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简介李大伟出生于1959年，出生于杨浦区安山六村的一个北方家庭，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当过教师和记者。

2000年起，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开设个人专栏：五颜六色。也曾为《新闻晨报》写个人专栏“生意人随笔”，汇编成册《上海生意经》。出版《食色之惑》、《上海市井》、《上海腔调》，今年，《上海市井》第二辑在上海书展上首发。他常以“文章追唐宋之上，为人亦儒侠之间”自勉。

李大伟与画家黄阿忠在美国的山庄读书、画画。

采访地点：作者上海家中

澎湃新闻：你的父母都是北方人，请介绍下你的家庭情况。

李大伟：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北方人的家庭。我爸以前在部队，在上海读的大学，留在上海工作。我妈出生在山东日照的石臼所，祖辈是开船行的，因为抗战时期家被日本人烧光了，逃到上海来，那时她还很小。

我妈在行事上是个标准的上海人，她自学财务，数学好得不得了，拿着算盘跟你说话。在家里，你要买东西吃，她就跟你算账，不让你买，她在我家不受欢迎的。我爸不可能算账，吃光用光算数，这就是北方人和上海人之间的交锋。

澎湃新闻：你小时候居住在怎样的环境中？

李大伟：我小时候住在杨浦区鞍山六村40号202-203室。1964年，交通部在上海组建新中国第一家特拉斯——“北方区域海上管理局”，简称“北方区局”，干部从交通部、及北方的海运、港务系统调集，从部队调配师团干部充实政治部系统，到了上海，家属没有地方住，刚刚完工的交通部船舶研究所公房的三分之二，被划拨给北方区，即39号与40号。里面山东人多，吃大蒜的多，蒸馒头的多，开口“马勒个逼”的多。所以我把这两栋楼简称为“马勒公寓”。

澎湃新闻：你们和邻里关系怎么样？是否体会到北方人和上海人的差异？

李大伟：北方人就是比较厚道，不轻易拉下面子。“文革”期间，单位站队有派系，楼上楼下的邻居，在单位里可能就是对立派，回到家见面依旧客客气气的。尤其是老太太们，无论他们的儿子多么对立，老太太对第三代都是很好的。北方人从来不骂人，除非有人欺负了他的孙子，他会追出来骂你。上海人如果不睬你，一家人都不理。

附近的小孩都在鞍山七村小学读书，同级的往往同班，回到家，40号与39号的孩子，丢下书包一起玩，搂着、抱着、啃着。从我记事起，在学校，我们都说上海话，回到家，都是北方话，不是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我们那里的北方话是以山东话为基础，揉入了东北话、河南话、天津话，乱七八糟，一缸的什锦菜，互相串味、感染。

儿时感觉大人之间总有隔阂，到老了才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热情。2015年起，与我前后辈的老邻居发起聚会，39号和40号的邻居都来了。2015年是首届“3940老邻居”（微信群名）聚会，人人都穿得老庄重了，我中山装一穿，老婆、孩子，先冲着老人作揖，称呼都保持北方的习俗，相互间称“老街坊”，完全的北方口吻，大葱味。大家请尚健在的父母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奶奶了，有车的认领包干，负责接送，给他们集体做寿，送羊绒红围脖与点心，那热乎劲儿，就是北方人的做派，如同是刚揭盖的一蒸笼馒头——热气腾腾。

我们都过50的人了，见着面，如果长一辈的，又是老太，比如39号刘玉才的母亲，依旧叫“刘娘”，刘娘见着我们，还是北方人的亲切：“这不是老李家的老大嘛？唉呀呀！唉呀呀！”上海人不一样，上海人老邻居碰头，自己玩自己的，不可能带上老人，这就是北方人的厚道。

隔壁41号的邻居是船舶研究所的，南方人多，戴眼镜的多，弹钢琴的多，挂白窗帘的多，那栋楼里的小孩好像不出门的，他们是讲普通话的，与我们39号、40号基本没有交往，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清高的。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山东老侉子，野得很。

前面一栋楼，并排着36-38号，都是海运局的房子，以宁波人为主，后面42-46号是建工局的，以苏北人为主。他们都说上海话，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山东老侉子，嫌我们脏。我从小就知道山东人是很坍台的（没面子）。

但他们知道39、40号都是干部，每户起码都是两室带独立厨房，一半以上厕所是独用的，前后楼居民都是一家三代挤一间房，一户人家使用一间厕所与厨房。前楼后楼的门前不是石子路就是石板路，唯独我们的门口修了一条水泥路，便于接送局长们的轿车。

我们这两个号码的邻居有谁搞到票子，就会带回来分一分，一起去看戏，他们就是热情。前后楼的则不可能。他们对我们谈不上羡慕，你做你的大干部，我做我的老百姓。当时的干部都很自律，家里的电话不准私用，书橱、书桌、椅子都贴着有编号的铁皮条，都是从机关借的，每年都要付费。所以社会很平等，有阶层，无阶级。

他们对我们的歧视有很多是歪曲，比如说山东人不洗澡。我们当然洗澡，只是次数没他们多。干部工作都很繁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没有正常上下班，顾不上家里。

“文革”时期，干部下放，闲在家里。他们到菜场去买菜，拿起一把就掏钱，买完就走，从不讨价还价。菜场里的小贩跟北方人蛮谈得拢的，看你吃大蒜，会搭送一头蒜。北方人爽气，不算小账，我从小看到的。上海人挑挑拣拣半天，斤斤计较，山东人非常看不惯。

澎湃新闻：你什么时候跟上海人交往多起来了？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点？

李大伟：等我读大学，班级里有很多上海人，我多少要学习他们的行为规范。

比如，山东人对你好，就把所有都给你，我对你好，你也应该跟我好，不应该觉得烦、拉开距离。对上海人来说，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对他太好，他就得对你也要好。在上海人眼里，人与人要有适度的距离，冷暖自知。我刚开始很苦闷，觉得上海人不够意思，出了麻烦不可能两肋插刀。而山东人肯定两肋插刀，在外面给人出头打架，北方人容易出死党。上海人不会结党营私，充其量拉架，绝不会打架、帮架，不可能帮你挺身而出，你不要伤心，上海人交朋友都是适可而止。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资源少，乡下人一亩三分地，到秋天总能缓过劲来，上海人口袋里就这点钱，出门七件事都要钱。

还有一点，山东人知道“可以做的，但不可以说”，上海人呢，可以做的，就是可以说的。快毕业的时候，改革开放了，大家都做点小生意，我跟一个红木老板关系很好，他有种流氓侠气。我的几个同学都想买红木家具。一个椭圆形的大餐台加六把椅子，其中两把带扶手的，四把是不带扶手的，红木老板说他卖最便宜了，六千块。我同学说，他喜欢带把的凳子，单买啥价钱？谈了个便宜的价钱。后来他讲，没有把的凳子也蛮好，啥价钱？他又给了他一个价钱。他又说，那么椭圆形桌子呢？这个人所有加起来一算，报的价钱比六千块还要便宜。我同学脑子很好的，故意步步设套，他知道老板报价钱的时候没有动脑筋，流氓讲江湖气的，不算小账。这就是上海人，哪怕你是朋友，我账管账，跟你算得老清爽，我不会让你。我们山东人不好意思说这个话，上海人斗智斗勇，山东人斗勇不斗智。

澎湃新闻：你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上海了吗？

李大伟：后来，随着我成长，我慢慢向上海人靠拢了。

1986年，我在《消费报》经营部，组织上海消费品全国巡回展，小生意人跑来跟我讲，他想把自己的摊位摆在什么位置。位置、市口很重要，我当时不懂，一下子把好位子给掉了，人家又不谢你，人家说山东人就是傻，给了好处不要回报。实际上，北方人眼光放长远，在苦难时要你帮我，平时无所谓。

后来有个老板教了我一套上海人的做法：好处要给看得懂的人。我办教育，凡是有熟人来找我，要到我学校来上课，我就给他百分之一百好处，一分钱不要。因为他看不懂生意的，如果我给他百分之八十，他还以为我赚他百分之八十。

我刚做生意的时候，账也不会算的，我是山东人的脾气，胆子大，什么都敢做。1988年，我在山东泰安火车站边上承包了一个饭店，它本来属于青年待业安置办公室。生意很好的，早上菜堆得很高，人要踮起来才能够到，到晚上菜都没了。但我那时身边居然一分钱都没有，我妈急死了。

当时计划经济实行双轨制，同样一碗米市场价是四毛六分钱，计划调拨则是一毛四分钱。一旦有计划粮食拨下来，我马上问办公室低价买下米、面，堆在仓库里，我口袋里就没钱了。我妈就讲，钱要么在账上，要么就在库里，如果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你东西就被偷掉了，你一点想法没有，怎么就来做生意？这就是北方人，算大账，从来不算小账，从来不看成本和利润构成。我学的第二招就是算账。

直到现在，我在生活习惯、为人处世上完全上海化了。我小时候不刷牙的，爸妈不管，没养成好习惯。现在早晚刷牙，不打赤膊，不吃大蒜，怕影响人家。

如果老家来人，我帮他把宾馆找好，工作解决好，讲好在哪里办事，但不要请吃饭，一吃吃到十二点钟，很浪费时间。北方人谅解了，他说你们是上海人。

我不会表现得很热情，我怕对你太好，成为你的负担，让你感觉还不起。上海人就是懂得拿捏分寸，不让人为难，而且说到做到。我以杜月笙为榜样：精明、有分寸感，又要有流氓的狭义。

澎湃新闻：你身上山东人的特质还有所保留吗？

李大伟：在精神上，我仍然是北方人。

2000年左右，我有个名字叫三王的同学，问我借了17万。他是我大学另外一个班级的，有点流氓气，1994年我刚刚办教育的时候，他帮我的学校找老师。我知道他还不掉，还是借给他。整整两年，他一直不接我电话。两年一过，没有法律效力了。我主动找他，我不是为了钱来找你，是为了朋友。后来，我听说他中风了，我每个月给他打五千块钱，还带了同学去看他。我发现他的养老院不行，我自己开养老院的，我说到我们养老院去住。我夫人是上海人，她说你就给他五千块钱，不要讲到你养老院，否则他这五千块钱就不好拿了，他住在那个养老院，五千块还有富余，家里还可以用。我听有道理，这就是上海人跟北方人的区别。北方人很热情地帮你忙，上海人呢，我帮你忙，还让你很体面地得到好处，不是帮倒忙。

后来他老婆跟我说还是住到我的养老院。他们班级隐隐约约都知道了他的事，我让他们全班都去看他。一年去一两次，让他感到温暖。这就是北方人的兄弟热情。

2006年，我们班级一个同学得癌症，要动手术，家里没钱，托了同学来找我，因为大家都说我比较热情，可能更有号召力。动手术要花费30万，让全班同学募捐，我说不出口，我让他们家里亲戚付一半，我们付一半。他说你凭什么有把握这么做。我说我先捐十万，其他同学每个人捐两千块起。我来写信：“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两千块钱不会降低我们任何人的生活标准，但是可以救活我们同学的命”。全班一下子捐到十七万多，班级空前团结，不像上学时候勾心斗角，再也不顾及小我了。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热血沸腾的东西，但是冷漠多了以后，就被浇灭了。

一个人文化层面的改造是很难的。我小时候眼中的美女，就是《英雄儿女》中的王芳，浓眉大眼，英雄气质，小时候很痴迷，这就是我们的审美标准。上海人的漂亮是狐仙脸。这么多年来，我既会说又会侃，交际面广，见到女人也多，大凡这种脸出来，敬而远之，本能地反感，这是变不了的。再比如我们那个楼里的人在一起，就唱《黄河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谁不说咱家乡好”，这些歌的歌词俗不可耐，但我们就会被里面这种革命理想主义和欢乐的精神感染，这是属于南下干部的情怀，这就是文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