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执笔/李小飞刀

张彭春是谁?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杰,用中文对“五四精神”发表演讲,把五四与美国精神联系起来,故意决口不提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而把有美国留学经历的胡适突出出来,还重点提了一个人物——同样留过美的张彭春。

一番鼓捣之后,国内一些人应声而起,他们的主攻方向有两个:

波廷杰“开悟”了中国人,“五四精神”多年来被有意曲解了,张彭春才是真正的民族精英,波廷杰一个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所有中国人应该感到“汗颜”。

张彭春作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之一,之所以知名度低,是被故意“抹去”了,他证明中国人是可以对“普世价值”做出贡献的。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之一张彭春(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在一众对华舆论战的幕僚中,波廷杰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不太为公众熟知的人物,用美国人的话语做一番重新演绎,引发中国社会内部的对立。这是波廷杰比蓬佩奥们高明和新鲜的地方。

然而,这些人嘴里的,是真实的张彭春吗?

民族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国为解决《凡尔赛合约》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在巴黎和会上倍感羞辱,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社会,希望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争取向日本要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废除“二十一条”。

鉴于对北洋政府的不信任,除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参会外,民间也组织代表参与,一是帮助中国在美国社会制造影响;二是当“监军”,及时向国内传递消息,防止政府秘密出卖国家权益。

而天津地方推举出来的代表,就是张彭春。

张彭春出身于天津的一个商人世家,父亲酷爱曲艺,津门人称“琵琶张”,所以张自小对戏曲很感兴趣,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创者”,他是曹禺的领路人。

1910年,18岁的张彭春参加了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名列第十,同期的名人有赵元任、胡适、竺可桢。随后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业是文学和教育学。

硕士毕业后,张彭春回到南开学校任教,于1917-1918年任代理校长,1919年协助哥哥——大名鼎鼎的张伯苓筹办南开大学。

在南开期间,张彭春大力整顿校风,我们很多人小时候学过的,周恩来总理的座右铭:“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宜正,胸宜宽、背宜直;气度:勿傲、勿暴、勿怠;容颜:宜和、宜静、宜庄。”实际上是张彭春在南开学校修身班《学生之气质》讲演中首次提出的。

1919年当年,张彭春回到哥大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是说,不是主流话语有意忽略了五四中的张彭春,人家当时根本也没有身处其中。

不身处其中不代表没有“五四精神”,“五四”是什么,张彭春比波廷杰清楚得多,那就是救亡图存。

在美国期间,张组织了《木兰从军》这样的戏剧在华人中为国募捐。被国内选为民意代表后,他与华人各方代表接洽,携手进行维护权益的活动,并及时将会议的进展消息传递给国内。

当会议越来越不利于中方时,他感到督促已经无效,独自返回纽约,在各处进行演说,撰文宣传,制造舆论,表达中国人力争国权的意愿。

由于北洋政府一再退让,中国代表拖延时间、延误机会,张彭春心急如焚,他在给天津各团体的来电中说:

“华盛顿会议将不讨论二十一条,中国代表对于山东问题让步太多,在美督责无效。太平洋会议不久闭会,专使对不幸之调和已接受,逼迫北京是唯一的希望。”

在英美的“调停”及日本政府的“胁迫”下,近代外交权益失利的悲剧再次上演,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的意愿再次被无视,北京政府被迫接受山东问题会外交涉。1922年,太平洋会议签订了瓜分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

自己的努力和国人的愿望再次付之流水,张彭春痛彻心扉,他认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国耻,“中国仅得政治上名义之尊重,丧失经济实权,重要问题实未解决,请细差条约内容,勿为空名所感,并力图自决救亡。

“其最堪痛心者为山东问题之迁就解决,二十一条之搁置不理,关税之不得自主,租借之地不允退换,凡此关系我国存亡生命者,各国皆不退让,至关各国经济之利便,则大开中国门户,任列强自由竞争,群雄携手,行见中国不数年,即变为各国资本家之奴隶,夫政治亡国,尚且有形,经济亡国,XX无力。”

“忘我同胞,觉悟此危险,速谋自强,勿再倚人而自杀矣。”

波廷杰在他的演讲中吹大牛说,正是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下,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了山东。”

而狠狠打波廷杰脸的,正是他捧上天的张彭春。

预料到有人会曲解误会华盛顿会议的内幕,为了进一步说明华盛顿会议的内幕,张彭春撰写了《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之经过与其得失》,对各列强的算盘,尤其是美国的角色,讲得非常清楚

张记述说,美国召集会议目的是开放中国门户,倾销商品,为达到目的,必须打破英日在远东的同盟,减少军备消费,取消势力范围,保持国际协调。

而中国代表“其实起初胸无成竹,政府也未授予确定方针”,完全依赖美国顾问,并在美国人授意下提出十条原则,基本全部是虚头巴脑的空话。

尽管全国人民望眼欲穿,各团体呼号气竭,而代表却在美国人的掌控下避害就轻,隔靴搔痒,消磨时光。

而随后美国代表提出的四大纲,“简直讲,就是各国共同约定,和和气气的侵略中国,为达目的而维持其政府,俾作各国资本家之保障机关,此机关大家相约尊重其主权,以免各国自起冲突”。

“吾恐将此原则施之,其余人国中,任何一国,均将愤怒而以为耻辱,其国家人格者,然则吾中国无人格呼,然而中国代表并不以此为危险,为耻辱。”

历来,在国外国内自由主义者的话语中,对“五四运动”有句评价,是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声浪“很遗憾”的盖过了民主主义的启蒙,让中国人“错过了”实现民主的机会,今天的中国需要“再启蒙”。

而波廷杰眼中美国精神中国化的典范的张彭春,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张彭春深深痛心的,是国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希望国人“从今觉悟,立即奋起,不再偷安。其亦雪其耻乎。”

“国人果欲其国为一独立自主之国,此后须在山东问题,‘二十一条’、关税自主、南满蒙藏之领土权方面拼死力争。”

从今觉悟、拼死力争,张彭春眼里的“启蒙”,与那些“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启蒙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唤起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

而张彭春又是怎么看待有民族意识的老百姓呢?是义和团式的反智主义暴民吗?

1937年3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张彭春赴香港,在欧美同学会活动上讲演《华北情势》,他说,中国全国人民在最近二年中,尤其近三月内,民族意识大膨胀,自求生存,不再依赖他们,这种自信力之增长,增高吾国国际地位甚高。

看来,张彭春也是个“民族主义者”。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流的先进分子,没有一个不是“民族主义者”。

越过时代的人

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张彭春是以教育家的身份为人所知的。1923-1926年,张彭春任清华学堂教务长,并于1923年建议成立清华大学。1928-1929年张彭春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33-1934年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张彭春连夜化装逃离天津。随后被国民政府委派到英美宣传抗日,争取外援。从此从教育转向外交,先后任驻土耳其全权公使驻智利大使。

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召开,张彭春作为中国4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并提出创办“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案,该议案被大会采纳。

194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委员会,张彭春任副主席。

作为宣言的共同起草人,张彭春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

提出整体起草方案,为宣言定性。

在会议期间,各国就宣言的一些具体条款争执不下,比如,苏联希望“人类不分种族、国家”这一句中加入“财富”这个词,而英国坚决反对,张彭春居中做了许多协调工作,打破僵局并化解矛盾。

有些代表主张来源于上帝、本性或人性,张彭春坚持人权的普遍性,解决有关人权来源的论争。

把“仁爱”“忠恕”“善政”“和谐世界”“包容”“和而不同”等中国儒家思想融入宣言。

作为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者,张彭春的贡献得到了普遍认可,也为当时的知识精英界所认同。

《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们(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然而他为什么在中国不那么“火”呢,他被刻意“无视”“抹杀”了吗?

《张彭春——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建设——以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形成的贡献为视角》、《论张彭春与国际人权体系的建构》,国内有关张彭春个人及其贡献的学术论文很多,相关会议经常提及他或者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立着他的铜像。

没有人刻意“抹杀”张彭春。

张彭春之所以没那么“火”,一方面是因为他在1921-1949年这一段中国历史剧烈变动期,大多数时间不在国内。

另一方面,是他在人权方面所提出的见解,越过了时代。

1910年,斯坦福大学校长发表演讲,称人类历史今后将不再会有战争。

然而,整个20世纪,人类经历了残酷的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制造出可以毁灭自身文明的原子弹,随后又是半个世纪的冷战。

1945年,全世界只有50多个国家,1946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初建时,只有18个成员国,到1979年,扩大为43个,到1992年,才增至53个。

当张彭春在纽约起草宣言的时候,欧洲沦为“野蛮大陆”,人们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而亚非拉正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夜。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对斯坦福校长描绘的世界产生过憧憬和想象,一次大战结束后,人们喜悦地走上街头,拆毁八国联军所立的“克林德牌坊”,将其改建为“公理战胜牌坊”,移至社稷坛。

然而,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一次次被羞辱,打破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憧憬,中国人意识到,挣不了国权,就挣不了人权,中华民族不在国际上立起来,中国人的人权就立不起来。

《世界人权宣言》由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结果。(图片来自联合国网站)

这也正是张彭春所愤怒质问的,然则吾中国无人格呼——我们中国就没有人格,可以任凭欺辱的吗。

“包容”“和而不同”是伟大而极有意义的思想,而越过了当年时代。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回到波廷杰,这个人就比较搞笑了。

他在演讲中,把张彭春打造成了一个“公知”“良心犯”的形象,张彭春所谓“平民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立的。

张彭春在美国留过学,自然,“平民主义”的“爸爸”是美国。

然而本届内阁又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所有人都要拍特大统领的马屁,所以“平民主义”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波廷杰说,应该是“美国优先”!

这样,波廷杰的逻辑就变得七拐八绕了,“中国当下不需要民族主义,而需要平民主义”,而这种“平民主义”,又是向美国的民族主义价值皈依。

这种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逻辑太绕了,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不存在国家利益,不能也不应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必须在内部进行斗争。一句话,美国优先,中国不配优先,最好是做“五四”前那个在国际上没有能力的、内部分裂动乱的中国。

历史不是过去,是后人对过去有目的的讲述。

但另一方面,改编不是胡编,有心不等于黑心,说历史,首先要讲良知。

对那些有意把张彭春捧成“公知”的人,刀哥没什么好说的,出门左转,不送。

(本文参考《张彭春与太平洋会议时期的天津国民外交运动》、《张彭春_国民外交家和人权活动家》、《张彭春——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中国代表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论张彭春与国际人权体系的建构》等文章,特此感谢!)