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面前谈论性绝非易事。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丽试图将性教育课带到幼儿园的教室，遭到了坚决反对。

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刘文利组织的性教育课前培训，但仍旧认为，幼儿园里的性教育实验是把孩子当成“小白鼠”，结果是不可控的，“不知道孩子会被教成什么样？”她拒绝让孩子接受性教育课。

尺度太大、时间太早、内容不当……一直以来，刘文利的性教育研究不停被人们拿着放大镜审视。很少有人知道，在儿童性教育的课堂上，老师不只会给孩子们讲生理健康，还会告诉他们，如何塑造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观、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帮助他们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提高自我保护的技能。

“孩子对性、对身体探究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性教育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早”，刘文利说，“我们可能找不到比性更合适的载体，来对孩子们进行价值观的教育。”

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将于明年6月开始实施。在关于“学校保护”一章中指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

小学里的性教育课

一条崭新的女士内裤和一包卫生巾被放在讲台上。

教室里的男孩女孩都坐得直直的，仰着好奇的小脑袋。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老师李明撕掉卫生巾的包装，打开折叠的卫生巾、把它粘在了内裤上。

这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五年级的一堂性教育课，李明正在演示“卫生巾的使用”。每张课桌上，都摊着一本《珍爱生命—小学性健康教育读本》，书被翻到第8页，标题是“月经和遗精”。

李明在打工子弟小学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受访者供图

42岁的李明本职工作是英语老师，也是学校里最早开始上性教育课的老师之一。

最开始，李明内心是忐忑的：给孩子们讲“性”，要怎么讲？

她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从来没有和身边的人公开地、坦荡地谈论过跟性相关的话题，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按她的理解，性教育就是讲跟性行为相关的内容，孩子们这么小就知道这些，真的合适吗？

为了打消这些顾虑，在正式开始授课之前，刘文利带领课题组的成员，先给老师们做培训。

第一步是脱敏。她要求老师们大声念出生殖器官的名称，有的老师憋红了脸，支支吾吾老半天。

刘文利告诉他们，生殖器官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和眼睛、耳朵、鼻子没有任何区别。另外，孩子万一碰到被性侵的情况，如果他们能准确地表达出被侵犯的身体部位的名称，就更有可能在取证阶段占据优势，捍卫自己的权利。

刘文利让老师们四五人结成一组，练习安全套的使用方法。对一些没有结过婚的女老师来说，手软得连把模型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劲儿都没有。刘文利走到她们身边，说，“我希望你们在拥有亲密关系之前，就已经能懂得怎么去使用安全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的技能。”

培训的过程中，刘文利还带来了课题组编写的教材。李明发现性教育课不仅要让孩子们掌握身体发育、性和健康、防止性侵害的知识，还要教他们怎么和家人朋友相处、掌握生活技能，认知什么是性别和权利。“它不只是关于性行为的教育，而是把性当作一条主线，给孩子们进行的生活教育。”

刘文利在给老师们做培训。受访者供图

渐渐地，李明的心理障碍一点点被扫除了。在讲台上，她可以面不改色地说出“阴茎”、“阴道”等名词、教孩子们怎么使用避孕套。

这所打工子弟小学里的几百个学生，来自天南海北，带着不同的口音。他们有的和收废品的父母住群租房，有的跟着父亲住在建筑工地的男子宿舍。而等他们小学毕业以后，大多数人又会回到农村老家，失去父母的庇护，成为留守儿童。

在校长沈桂香看来，流动儿童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比其他同龄孩子都更需要性教育课。

“比起其他孩子，他们能接收到的关于性的科学的信息更少，在性健康和性安全方面有更大风险”，沈桂香说，“最起码，学校里的性教育课能教会他们怎么好好爱护自己、保护自己。”

性教育课开设以后，沈桂香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有位低年级的小男孩，以前喜欢当众暴露生殖器官，上了性教育课后，就明白了阴茎是隐私部位，要好好保护，便改掉了之前的习惯。

还有女生，独自跟着爸爸生活，很长时间都在记恨和爸爸离婚的妈妈，在课上学了“结婚与离婚”的主题后，第一次主动给妈妈打了电话，对她说“我爱你”。沈桂香决定，要把性教育课一直在学校开下去。

学校刚开始上性教育课的那几年，刘文利和课题组成员每节都去听。每周，她都从海淀坐两个多小时的远郊汽车到大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拿着纸笔，边听边记。课后，她会跟老师交流课上的优点和不足，给师生做问卷、调研授课的效果。

那几年，这所小学里的性教育课，是刘文利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羞耻的、隐晦的、刺耳的

在刘文利成长的年代，性教育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她记得自己五六岁的时候，就问过父母：“我从哪儿来？”

得到的答案是“垃圾堆”。从那以后，她每次经过垃圾堆时，总会好奇那么脏的垃圾堆是怎么长出孩子的？

后来，刘文利唯一能回忆起来、勉强称得上是“性教育”的课，是她上小学五年级时，全年级的女生被单独叫到了室内体育场听讲座，一位社区的女医生告诉她们，女生每个月会有几天“例假”，必须要喝热水、不能太剧烈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把来月经叫“倒霉”。

刘文利记得第一次来月经时是半夜，突然醒来，开灯一看，全是血。她知道自己可能是“倒霉”了，但还是惊恐得不敢睡觉，直到天亮才敢告诉妈妈。

妈妈给她拿来了一个用布缝好的“例假带”，上面装着几层卫生纸。还特意叮嘱她，用完“例假带”要记得洗干净，挂在暖气片后面烘干，“不能让别人看见”。

这些疑惑伴随刘文利走过了十几年。直到上了大学、学了生物学专业，她才第一次接近“生命的真相”。在课上，她知道了什么是胚胎、新生命如何孕育和人体的生理结构，也知道了原来“倒霉”的科学名词是“月经”。

学到避孕相关的知识时，刘文利想起了自己的姥姥：老人年轻时生过14个孩子，最终活到成年的只有4个。回到家里，她忍不住问姥姥，当年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没想过避孕吗？

姥姥说，她也不想一直生，但是从来都不知道避孕的办法。她躲避怀孕的唯一途径是回娘家待一段时间。

大学毕业后，刘文利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教生物课。她发现，大多数生物老师在讲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都会跳过，让学生自学。她想不明白，既然这些内容是科学知识，都出现在教材里了，我们为什么不讲？是不好意思讲，还是不能讲？

从那以后，刘文利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到底接受的是怎样的性教育？

在北师大，刘文利开设一门公选课叫《人类性学》，她曾经在课前课后，让那些95后、00后的学生做问卷。尽管现在的学生不再对性一无所知，但这些知识的来源，大多都是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等媒介，以及朋友之间的讨论。

在北师大，刘文利开设了《人类性学》的课。受访者供图

儿童性教育课题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是今年从北大附中毕业的郭星言，她享受着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和身边的同龄人一样，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性教育。还有同学告诉她，因为月经初潮的时间比较早，被家人骂过“不要脸”，一直对月经感到羞耻。

刘文利发现，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小孩都有过和她类似的经历。在很多大人的眼里，性始终是羞耻的、隐晦的、刺耳的，他们固执地相信，所有关于性的知识，孩子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懂。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对性避而不谈，在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语境中，当不得不提及“性教育”时，它也可能会被其他词汇取代，比如青春期教育、生理教育、健康教育。“30多年过去了，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课堂里讲性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性教育有什么好研究的？”

以性教育为志业的念头，刘文利很早就埋下了。1987年，她考上了北师大生物系的研究生，随后开始研究性教育。

那时，身边有人问刘文利，你是研究什么的？

刘文利回答，研究性教育。对方接着问，什么xing？刘文利掏出手掌，用手指写下一个竖心旁、一个生。对方仍旧是迷茫的神情，“性教育？性教育有什么好研究的？”

那时，许多人对性教育还不够了解，但刘文利觉得，中国迎来了“性教育的春天”，尽管这些研究都集中在青春期的性教育。

1988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第一次明文提出要在中学给学生开展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教育。随后，上海的学者姚佩宽带领自己的团队在上海的30多所学校开展了青春期教育的实验。

刘文利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了几年，还是想继续做性教育相关的研究，就到了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深造。其间，她修了一门叫“人类性学”的课，每次上课都背着砖头一样厚的教材，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刘文利看到了性教育的不同流派，有的提倡贞洁教育，组织学生集体宣誓，承诺不发生婚前性行为。更多的是采纳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当老师讲到安全性行为的时候，会直接把阴茎模型和安全套等避孕工具带到课堂上，给学生们展示不同避孕工具的使用方法，再让学生讨论。

这是刘文利第一次接触到“全面性教育”的概念，她发现原来性不只是局限在生理健康上，它还涉及一个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理解社会性别、塑造价值观和权利观、应对可能会发生的暴力。

“出国之前，我觉得可能真的性就是一个生理层面的，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从生理卫生课这个角度来研究性教育的。但当我了解了‘全面性教育’以后，我发现性是如此深厚、广博，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跟孩子成长有关的话题都包含在里面。”

更让刘文利受到启发的是，性教育也不只是“青春期教育”，它是从孩子出生以后，就应该持续进行的教育。因为孩子对性的好奇是与生俱来的，生来就会有探究自己身体的欲望，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会抚摸自己的身体，触碰自己的生殖器官。

在国内，因为性教育的缺失，有的孩子会被月经、遗精吓得惊慌失措，有的孩子会在受到性侵害时无法抗拒、守口如瓶。“性教育能让孩子明白，生殖器官是需要好好爱护的，月经和遗精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只要感受到不舒服，就应该及时表达拒绝”，刘文利说。

刘文利正在看学生作业。受访者供图

经过五年的学习，刘文利拿到了儿童发展领域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还拿到了加州一所学校的终身教职。那所学校建在半山腰上，望得到海和沙滩，隔壁是茂盛的红树林，能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对从小有过敏性哮喘的刘文利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环境。

但刘文利想，必须把全面性教育推广到国内，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到平等的性教育。

风口浪尖

回国后，刘文利一直都是沉默地、专注地做事。她拒绝了一些找上门来的记者，因为国人习惯了“谈性色变”，她怕一旦出了名，自己会干不下去。

但她还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2017年3月，杭州一所小学的家长拍了两张《珍爱生命》的插图发在了网上，一张图上，有父母相拥裸躺在床上的绘图，并晒出含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示意图，写着“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

这位家长觉得，作为学校给孩子准备的课外读物，教材的尺度太大了。

当天，《珍爱生命》引发了很多关注。刘文利知道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还没出版的六年级下册教材会不会受到影响？小学整套教材就剩下这一本了，已经经过了实验和至少六七轮的修改，如果不能出版，会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珍爱生命—小学性教育读本》系列教材。受访者供图

很快，刘文利接到主管部门的电话，要求她说明教材的情况。那天晚上，她写完汇报的材料，又连夜写了对网络讨论的“回应”，整夜都没有合眼。

刘文利做性教育的这些年，也不止一次面对家长们的质疑，有的担心小学的孩子接受性教育太早，有的担心性教育的尺度太大，有的担心孩子们学了以后，会出现模仿的行为。

刘文利不得不每次提前对家长进行培训，给他们看教材、普及“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告诉他们，课上教授的所有的内容都是科学知识，有科学依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显示，根据科学研究，接受全面性教育的孩子，能推迟初次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增加避孕措施的使用、减少性伴侣的数量、做出更负责任的性决策。

十几年里，刘文利说服了许多家长，也有人一直坚决反对。但性教育课从没像2017年那样广受关注。她写了一份面向公众的回应，详细说明了插图出现的地方，分别出自“生命的孕育”、“保护好身体的隐私部位”的内容。

在回应里，刘文利写道，“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回应发出以后，收到了很多支持，家长们纷纷开始在各个渠道买这套书，一些小学老师发来短信，说坚决和她站在一边。

小学性教育课的课后访谈。受访者供图

但从那时起，刘文利感受到的压力几乎是如影随形。她的邮箱里会常常收到谩骂和人身攻击的邮件，指责她在小学教材里介绍同性恋、提倡婚姻自由是“别有用心”。

2019年1月，一篇指责《珍爱生命》的文章在网络流传，指责这套教材中，关于婚姻自由、丁克家庭和性倾向的内容，是在宣扬不婚不育和同性恋。很快，教材被下架。

一切都让刘文利感到心力交瘁，她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反复想：自己到底有哪里做得不对？

在刘文利之前，国内几乎没有人开发过小学全套的性教育课程。她对着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编写，不同龄段的孩子应该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一点一点地抠。

考虑到低年级孩子的接受水平，教材里的文字要少一些，绘图要多一些，画手画得不准确，刘文利就带着课题组的成员在镜子前摆出那些动作，再拍照发给画手。为了培养孩子们接纳多元文化、尊重弱势群体的意识，她在教材里设置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物，还有盲人、聋哑人和坐在轮椅里的残障人士。

在学生们眼中，刘文利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几乎是一个没有个人生活的人。

她有一本A4开的日程本，除了除夕那一天，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家里的所有家务都被丈夫承包了，回国这些年，她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家务。她为数不多的爱好是打拳击，她买了一个半人高的沙袋，吊在家里的门框上，每天傍晚戴着拳套，打一个小时。

很长一段时间，刘文利为性教育努力和付出始终都不为人所知。但在教材风波之后，刘文利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她不希望性教育被误解。她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让课题组的成员认真运营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不厌其烦地解答记者和公众抛来的问题。

刘文利说，“虽然这套教材有很多争议，对我来说，这仍旧是具有标志性的一件事，至少它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性教育的关注和讨论，知道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小学性教育的教材。”

“性教育，是被写在法律里的”

被推上风口浪尖之后，刘文利也开始根据中国的国情，做更本土化的修订。

他们删去了国际版纲要里不适合中国文化的部分，比如“割礼”。在提及“代孕”时，也会注明这一行为在中国不合法。

除此之外，他们重点做的，是从政策层面，来推动性教育的开展。

2018年，刘文利撰写了一份“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在官网上的回应。让她兴奋的是，在回应里，教育部直接使用了“性教育”一词，没有使用别的词来替代。

第二年，刘文利又写了一份提案，提出要把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也就是把性教育提前到幼儿园阶段，让孩子从3岁开始接受性教育。

在此之前的2013年，刘文利便把性教育带进了北京的两所幼儿园。课题组成员郭凌风说，幼儿园阶段，一方面，要从小给幼儿传达正确的性别观，破除性别刻板印象；一方面要教会幼儿珍爱自己的身体，培养对身体积极的情感，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感受，预防性侵害。

刚开始上性教育课时，郭凌风发现，在对性的认知上，小班、中班和大班孩子之间已经产生了差别。

一堆玩具被放箱子里，中班和大班的孩子会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倾向，男孩专挑小汽车，女孩专挑洋娃娃，但小班的孩子都只挑自己喜欢的。“这说明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刻板印象。”

于是，在上小班的性教育课时，老师就开始不断教育幼儿：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长大以后也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他们会给幼儿看女足球运动员和女飞行员的照片，也会在角色扮演游戏时，找男孩来扮演护士、女孩来扮演医生。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身体的情感，在课上，老师会给每个小朋友分一支羽毛，让他们感受羽毛轻抚皮肤的感觉，通过这个动作，让孩子体会什么是舒服的感觉、什么是不舒服的感觉，如果不舒服，要告诉同伴或家长，懂得表达和拒绝。

幼儿园老师在教孩子认识身体各个部位。受访者供图

“性是孩子们太想知道的东西了，所以性教育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早。没有任何一个学科领域能像性这样吸引孩子，让他们愿意去探究。因为所有的内容都跟他有关，是他特别关心的、又很难从其他渠道去获得的”，刘文利说。

10月17日晚，当得知性教育被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时，60岁的刘文利正在远程参加一个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办的会议，主题是“中国性教育的反思与前瞻”。她兴奋地往工作群里发了好多条消息。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关于“学校保护”一章中指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得到法律层面的认可。

与此同时，刘文利也隐隐有些担忧，在实际操作中，性教育会不会走偏成“防性侵的教育”？

她把性教育比作一个完整的苹果，有果皮、果肉和果核，还有顶上的苹果把儿，如果只把 “顶上的苹果把儿”展示给孩子看，是片面的。“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如果只告诉他们关于性中很小的、负面的部分，他们就很难形成对性的完整认知。将来一提到性，他们只会紧张、害怕、恐惧，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

但在刘文利看来，只要性教育能进入法律，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赋予了学者、媒体和各界人士公开阐释它、讨论它、研究它的权利和空间。

以前，刘文利在一些学校推广性教育课时，总会有校领导提意见，“你们这个课能不能不要叫性教育？可以叫健康教育或者生命教育？”刘文利想，等明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以后，她就可以底气十足地告诉对方，“性教育，是被写在法律里的。”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