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包括衣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宗教﹑礼仪和节庆等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然而，我们又不能忽视民俗文化本身蕴含着的那些活泼变化的因素。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也就是说，民俗文化在具有世代相袭的传承性的同时也具有自我调整和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异性。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潮流日益猛烈地冲击着整个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系统﹑思想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或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民族风俗习惯的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得以启动，再加上少数民族自身主动的自觉的文化整合，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历史的选择中，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获得了新生，表现出不断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的特点。

苗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古代，苗族受尽了压迫，迁徙频繁，分布面广，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发展极不平衡，因而支系繁多，风俗殊异。通道侗族自治县大高坪苗族乡位于湘西南山区，全乡总面积4。5万亩，人口3033人。毗邻的乡镇中，除了团头乡逊冲村、独坡乡本土村(相隔40多公里)是同系同支的苗族外，其余乡镇如播阳﹑牙屯堡﹑独坡等居住的均为汉族或侗族。虽然苗族的主要聚居区是贵州和湘西，但是大高坪支系苗族在当今民族融合﹑民俗变迁的时代主题中很有代表性。本文拟通过对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大高坪苗族乡的情况作一个粗浅的分析，力求以点窥面，探寻苗族社会民俗文化嬗变的轨迹及原因。

一﹑苗族社会民俗文化的嬗变。

1﹑婚恋习俗和家庭观念。

在大高坪山区，苗族青年男女传统的社交活动，男方称之为“走寨”，女方称之为“坐寨”，即，晚上，小伙子们走村串寨，到姑娘家去玩，男女双方通过攀谈及对山歌，增进了解，交流感情。如果相互有意，则继续交往。爱情成熟，双方可以互赠定情物，然后各自通知家长，择定佳期，便可嫁娶。

近年来，青年男女社交方式更多样化。以前，“走寨”既是未婚青年寻找意中人的方式，也具有娱乐的成分，因此已婚男人也可以参加。现在，男青年“走寨”一般是有约而去，只与意中人交往，显得更简单直接。而且随着娱乐生活的丰富化，“走寨”的娱乐功能已经消失了，因此已婚男子也就不得参与“走寨”。另外，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青年男女也可通过书信、通讯工具来表情达意。甚至一些青年男女相约外出打工，在都市里相恋相守。

大高坪山区苗族社会至今保留着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新娘迎娶过来后，在婆家的四﹑六天里，不能与新郎同房，办了喜酒，男方即办礼将新娘送回，等第二年开春，娘家派人将新娘送来，夫妻才得以同房。“不落夫家”的习俗具有历史“活化石”的意义，是从妻居婚向夫居婚转变的残余，即母权制社会向父权制社会过渡留下的历史印痕。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高坪山区苗族家庭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涌现出族际婚。以前，大高坪苗族不但禁止同姓通婚，还禁止与外族通婚，甚至不与不同支系的苗族通婚，青年男女的婚恋面比较狭小，除了本乡范围以外，就是邻乡团头的逊冲村，最远的也只推及六十公里以外的广西自治区三江县一些同支系苗族村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保守的传统习惯以外，更有民族自卑感在作祟。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苗区的开放开发，人口迁徙增强，促进了大高坪苗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了解，出现了苗汉通婚﹑苗侗通婚的现象。其次，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苗族家庭一直具有浓厚的生育意识。仅大高坪苗族吴姓一支，如今有人口一千多人，户数百多家，这均系三百多年前的一户人家衍生而来。人口不断增加，土地相对减少，致使大高坪的人均水田面积仅为两分到六分不等。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现状的启迪，群众觉悟性逐步提高，多子多福的观念有了改变。讲究卫生﹑提倡科学﹑优生优育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最后，采用汉姓，名字简化。古时候，苗族没有姓氏，采用“父子连名制”(还有“母子连名”﹑“亲子连名”﹑“地名连名”等)。后来，苗族普遍采用汉姓，学习汉族建家祠﹑修家谱﹑定辈份。取学名一定要根据辈份，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是辈份，都是规定好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字是最后一个。取名字不得与人重复，特别忌讳袭用本房长辈用过的字，这样，可供选择的字寥寥无几。近年来，这种状况已被打破，许多人家给小孩取书名时，已不受辈份的约束，甚至出现了双字名。

2﹑穿着衣饰。

民族服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寄托着民族的共同的审美心理，具有“族徽”的作用。其样式的变化是区别内部不同支系的重要特征。按照服饰来区分，大高坪苗族主要是“青苗”，个别地方，如黄柏﹑地了则为“花苗”。这里，我们着重讲青苗。

大高坪苗族服饰古风犹存。妇女上着大襟右衽衣，开领处绣蓝﹑白﹑红三道彩条，象征着苗族历史上跨越“黄河”﹑“长江”﹑“平原”的迁徙路线，完成其壮丽辉煌的“精神还乡”。腰间束一根以青色调为主的彩带。婚前，下着长裤;婚后，下着百褶裙及彩色裹腿。头上包帕子，帕角绣有图案和花纹。年青小媳妇和姑娘们还喜欢佩戴银质耳环﹑项圈﹑手镯﹑戒指等首饰，全身银光闪闪，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男子的服装则简单得多，上着对襟衣，下着肥大便裤，头上扎帕子，没有任何花饰。

毛泽东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以上所述的服饰追求是与大高坪山区苗族社会长期存在的农业自然经济相适应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苗族的观念形态在不断发生改变。再加上，民族融合加强，服饰上的族徽作用渐渐淡化，对服装的穿着已不那么严格，服装改革的观点逐渐得以认同，服饰的流变速度逐步加快。

服装改革的焦点反映在苗族服饰的制作太过于费时耗工。从栽采棉花﹑纺纱做线到织布染色﹑裁剪缝制这整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做成一件衣服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女孩从四五岁开始便练习做针线活，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要受囿于织房机杼边。简便服装，比如省去百褶裙及裹腿而穿长裤，或直接购买市面上的现成服装已渐为妇女们所接受。这样，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苗家姐妹有了进校读书﹑入市经商的可能。从节约和实用的角度出发，佩戴银首饰的现象也已经完全消失。女装汉化首先为出过门见过世面的年青少女提倡，继而得到小媳妇中年妇女们效仿。估计，再过两三代人，在服装上的汉化将彻底完成。至于男装，与男子从事野外繁重体力活相适应，本来就追求简捷和轻便。再加上，男子活动范围大，与外界接触多，接受外界影响较妇女更多，所以男装的流变要比女装来得早来得快。早在解放前，男子就已经逐渐改穿汉装，改革开放后男子服装完全汉化。

3、民间信仰。

大高坪苗族的民间信仰主要有信鬼尚巫﹑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禁忌习俗等。清代吴有兰说：“苗人有‘做鬼之俗’，‘苗姓畏鬼’。”在大高坪苗语中，只有鬼没有神，即神鬼不分。认为鬼(含神)有善恶之分，“善鬼”可以替人驱灾避祸，故虔诚信仰和供祭;“恶鬼”则会带来疾病和灾殃，当驱除封杀。家庭不睦﹑小孩夜哭﹑疾病不祛或行事不顺等，均认为有鬼怪在作祟，经巫师占卜，确断是何方鬼怪附体，再摆席设祭，念动巫歌咒词，请动太上老君等天兵天将驱鬼除怪，从而避祸消灾。如灵魂已被恶鬼掳走，则还得由巫师“走阴”(即到阴间走一趟)班回。有趣的是，大高坪的巫医大部分都是当地的“赤脚医生”，既会使巫念咒又能打针抓药，既治心又治体，中西结合。如果说，解放前，“不以药治，而卜之于巫”的现象比较多的话，那么，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巫的地位已经被医所取代。先医后巫，不啻是药理治疗与精神治疗的结合，倒还很见效。

自然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保寨树”的崇拜。大高坪的村头寨尾一般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古老树木，以松树为主，兼有枫树﹑白腊树等，这就是“保寨树”(或称“风水树”)，被视之为“神”。这些树木就像营寨树起的“旗帜”，成为寨子的“标记”，是寨子的“灵魂”，是不允许砍伐的。

大高坪苗族还有崇拜巨石﹑木桥﹑水井﹑板凳等。每村寨都供奉有一面巨石称之为“岩妈妈”，每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或小孩生病患疾都要去烧香化纸供祭，把祭祀过“岩妈妈”的糯米或糍粑称为“岩妈饭”，吃了“岩妈饭”，整年会健康遂愿。每个小孩出生，取名一天，由父亲上山砍来杉条一根，选择一座桥搭架上去，并予以祭祀，从此，这座桥就成为该小孩的“粮桥”，从小到大到老。每年大年三十那天都要前来祭祀，并分吃祭祀品，以保安康。这座桥就成为自己一生的“亲属”，与自己的灵魂相关。

近年，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逐步提高，自然崇拜的观念逐渐淡薄，甚至出现了个别极端现象——砍伐“风水树”的现象，幸好得到及时制止。

4﹑乐舞﹑居住﹑饮食等。

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大高坪的苗歌保留下来的一般有年青人传情达爱的“山歌”(情歌)，中老年人做客或庆祝年节的“酒令歌”，以及母亲口中传唱的童谣。乐器以芦笙和箫笛﹑木叶最具代表性。先说木叶，吹木叶古称“啸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唐代杜佑《通典》载：“衔叶而啸，其声清震。”木叶声与山林相和，清悦婉转。芦笙更是苗族最重要的代表乐器之一。芦笙一般与舞蹈结合。有且吹且舞的单人舞﹑双人舞和多人舞，还有大型的“踩堂舞”(又称“踩芦笙”)。“芦笙响脚板痒”，“吹彻芦笙岁又终，鼓楼围坐话丰年。”可见芦笙在苗族生活中的重要性。相传中的铜鼓舞﹑木鼓舞等却早已在大高坪苗族中失传。年青一代乐跳交谊舞、蹦迪等，随着现代音像制品的传播，各种风靡全国的歌曲也能耳熟能详。

大高坪苗族的住宅为三层“干栏式”木制楼房，依山而建，俗称“吊脚楼”。下层一般用来圈养家畜禽，置放柴草杂物及耕耘农具。中层设堂屋厨房走廊等。上层设卧房粮仓等。近年来，在居住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由“人畜同居”到“人畜分居”，由大团寨聚族而居到小村落分散居住发展，甚至出现独门独户的居住现象。

在饮食方面也经历了一个“只要吃得饱”到“既要吃得饱，也要吃得好”的演变过程。解放前，大高坪苗族以食糯米为主，粳米次之，辅之以红薯﹑玉米和马铃薯等。主要因为糯稻适应山区的冷浸田，糯饭耐饥饿，便于上山劳作携带。所以，直到如今，用糯米做成的糍粑依旧是招待贵宾和馈赠亲友的礼品。上世纪80年代后，杂交水稻得到推广，由于产量高，味道香，适胃性好，很快取代糯稻的种植。人们食用糯米的热情也越来越淡薄。在菜食方面，有“苗不离酸”之说。以前生活困难，每年只是在过年时有猪杀。为了节约，便把肉腌起来，招待客人时才享用。而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年四季断不了新鲜肉吃，市场上随时有供应，酸菜腌肉也做得少了。再有，苗族嗜茶食，比如早饭或傍晚时都有煮茶泡饭吃的习惯，称“煮油茶”。

二﹑苗族社会民俗文化嬗变的原因

1、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必然深刻地冲击着民族的传统生活习俗。在苗族历史上，长期停滞于锄耕农业或粗放耕作的方式，“种一坡坡，收一箩箩”，劳动生产率极低。随着时代的进步，农具的改进，现代机械的出现，生产力的提高，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直接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改观，从而加速了人们吃穿住等物质生活习俗的演变。其次，由于经济的发展，认识水平的提高，引起了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从而导致生活习俗的改变。比如由喜“腌食”到“鲜食”的转变，糯米为主食退居副食的地位，由自制服饰到购买时装，由“人畜同居”到“人畜分居”等方面的变化，无不体现了上述的特点。

2﹑思想观念的革新。

改革开放，不仅给经济发展带来空前的活力，还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传统和保守发起了最猛烈的冲击。在改革开放之初，过惯了封闭安稳生活的苗族群众，曾经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把外来文化如喇叭裤﹑花衬衫等视作为洪水猛兽。随着民族文化交往的扩大，在新旧文化的冲突和意识转型的阵痛之后，他们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现代意识取代了保守思想，终于逐渐挣脱了民族旧传统文化的桎梏，民俗文化的革新观念终于顺应而生。

观念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利并举，打破平均主义。重义轻财一直是苗族社会的传统，并演化为“恶商鄙商”的观念。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人们形成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朴素平等观念，逐渐演变为平均主义思想，逢红白喜事，全房族甚至全寨男女老少一起去吃“大锅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们及时调整了价值取向，打破了轻商贱利和平均主义的观念。

其次，树立法制观念，理性意识增强。在大高坪苗族传统社会里，情义一直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虽然曾经出现过“榔规”这样的习惯法，但由于它是一种口立的不成文法，在苗族社会中的规范作用是很有限的，所以，律法文化是较为欠缺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普法力度的加强，依法办事的习惯逐渐形成。1987年对盗牛贼胡道坤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按当地习惯法处置，不外乎暴打一顿示众，全寨男女老少吃掉他家几百斤粮，杀掉他家的猪即了事;而法律裁定，除了赔偿钱财以外，还判处他劳教三年。重直觉，轻理性也是苗族社会的特点。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和直观的感觉，而缺乏对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探求。如万物有灵﹑祖先崇拜﹑从俗从众﹑谨守禁忌等心理或行为习惯。随着科学思想的深入推广，人们认识水平逐渐提高，理性思维得到了增强。如上所述的，在治病除疾方面，虽然还存在卜筮问卦弄神驱鬼的现象，但人们更愿意打针吃药，更愿意相信科学。

最后，矫正消费观念。大高坪苗族社会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但畸形消费现象却比较严重。“穿在银上，用在鬼上，吃在酒上”便是这种生活消费方式的生动概括。为了让女子出嫁时有一套象样的银饰，父母省吃俭用，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都用于此。由于神鬼观念浓厚，每户每年花在求巫祭鬼上面的费用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无酒不成席”，凡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祝寿贺岁，籍酒热闹，铺张浪费。以上种种，耗费了不太丰富的社会财富，制约了生产投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可喜的是，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女子出嫁已不再看重银器，鬼神迷信活动也逐渐减少。办酒方面，也学习汉族的方法，精减了人数，每户只派代表参加。逢新春佳节，盛行的“换酒”(挨家挨户轮流吃)习俗出现了减少的势头，至多本家的几户自己聚聚，再没有出现以前房族内或全寨“换吃”的场景。

3﹑求新求变，适应环境的民族素质。

苗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和拓荒史。由于战争失利等原因，有史以来，就从北方的黄河流域不断地向西南山区迁徙，先后曾参与开发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平原﹑“五陵”﹑“五溪”地区等，进而渗入大西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甚至，跨出国界，遍及世界。这样的经历，养成了苗族勤劳﹑勇敢﹑坚韧﹑善于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勇于开拓的民族气质。

据考，大高坪支系苗族于清朝初年从靖州三秋传入。三百多年来，大高坪由一片苍莽山林开垦成了具有两千多亩水田的福祉，由一两户人家繁衍成几千人的民族乡，确实是生命的奇迹。由于周边都散布着汉﹑侗等其他民族，大高坪苗族在对待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文化方面，一直都抱着开放的态度。在清代，就出过几个秀才。现在，大高坪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

人类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是超时空的，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都有赖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条件。苗族的社会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与苗族锄耕粗放型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较封闭保守的山地农耕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现代化的潮流席卷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取代，苗族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导致传统价值观的裂变和思想文化的深刻革命，必将引起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所以，苗族民俗文化的嬗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个拒绝接受其他先进民族的科学文化的民族是不会有发展的。党在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指出：“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大高坪苗族乡近年来民俗文化的革新，正体现了这一指导方针。综上所述，大高坪山区的苗族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转型。

本稿由湖南日报首席记者吴通清提供。我是自媒体人吴超群，一个为理想、为情怀努力奋斗的年轻人(QQ/微信：365530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