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即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十大”)最大的变化是最终评价项目从最近的25 ~ 26个减少到了20个。也就是说，每个理论上都有50%的胜率。
而这其中，还有六项刚刚在年初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选为“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六大”），以及多个今年二度冲击“十大”的往年落选项目。根据近年的评选结果观察，虽然“六大”得主与“卷土重来”者并不能“稳操胜券”，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项目还是更具有“抓人眼球”的获奖潜质。今年是“十大”的“大年”抑或“小年”暂且不论，更应该注意到的是，20个入围终评项目绝大多数是“主动发掘”，即考古机构对既往已经发现并得到保护的遗址进行的出于学术目的的发掘。而如“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这般因盗掘或基建而被动开启“抢救性发掘”的情况，近年在“十大”评选中似有比例下降的趋势。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盗掘与基建对地下文物的威胁愈发得到了有效控制，对于学术发展而言，这也表明中国考古在未来会基于理论方法与文物保护的通盘考量，开展更多更有针对性、计划性、专业性的工作。反过来讲，因偶然而惊现的“轰动发现”可能会在主观和客观的作用下逐渐减少，这也许是中国考古人乃至公众在未来需要适应的重大变化。作为中国考古送给自己的一份“年终奖”、向公众递出的一张“金名片”，行至第29年的“十大”，正在见证乃至推动中国考古身处的这一历史性转型。
石器时代
虽然旧、新石器时代的发现今年总共只有四项入围“十大”终评，但这其中包括了今年所有项目中在笔者看来最无当选悬念的大发现——“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遗址”。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的主舞台，而对于足以改写世人“最早的中国”认识的芦山峁遗址而言，“十大”舍它其谁。
作为华南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代表洞穴遗址，“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其中重点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可确认葬式（蹲踞葬）的墓葬，以及不断成熟的定型化石器生产技术，不断涌现的陶器（距今1.7万年）、穿孔蚌器等新型工具门类和聚落形态既已展现出的中心营地与特殊功能地点之分。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距今5000年前后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重要城址。数次发掘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而北城垣外的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
在今年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大背景下，对以良渚遗址为中心的良渚文化研究亦格外火热，“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考古发掘”即为其中一例。中初鸣及其临近的杨墩遗址组成的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加工作坊群，产品以玉锥形器、管等小件玉器为主，面积、生产规模属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同类遗址之冠。
随着石峁遗址的横空出世，陕北成为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焦点地带，而“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遗址”不啻为紧随石峁遗址之后得到揭示的又一明星遗址。芦山峁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其中最大的台城“大营盘梁”顶部分布着北部一座大型四合院式院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年代始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终至龙山时代晚期。其中发现的大量筒瓦和槽型板瓦，则将中国使用瓦的时间提前至距今约4500年。
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台地上的三座院落
除“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遗址”外，笔者预测，“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可能成为今年“十大”成员。这三项此前都已荣膺今年“六大”。
夏商周
夏商周时段竞争激烈，共有包括来自丝绸之路考古在内的共八个入围终评项目角逐今年“十大”。甚至主要发现成果年代在东周的就有四项，“厮杀激烈”，最终结果有可能取决于评委意见的偶然性。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以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最为丰富，或为夏商时期冶铜遗存，即中原地区时代最早、规模较大的冶铜遗址之一。发现的炼炉残迹、铜炼渣（炉渣）、炉壁（坩埚壁）、矿石、石范、石锤、石杵、石砧等大量冶铜遗存，和石磬、卜骨、兽骨及其他遗存，对研究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所处的河谷地带地处欧亚草原中部，连接着中亚地区与中国内地，是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中，黑山头居址与其南侧的小呼斯塔山顶居址遥相呼应，拱卫着以大型建筑组合为中心的城址以及周边居址群，可能是这一广大区域内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权力中心。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之一，亦是2016年度“十大”的入围终评项目。考古工作于此发现了丰富的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以及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的遗存。
“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的被盗，已成为去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文物犯罪大案。抢救性发掘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其中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五座，以及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共计五百余件，表明该遗址是一处商代晚期大型的高等级贵族（方国贵族）墓地，填补了晋南地区无晚商遗存的空白。
“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以壕沟为界，以东主要为遗址区，以西主要为墓葬区，年代分别为“以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为主”和“从西周中期延续至春秋早中期”。石家墓地除主体特征为周文化外，另包含北方草原文化、秦文化诸因素，因而这处高等级墓葬、居址体现出了进入东周后王室对该地区掌控力减弱的历史格局。
连续第二年入围“十大”终评的“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为春秋时期晋国的一处“邦墓”，其中大中型墓葬的主人应是晋国分封到此地的贵族，其春秋早期墓祭遗存、丧葬遗迹、卫国刻铭编钟（上有“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等文字）等，都是填补东周考古空白的重要发现。
同样二次入围“十大”终评的“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已被确定为春秋早中期即芮国后期都城遗址及墓地。芮国原是西周王室大臣采邑，最终在春秋时期为秦国所灭。墓葬部分出土物充溢着北方草原气息，芮公与中小贵族或平民共用同一墓地。大墓出土乐器组合为迄今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乐悬制度最高级别，三栏木床将中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墓地大墓出土金虎
官庄遗址包括两周时期呈“吕”字形的小城和大城，及围绕其的外壕。“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的发掘者认为，“伴随着两周之际的社会变动，官庄小城、大城和外壕相继建造，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活动随之在城内外兴起，且占据了突出地位。”而“此地在汉代存在一定规模的铁器生产活动，生产器类多样”。
更有可能突围捧得“十大”的项目，笔者的猜测是：“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该项目此前已“六大”加身）。
秦汉-近代
今年“十大”主要发现成果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段的入围终评项目仅有两项，而另外六项传统意义上的“后段”入围终评项目，起于唐迄于近代，再次展现出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科热点年代下探的趋势。
“内蒙古福路塔秦文化墓地”的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处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但“墓地的主人，并非纯粹的秦人，可能还包含了深受秦文化影响的源自原西戎系统的‘秦人’。他们在战国晚期被迁至长城沿线戍边，并与被秦征服了的当地北方民族融合，成为当地的新住民”。该发现对补足秦、汉、匈奴关系史具有重要帮助。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此前已入选今年“六大”。这座川东地区目前尚存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展现了从秦国占据巴蜀到汉晋帝国经营宕渠郡县的历史，获得了水路关口遗迹、大量竹木简牍等难得发现。渠县素以现存多处汉阙而闻名，如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冯焕阙、沈府君阙。城坝遗址的相关发现，当属近年西南考古一大亮点。
城坝遗址宕渠城考古城墙发掘现场
文献记载，唐代鉴真和尚在第六次东渡日本前，在黄泗浦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并最终从黄泗浦出海。而通过考古发掘，“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河道、寺院建筑遗存、瓷器标本、石雕佛像等遗迹遗物，证明黄泗浦遗址“作为长江下游港口型集镇遗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解决了辽代第三位皇帝辽世宗与第五位皇帝辽景宗葬地显陵、乾陵的准确位置与范围之谜。具体重大发现包括：辽乾陵陵前祭殿、辽显陵陵寝建筑址、帝陵陪葬墓地辽代大丞相耶律隆运与齐国王耶律隆裕家族墓地，以及一批建筑构件、墓志等遗物。
为配合奥运村建设而继续发掘的“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又一年入围“十大”终评，并已摘得今年“六大”。发掘者根据城址年代（金中后期）及性质（规模小但建筑规格很高），推定其为“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
钓鱼城曾作为南宋抗击元军的重要要塞，抵抗蒙古铁骑三十六年，蒙哥大汗亦于此战死。为配合钓鱼城遗址申遗，考古工作重点发掘了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的衙署建筑遗迹，发现了火药武器“铁雷”等遗物。发掘者介绍，“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大规模科学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衙署”。
明太祖朱元璋于家乡建造的“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明朝的都城，但在中国都城史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明中都考古近年的重点承天门，是明中都第二道城墙“禁垣”的正南门，相当于天安门之于紫禁城。其城台中间三门洞、两侧禁垣上各开一偏门洞的“3+2”式门洞格局创新，被发掘者认为是“天安门五门洞格局的初本”。
继发现、调查“致远舰”夺得2015年度“十大”后，现存状况远好于“致远舰”的北洋海军“经远舰”也通过水下考古得到了定位。“辽宁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发现，舰船现存3米高的生活舱室、2米高的甲板舷墙，舰体残骸呈上下颠倒翻扣在海底。出水的舰体结构、武器装备、修理工具、个人物品等遗物达五百余件。
经远舰“經”字铭牌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辽宁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笔者以为相对而言学术样本价值更胜一筹，有望入选今年“十大”。
综上，笔者预测今年入选“十大”的项目为：“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遗址”、“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辽宁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本文图文资料由中国文物报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