆论伤害的张学良和胡蝶，虽然也曾在同一个城市住过，却是终其一生从未谋面。

三、关于她和戴笠，这是谣传最多的一则绯闻，时至今日，这样的谣传不但在各种已出版的传记、回忆文章乃至影视片中出现，虽然有学者做了深入的探讨，以历史佐证，但以讹传讹，真相竟无以大白。

如果说，在我未认识胡蝶前，对这个谣言还有所怀疑的话，在和胡蝶交往十多年后，综观她的个性和为人，我认为这是莫须有的造谣中伤，但我还是亲自向胡蝶求证。胡蝶承认和戴笠认识，也有一般的交往，但并没有如谣传所说的种种情事。谣言止于智者，我撰写《胡蝶回忆录》时，重在胡蝶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清者自清，这是我没有将这段谣言的辩诬写入的原因。

胡蝶（饰沈丽琼）主演的第一部影片《秋扇怨》剧照

这次再版，我就胡蝶生前和她访谈的笔录，对已出版的《胡蝶回忆录》作了补充，将胡蝶所谈到的各个时期的活动和有关历史的记载对照，并摘列出有关人士的文章作参考，排列出“胡蝶年表”。希望能引起读者、关心爱护胡蝶的观众和电影史研究者的重视，作出公正的判断，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以下是根据《胡蝶回忆录》梳理出胡蝶从1941年到1945年间的行踪：

1944年5、6月份之前，胡蝶与全家人在一起，一直处于奔波状态。

胡蝶少女时代和同为电影演员的堂妹胡珊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中国在经历了四年多的抗日战争后，于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其时胡蝶、梅兰芳等名人均居香港。据胡蝶在写书时回忆，香港沦陷后，他们一家又在香港住了将近一年。

当年负责监视在港文化名人的日本人和久田幸助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有篇文章谈到1942年将近旧历年底的某一天（胡蝶自己的记忆是该年的深秋），胡蝶上街被街上岗哨的日军无理盘问，言语粗暴。本来胡蝶已在考虑去大后方，这一次人格的伤害和侮辱，加速也加强了胡蝶求去的决心。

《啼笑因缘》剧照之二，右起：郑小秋、胡蝶、龚稼农、严月娴在北京拍外景

据胡蝶回忆，她和全家离港是由女童军杨惠敏安排的。胡蝶在上海时就和杜月笙相识，杨惠敏带了杜月笙的信找到胡蝶联系安排，由东江游击队负责将胡蝶全家送到惠阳。在惠阳胡蝶还因身体过度劳累住进医院，胡蝶说当时还有谣传她去世，出院后继续出发到曲江，在船上住了两个月，才在曲江电信局长李大超帮助下盖了一所简易房子取名“蝶声小筑”。胡蝶一家在曲江住了一年多，其间，胡蝶参与了当地体育运动会的剪彩仪式等诸多活动，报纸都有报道。

之后，因战火逼近曲江，胡蝶全家决定取道桂林前往重庆。抵达桂林后，本以为“可以住些日子”，因陋就简盖了房子，潘有声也与朋友组织公司，“经营药品、日用品维持家庭生计”。但日军即将入侵的消息日紧，全家又决定再向重庆方向逃亡。据胡蝶回忆，当时去重庆须经贵州，他们是取道贵州独山前往重庆，到达重庆约是1944年五六月份，天气已是开始热了。她回忆说，一路上是被日本鬼子追着逃难。抵达重庆后，就住在南岸杨虎家。她的这段经历在回忆录中都有描述。

1935年11月23日胡蝶与潘有声举行结婚典礼

又据1986年3月8日北京《团结报》记者韩宗燕在《吕恩谈胡蝶》一文中提到，吕恩说：“我第一次和胡蝶见面是1945年春天，在重庆。当时我们话剧团上演《小人物狂想曲》，我扮演一个从香港来的小姐。那时剧团的条件差，没有特别的演出服装。演员一般是穿自己的衣服或者是四处去借服装。演出前夕，导演沈浮写了张字条，介绍我去找胡蝶借衣服。要去找一位大明星借东西，我还真有点胆怯。胡蝶是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以后，在国际红十字会帮助下由香港辗转到重庆的，住在南岸玄坛庙山坡上杨虎家里。我就是在那里见到她的。”

1944年8月，胡蝶应邀参加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却在桂林拍摄外景时，遭遇日军最猛烈的湘桂总攻击，外景队器材尽失，外景队人员夹杂在逃难的百姓人群中，历尽艰辛，于年底才回到重庆。

最后一部影片《塔里的女人》，胡蝶（饰黎薇的母亲）与汪玲（饰黎薇）剧照

1945年暂时息影的胡蝶成了台下观众，出入各种文艺活动场合，和影剧界人士都有交往。同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

谣言汹汹。但胡蝶晚年已然看淡，唯云：

“关于（在重庆）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上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蝶去世快30年了。这场谣言，也该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